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設倫理學，以及莫爾的開放問題論證

哲學家玩這種團康遊戲的方式，大致上有兩種。第一種比較直接了當：他們跳下場去，爭論哪個行為應該放進哪個籃子。你可以想像，某個義務論參賽者認為（A）應該放在「對」；（B）應該放在「錯」，而如果在獲得額外資訊之前，（C）可以放進「中立」（「中立」只是方便的措辭。事實上這個標籤應該包括「與道德無關」、「道德上可允許」等類別）。這個人會跟同屬義務論但理論內容不一樣的康德陷入爭論，因為康德認為（C）跟（B）應該要去同一個地方。旁邊的快樂主義者直到現在都還在端詳他檢起的第一個行為，因為他算數沒那麼快。

在這個遊戲裡，對於行為該如何在道德上分類，各種流派的倫理學家有意見衝突，因為他們對怎樣的行為才對有不同想法，而這些不同的想法最終源自他們的道德理論不同。

在上述這種「行為分類大賽」之外，哲學家還有第二種玩這個遊戲的方式，想像這個情況：有些哲學家站在一旁看著其他人把行為放進各種籃子，並且問自己這個問題：

當我眼前這些人「把某個特定的行為放進某個特定的籃子」，這到底代表什麼？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個問題很好回答。例如，如果快樂主義者（經過冗長的計算後）決定把他手上的行為放進「對」的籃子，他大概會跟你說，這代表那個行為，比起行為者當初擁有的所有其它行為選項，都更能增加總體人類的快樂。接著，只要他進一步描述什麼是「快樂」（例如，某種理論上可測量的心理狀態），就可以很容易說明，「對」其實是種客觀存在的事實。

當然，就算同意快樂主義者對「快樂是什麼」的判斷，其它義務論者也不見得會同意他的分類法，因為義務論者不用快樂來替行為分對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義務論者和快樂主義者對行為的道德分類意見不合，並不代表他們的想法毫無共通點。

例如說，如果你訪問義務論者康德，他為什麼決定把某個行為放進「對」，（根據某種對於康德的詮釋，）他會回答說，這是因為這個行為，是人經過「理想的理性思慮」後會選擇的行為。只要你能客觀定義什麼是「理想的理性思慮」，那麼，一個行為是否出於理想的理性思慮，就是客觀事實。換句話說，義務論者康德雖然不像快樂主義者使用快樂來分類行為，但他跟快樂主義者至少有一個共通點：相信當我們說某個行為道德或不道德，我們是在試圖描述關於行為的客觀事實，換句話說，他們都同意道德判斷是關於事實的判斷。

有些哲學家不認為道德判斷是關於事實的判斷，例如表達論者（expressivists）就認為道德判斷只是在表達自己的情感，或者表達自己贊同或反對某些事情的態度。根據這種說法，不要說表達事實了，道德判斷其實連「判斷」都稱不上，反而比較接近打招呼、詛咒這類語言活動。

在倫理學理，玩第一種遊戲「行為分類大賽」的哲學家涉及的是「規範倫理學」（normative ethics）的爭論：

怎樣的行為才對？

而後面這第二種遊戲，則被歸類為「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後設論理學不直接處理行為的對錯分類，而是退後一步問：

說一個行為是對的（或錯的），這到底是什麼意思？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我們到底在幹嘛？

以前述兩群人來說，他們分別會回答：

快樂主義者：當我們說一個行為是對的（或錯的），我們是在描述關於此行為的事實。表達論者：當我們說一個行為是對的（或錯的），我們是在表達關於行為的情感。
 

學術上，快樂主義者這類的主張被歸類在「道德實在論」（moral realism）底下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意思是道德判斷試圖描述事實，而且是科學可描述的自然事實（例如人的慾望及其滿足）。而表達論者這類的主張，不意外地，屬於「道德反實在論」（moral anti-realism），意思是道德判斷並不是試圖描述事實的判斷，而是其它東西。

實在論和反實在論各有任務。例如，反實在論需要說明，如果道德判斷不是關於事實，也無法藉由確認事實來仲裁道德衝突（有些批評者甚至認為，像表達論這樣的反實在論連承認嚴格意義的「道德衝突」的存在都有困難，因為「情感表達」沒有真假值，無法產生衝突。不過這是另一個故事了。），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道德意見不合的社會。相對地，實在論則努力證明說，自己宣稱的那些特定種類的事實，真的是我們在談道德的時候在談的東西，例如快樂主義者，就必須證明「對」就是「促進最大快樂」。

雖然寫到這有點晚了，不過這就是莫爾（G. E. Moore）出場的時候。這位劍橋大學的哲學家最有名的地方，是對那些主張包括「對」在內的道德概念可以化約到自然事實的學派，提出一個明確挑戰。有好一段時間，這個挑戰成為研究道德基礎的學者最熱烈討論的主題之一。

一般來說大家都會同意，當我們主張某個道德詞彙談論的就是某種自然事實，那麼，它們之間會有一種必然的關係。就像「單身漢」就是「沒結婚的男人」一樣，快樂主義必須證明「對的」就是「能促進最大快樂的」。對於這類說法，莫爾提出的挑戰說來簡單，他建議我們考慮這個問題：

Q. 「對的」一定是「能促進最大快樂的」嗎？

你可能會覺得：這沒什麼啊，這本來就是對方必須回答的問題，不是嗎？確實，不過困難的地方是，莫爾指出說，假若前述快樂主義為真，反而表示（Q）根本沒有回答的價值，因為這樣一來，「對的就是能促進最大快樂的」會是一個根據定義為真的句子，就像「單身漢就是結婚的男人」一樣。如果一個句子根據定義為真，你還問它是否為真，你問的就是一個明知故問的蠢問題，例如：

單身漢一定是男的嗎？

你一定是你長輩的晚輩嗎？

（Q）顯然不是明知故問的蠢問題，而是有討論空間的「開放問題」（open-question），這也是為什麼快樂主義者需要建構論證來回答它。諷刺的是，根據莫爾的說法，快樂主義者的努力反而證明了他們的理論是錯的：若你需要舉證，才能說明「對」就是「促進最大快樂」，表示「對」根本就不是「促進最大快樂」。不只快樂主義，莫爾進一步指出，任何試圖將道德概念化約到自然事實概念的說法，都沒辦法生產出這種明知故問的蠢問題。因此，莫爾主張任何這種嘗試都註定失敗，並將這種失敗稱為「自然主義的謬誤」（naturalistic fall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