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專訪(下):真理寓於語言之中,若忽視這點就做不好哲學

撰文:01哲學團隊
出版:更新:

真理寓於語言之中,一個哲學家如果忽視這一點,就做不好哲學。

訪問者(下稱AG):安東尼奧·諾裡奧(Antonio Gnolio),義大利《共和國報》(La Repubblica)記者。


受訪者(下稱 GA):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以其探討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和牲人(homo sacer)的著作聞名。

 

承接上文

與卡爾維諾說義大利文化

 

AG:你在旅居巴黎期間經常與卡爾維諾會面。你與他的關係是怎樣的?你如何看待他的「啟示性的幾何學」(illuminating geometries)的觀點?

GA:除了卡爾維諾,我還必須提到克勞迪爾·盧高菲奧裡(Claudio Rugafiori)的名字。在巴黎時我常與這兩個人會面,我們一起工作,計劃合辦一本刊物,不過這計劃從未實現。我們嘗試定義我們所謂的「義大利範疇」(Italian categories)——能夠定義義大利文化框架的幾組概念:「建築/漫遊」、「悲劇/喜劇」、「高速/靈活」——最後一組概念卡爾維諾在《美國講稿》(American Lessons)有提及。伊塔洛(卡爾維諾的名字)和克勞迪爾對這些概念的思考令我感到驚歎。

AG:為何讓你感到驚歎?

GA:因為在他們代表兩種形式的純粹的類比思考(analogical thought),能夠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發現相似性和對應性。我們的文化日漸把類比這一知識形式推向邊緣。我相信卡爾維諾的幾何學和科學概念是正確的。他的概念更像是一種不同尋常的類比式的想像,一次又一次,他在某種闡釋驅力的推動下重新繪製文學知識的地形。

 

打斷帕索里尼《馬太福音》的拍攝

 

AG:在我們的談話剛開始的時候,你提到與艾爾莎·莫蘭黛的友情。與這個性格複雜的女性,你擁有怎樣的關係?

GA:認識艾爾莎,與她成為朋友,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卡爾維諾曾經告訴我,要結交艾爾莎唯有通過狂熱崇拜。這話也許是對的,條件是我們說明這一崇拜的對象不是艾爾莎,而是其他的神——從蘭波到西蒙娜·薇依,從莫扎特到斯賓諾莎——這些她深入研究並且熱情地與朋友分享的神。關於這些人,艾爾莎知識淵博,知識淵博到令人發指。我相信,她對詩歌和真理毫不妥協的熱情感染了當時還是個小夥子的我。自那以後,我便認為文學和哲學是不可分割的。

AG:我知道你通過莫蘭黛結識了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你是參演《馬太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的那一小部分人之一。對於那次經歷,你還有什麼印象嗎?

GA:我記得《馬太福音》極快的拍攝節奏。帕索里尼幾乎不會重拍任何一個場景,所有人都隨心所欲地說話和移動。我覺得這是他在最自然的狀態下拍攝的一部作品,他從未自稱這部作品是現實主義風格的。拍攝中唯一一次長時間停頓是我的錯:在最後的晚餐一幕中,我面前的桌子上擺放著發酵過的巨型麵包,我不得不提醒皮耶·保羅(帕索里尼的名字),在逾越節(譯者注:猶太教節日,又稱無酵節)上,麵包必須是未經發酵的。

 

在普羅旺斯師從海德格

 

AG:你也提到你與海德格的相遇,你先後在1966年和1968年參加他在勒托爾舉辦的討論班。這些會面給你留下了什麼?

GA:與海德格的相遇,就像與班雅明的相遇,從未結束。在我的記憶中,它已經融入普羅旺斯的自然風光中,當時的普羅旺斯還未遭到旅遊業的入侵。討論班在上午舉行,就在我們下榻的小旅館的花園中,偶爾,當我們去附近遠足時就在鄉村小屋裡舉行。第一年我們只有五個人,在討論班之外,我們會一起進餐,我會趁機把那些我最好奇的問題拋給海德格:他是否讀過卡夫卡,他是否認識班雅明。但這些只是傳聞而已。

AG:你怎麼看待最近出版的所謂的「黑色筆記」所引起的爭議?

GA:這些爭議都是因為誤解了「反猶太主義」的定義和用法。當前,這個詞指的就是迫害和滅絕猶太民族。假如一個人所持的觀點與上述現象無關,我們就不應該用這個詞來形容他,即便他對猶太人有錯誤的認識。可是我們一直在這樣做,對海德格,也對其他人。如果任何針對猶太教的批評,哪怕只是在日記中,都會被扣上反猶太主義的帽子,那麼這就等於在語言的層面上將猶太教排除在外。

 

哲學家和詩人必須捍衛語言

 

AG:語文學(philology)是你的一個主要的研究興趣。你是如何進行語言學研究的?

GA:語文學一直是我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不止是因為我想從技術角度研究語文學——我打算用這種方法重構班雅明論述波特萊爾的書,及編輯卡普羅尼的遺作——更是因為語文學和哲學,愛文字和愛真理,是無論如何都分不開的。真理寓於語言之中,一個哲學家如果忽視這一點,就做不好哲學。哲學家,和詩人一樣,首先是語言的捍衛者,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任務,尤其是在我們的時代,這個嘗試用各種方式模糊和扭曲文字意義的時代。

(文章譯自Religious Theory,原題為Philosophy As Interdisciplinary Intensity –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Antonio Gnolio/Ido Govrin,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