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多洛夫：比起善的抽象概念，我偏愛平凡的善行 (02/08)

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法籍保加利亞裔文學理論家、思想史學家，昨日（星期二）在巴黎逝世，享年77歲。他在一生書寫的近二十本著作中曾廣泛探討虛構作品中的幻想、殖民主義的道德後果、狂熱主義、大屠殺等主題。

《一千零一夜》中的結構主義

托多洛夫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學生。1970年代，他由於在結構主義領域的研究而聲名顯赫。結構主義是在文化人類學影響下而發展起來的一種詮釋方法，它關注觀念與行為中反復出現的模式。

他將自己對故事講述的規範步驟的研究集結成書，在1973年出版，題為《幻想：結構主義視角下的文學流派》（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其中，他檢視了基於幻想的文學作品的結構特徵，比如《一千零一夜》和卡夫卡的《變形記》。

托多洛夫的近作包括本傑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盧梭和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思想傳記；他還編寫了俄羅斯詩人茨維塔耶娃（茨維塔耶娃）的自傳，根據她留下的信件、筆記和日記。

在他我對立中尋找共情

他對歷史上的道德危機時期尤其感興趣。在1985年出版的《征服美洲：他者的問題》（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一書中，他總結說，原始人不同於歐洲人，他們沒有「他者」的概念，當敵人操縱他們對現實的感知，攪亂他們的計劃和推理時，他們無力作出抵抗。

在1989年的《論人類的多樣性》（On Human Diversity）一書中，他研究了歷史上法國作家對「他者」的看法，他藉此向我們闡釋為何普世價值和尊重文化多樣性是重要的。

「他幫助我從另一種角度看待世界，跳出一貫的『他們和我們』的框框」，法國無國界醫生的前任主席，托多洛夫的老友羅尼．布勞曼（Rony Brauman）在一次電話採訪中說道。「他的思想非常開放，總是能夠看到表象之外的東西，以至於極大的罪惡也不能催眠他，他總是在尋找共情。無論是他的作品還是他本人都透露出這種令人動容的善良和善意。」

試圖將善強加給他者是一種惡

他在2003年出版了《新世界的失序：一個歐洲人的反思》（The New World Disorder: Reflections of a European），這本書寫於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夕。當時，法國和德國政府以及大批歐洲人都反對美國人的做法，托多洛夫在書中敦促歐洲放棄「和平主義和被動」的立場。他告訴《紐約時報》，「我們潛在的敵人不再處於歐洲內部。我們必須聯合起來，共同抵禦這些來自外部的敵人。」

不過，他並不認為外來移民對歐洲造成威脅。在2009年的《對野蠻人的恐懼：在文明的分裂以外》（Fear of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寫道：「我們可以要求一個國家的新成員尊重當地的法律和社會規範，但不能要求他們熱愛這個新國家：公共責任和個人感受、價值和傳統不屬於同一個範疇。只有極權社會才把愛祖國變為一條律則。」

托多洛夫在去年12月接受法國《世界報》的訪問，他詳細闡明了他眼中法國社會正面臨的雙重挑戰：恐怖主義和政府當局的過度反應。他形容這兩者是「互補的敵人」（complementary enemies），這亦是他非常敬重的人類學家潔曼．緹昂（Germaine Tillion）的一本書的名字。

在《世界報》的訪問中，托多洛夫表示他總是懷疑善的概念，而偏愛平凡的善意和善行。他講到蘇聯小說家瓦西裡．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二戰題材的名著《生活與命運》（Life and Fate）的作者，「對他來說，惡多數時候來源於那些試圖將善強加給他人的一方。」

從保加利亞到巴黎

托多洛夫於1939年3月1日生於保加利亞的首都索菲亞，父親是大學教授，母親是圖書管理員。當時的保加利亞處於共產黨獨裁者吉夫柯夫（Todor Zhivkov）的統治之下。他在索菲亞大學完成本科，之後，就像他的同代人——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一樣，他離開保加利亞前往巴黎繼續深造。

托多洛夫移居巴黎時24歲，他的成長經歷使他形成一種對政府的直覺式的懷疑，這種懷疑直到1989年鐵幕落下之後才逐漸平息。

「曾經，我不信任政府捍衛的任何東西，或是公共領域的任何東西，」托多洛夫告訴《世界報》。不過他補充說，「在柏林牆被推倒後，我心中的一座小牆也瓦解了。我感到不再受制於童年和青年時期在極權社會中的生活經歷。」

1966年，托多洛夫在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他的導師是巴特。1968年，他開始在法國科技研究中心任教。1983年，他協助建立了法國藝術與語言研究中心，邀請前兩所研究院的一些學者加入。

「他一向不喜歡作出膚淺的評論，或者在事件發生後立即回應，」French magazine Books的創辦者奧利維爾．博斯特爾—維奈（Olivier Postel-Vinay）在追憶托多洛夫時說，「他曾經在Books開設專欄，每月出一篇文章。我記得這樣的節奏令他倍感壓力。他需要更多時間思考。如今，媒體和電視上的分析和評論日益變得膚淺，這令他感到憂心。」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原標題為《Tzvetan Todorov, Literary Theorist and Historian of Evil, Dies at 77》，原作者為SEWELL CHAN，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