#04 哲學，「成為一切，成為一切人的奴隸」| 黎子元
當代哲學的一個生死攸關的任務便是要重新贖回哲學思考的「普遍性」。
陳錦輝在《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的序中寫到：「然而，保羅至今仍然搖撼我們的地方，在於他不單要成為一切，且要成為一切人的奴隸。何以至此？竟然是為了贏得一切人的生命」。倘若當代哲學力圖將哲學思考的「普遍性」重新贖回，它或許就需要實踐保羅當年實踐過的歷程，像保羅一樣，首先成為一切人的「奴隸」，然後「贏得一切人的生命」、「為一切人贏回生命」。
就為了這「一切」，「普遍性」便註定成為當代哲學家們無法迴避的棘手問題。
當前，後現代意識形態盛行（宣揚去物質化，迷戀虛假多樣性，聲稱真理不可能，也就等於否認了哲學思考本身）。倘若「普遍性」問題得不到解決，哲學的可能性、必要性與合法性便無從確認，「當代哲學是為了一切同代人的哲學」這樣的哲學宣言也就顯得蒼白無力。在這個意義上，神學原典中記載的保羅事跡為當代哲學提供了邏輯圖式，保羅成了我們的同代人，保羅思想在當代成為可以被重新發掘的重要資源。
聖保羅這位基督教早期最有影響力的使徒之所以在當代激進的、具有鮮明反神學立場的哲學家的思想論述中「復活」，恰恰就在於這些當代哲學家們力圖通過對「保羅大馬色事件」的回溯，探討「革命性轉變」的發生條件：從基督徒迫害者到基督教早期最有影響力的傳教士，這一發生在保羅身上的轉變如何可能？保羅怎樣做到「活著就是基督」、「以耶穌的心為心」？他又以什麼方法在羅馬帝國傳揚福音，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以上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對普遍性的提問：是否有一種關於主體革命性轉變的普遍邏輯圖式——即主體化圖式？普遍性的「理念」是否可能？這種普遍理念如何能夠在一切人——包括那些原本不屬於該理念的信奉者的人們——身上傳播與顯現？社會變革理論若要獲得有力的邏輯支持，以上對於普遍性的提問就必須得到解答。
那麼，當代哲學家們如何回應普遍性的難題呢？如何建立一套嶄新的定義普遍性的邏輯架構呢？如果這種普遍性是可能的，那麼它就不應該是一種建基於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普遍性，即一種被預設為有效，從而擔保了整座形而上學大廈的普遍性，也不能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普遍性，即局限於歐洲文明自身經驗建立起來的，卻聲稱放諸四海皆準、無視文明差異的普遍性。
當代哲學家們的其中一種嘗試便是藉助對黑格爾「具體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概念的回溯與挪用來建立定義普遍性的邏輯架構。而「具體普遍性」這個概念恰恰建基於一個根本性的操作：分裂（split， scission）。
大概是受到拉岡的啟發，巴迪歐在《主體理論》第一部分便開宗明義：任何事物皆包含自身與自身的分裂。因此，任何「一」都已經是「二」。最根本的對立不是A和B的對立，而是A與自身的對立。這是巴迪歐通過發現黑格爾邏輯學隱藏了的「第一重分裂」作為邏輯學必要起點而得出的洞見。這種「原初的分裂」使得事物與自身產生了差別。齊澤克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差別》（Disparities）便是對這個關鍵課題的探討——他甚至宣稱「差別」是繼「否定性（negativity）」、「視差（parallax）」之後辯證唯物主義的又一個至關緊要的概念。
阿蘭．巴迪歐（trans. Bruno Bosteels），《主體理論》（Theory of the Subject），Bloomsbury Publishing，2009.
斯拉沃熱．齊澤克，《差別》（Disparities），Bloomsbury Publishing，2016.
具體普遍性不是以一種其實不合理的增補物（irrational surplus）為條件來建構一個合理的整全（rational totality）。比如說，西方人將「現代性」闡發為人類文明的普遍發展模式，通過將這套模式強加於非西方世界，使得非西方世界都成為了西方現代性的「種屬」或「部分」。於是，世界便成為一個整全，當中只剩下程度上的差別（高度現代、現代、不夠現代......）。
與這種普遍性不同，齊澤克指出，具體普遍性只有在某個例外處境中才能被通達，即只有當普遍性遭遇其「種屬」或「部分」不符合普遍性自身的規定，乃至普遍性之謂普遍遭到否認的時候，具體普遍性才能直接落實自身。例如在奴隸社會，「人」的普遍性只適用於所有自由人而不包括奴隸。奴隸起義作為一種例外狀態，恰恰是要去質問：奴隸是否屬於「人」，甚至更進一步，要去顛覆自由人的「普遍人性」。這裡，重要的議題不僅僅是為奴隸掙得能夠被包括在由自由人制定的「人」的概念之下，而毋寧是要使得作為「被排除物」的奴隸自身的屬性得以普遍化為人類整體的屬性。換句話說，由自由人制定的「人」的普遍性必須被撕裂、廢除。只有經過這項操作，「人」這個概念的具體普遍性才得以建立。
而保羅的傳道歷程則說明，只有通過揭露一切法政權的不義，才能彰顯彌賽亞的義；必須否定、廢除帝國頒佈的普遍律法——「大地之法 nomos」，上帝的律法才有望在人間建立。隨著大地之法步入終末，並且只有在終末的一刻，「世界才弔詭地變得完滿，成全自身」。如陳錦輝在書中所指出的，上帝律法的普遍性不可與nomos及法治所標榜的普遍性混為一談——後者只是一種政治覆蓋自上而下的、以法律條文形式構成的抽象的普遍性。自保羅的「否定政治神學」，當代哲學家們試圖重新發掘出一套支撐社會變革理論的邏輯架構。
同樣地，主體必須經歷一次自身與自身的分裂，才能完成革命性轉變，必須以自身與自身的差別為條件——即A總不是完全的A，必然存在著缺口，A實現自我整全的目標必然失敗，所以必須恆久地運動下去——才能通達具體普遍性。這在保羅蒙召的時刻也得到了印證。在大馬色的路上，上帝毫無預兆地突然向保羅顯聖。經歷這個例外事件，他受到上帝的呼召，醒悟自身的不完整，於是與此前的自我分裂，投入基督的真理，轉變為忠誠的使徒。保羅的轉變，或者說主體化，正正彰顯了基督真理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必須與一般所謂「真理」的抽象普遍性相區別。
陳錦輝寫道：「保羅令當代重新經歷了一種『原初』或『本源』的分裂」。就在這原初的分裂，自身與自身之間的切口處，當代哲學遭遇了重新贖回普遍性的契機，開啟了一場要再次宣稱哲學必須「成為一切」的偉大冒險。
如果基督帶着為眾生背負原罪的心，被架上十字架，而保羅以基督的心為心，甘願成為一切人的奴隸，只為救贖更多的人，那麼從聖徒歷程獲得「啟示」的當代哲學，也不惜成為一切同代人的奴隸，只為了替一切同代人贏回生命。
延伸閱讀：
Alain Badiou, trans. Ray Brassier, 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