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文主義說起：紀念齊格蒙．包曼
人天生就會思考，思考是行動的前提，當思考被啟動，那麼行動就會被推動，而不合作也就成了可能。在包曼看來，要解決現代社會的危機，最終要依賴的還是人本身。
編者按：齊格蒙．包曼，在其自身經歷的影響下開始了對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詳實而深入的研究，並揭露出存在其中的陷阱與雷區，和由此而導致的巨大悲劇；鮑曼晚年反復提醒人們不要遺忘歷史，並且在這個「液態世界」中能保持住自己，而不會隨波逐流，重蹈歷史覆轍……
「能說的都是說得清楚的，說不清楚，那就閉嘴。」
—— 齊格蒙．包曼（資料圖片）
當我們說一名學者是人文主義者的時候，通常會說這名學者對現實有著強烈的體驗，對於人性的優缺點有著敏銳的洞察，以及對大時代下的個體命運有著深切的關照。正因為此，人文主義學者往往會顯露出某種「生命的悲劇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我願意把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稱為人文主義學者。
齊格蒙．包曼，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之一，於剛剛過去的1月9日辭世。但是，他留給我們的時代命題將不會隨著他的離去而消失。
不合時宜的思考
與髮型上相似的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一樣，齊格蒙．包曼也對自身所處的時代充滿著各種不信任。在他眼裡，現代社會本質上就是一種嚴格的官僚體系，它在鼓勵人的原子化傾向。而包曼終身思考的是，怎樣才能抵抗住這樣的原子化傾向？
原子化的個人只會理性地考慮自己，計算自己的所得。當個體被嵌入現代社會的體系後，就會進入無止境的異化階段，最終淪為一顆毫無知覺的螺絲釘。在生活場景中喪失思考能力的個體只能從事消極的服從工作。除了履行某些必要的功能，人變得一無是處。
在自己的作品裡，包曼就對這樣一種人之存在狀態表達了持久的焦慮。
當然，包曼的焦慮感來源非常複雜，這與他作為猶太裔波蘭人的經歷有關。
沒人告訴他，生存之外的命運
猶太人，天生就背負著被排擠的命運。猶太音樂家古斯塔夫．馬勒就曾稱自己是「三重身份的流亡者」：在德意志我是波希米亞人，在波希米亞我是日耳曼人，在全世界我是猶太人。猶太人從來沒有家，所以無論走到哪裡，都只能落地為家。在海德格看來，這是沒有「根」的表現，沒有根就沒有意義。猶太人沒有根，所以猶太人沒有意義，沒有意義就不該存在，所以猶太人亟待被銷毀。
即便是到1948年，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建都立國之後，這個民族依舊擺脫不了其命運的抗爭性。在過去的六十多年裡，以色列和周邊國家的軍事衝突從未消停過。僅有的幾次和談最後導致的結果卻是和談者慘遭暗殺的下場。或許，只有對「誰是朋友，誰是敵人」這樣施米特式的第一命題進行確認才能延續一個民族的生命。
同時，波蘭人的身份也注定了包曼必須面對對顛沛流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雖身處德國與蘇聯之間，但是德蘇兩國都沒把波蘭當作一回事。在兩個強國的眼裡，波蘭不過是塊魚肉，還可以作為各自保護屏障或緩沖地帶。德蘇兩國暗自簽訂秘密協議，瓜分波蘭。 1939年9月1日，德國空襲波蘭城鎮維隆，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儘管波蘭人民堅持抗戰，軍隊驍勇，但是不足一月，華沙就被德軍攻佔。為了躲避德軍，包曼全家遷往蘇聯。
在另一面，斯太林也派兵入侵波蘭。次年春，貝利亞經斯太林批准，命由其掌管的蘇聯秘密警察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對波蘭軍官、知識分子等實施了有組織的大屠殺。這一慘案的歷史經過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被解密公開。 1943年，才18歲的包曼就參加了在蘇聯的波蘭軍隊。不知身處歷史幽暗地帶的包曼會作何感想？我不敢猜，也無法猜，因為我不曾體驗。
2007年波蘭大導演安傑伊．瓦伊達拍攝電影《卡廷慘案》，展現這一真實慘案。 （資料圖片）
這一系列經歷都會讓包曼意識到時代潮流的不可抗拒性以及在浪潮面前，個人會必然暴露出來的脆弱性。但即便如此，包曼依舊在一生中保持著極度的克制與審慎。
1945年，包曼被授予十字勳章並榮陞為上校軍銜，但是在1950年代卻因對父親的猶太復國主義不滿被撤銷了職務。他不願意受情緒而動，不願因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而選擇所謂的猶太立場。包曼思考人的處境，但他不願把問題簡單地歸結為善惡之爭、對錯之分，而是將其置於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考察。
他似乎在向我們暗示，我們所遭受的乃是現代社會所賦予我們的命運。
理性的終極必然是滅絕？
在他最重要也是最具爭議的作品《現代性與大屠殺》中就貫穿了這樣一種認識。
毋庸置疑，大屠殺是一種惡，甚至是一種至惡。然而，不同於過去的大屠殺，納粹的大屠殺作為一項系統化的工程，其實現必須經歷一個從設計到佈局至最終執行這樣一個連續過程。這樣的系統性工程，絕非靠幾個邪惡之人商量一下、謀劃一下就能實現的，它需要一個理性的頂層規劃。
納粹集中營中穿條形睡衣的孩子（資料圖片）
在包曼看來這裡的理性就是現代社會所確立的核心價值，而這種理性機制也就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理性機制下大屠殺一旦被啟動，那麼整個過程就會像經歷絞肉機一般，停不下來。
作為個體，我們既擺脫不了社會，也擺脫不了這樣的厄運。
一項大工程由無數件小程序構成，集體共同協作完成整項，而每一個個體都僅被分配至完成一個小程序。每個人的任務細微到只不過是開啟一個開關或關閉一道閘門。任務太過細微往往使人看不到全局，他們做的無非就是接受指令以及執行指令。也正因為此似乎每個人都可以推卸責任，他們既不願也無必要對整個事件的惡果承擔責任。
可是不是每一個個體都會選擇服從。和漢娜．鄂蘭一樣，包曼也寄希望於個體的抗爭。這種對於抗爭的指望不是某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某種信仰，因為歷史中確實發生過不少抗爭的案例。作為一個環環相扣的工程，只要中途有一截鏈條被切斷，那麼整個事件就可以在頃刻之間消停下來。
包曼指望的不是抽象的集體抗爭，而是具體的「公民不合作」。
人天生就會思考，思考是行動的前提，當思考被啟動，那麼行動就會被推動，而不合作也就成了可能。在包曼看來，要解決現代社會的危機，最終要依賴的還是人本身。這種人是柏拉圖意義上的公民，尼采意義上的超人，法國後德雷福斯事件傳統中的知識分子，包曼所謂的「真正的人」。
對於個人的原子化傾向，包曼開出的最終藥方是：尋找或培養這樣一種人，即以自身之力抵抗時代的思考者。
（本文轉載自「微思客WeThinker」傳媒（微信公號wethinker2016），網站地址www.wethinker.com；標題及小標為編輯所擬，原作者為陶力行，原文鏈接：https://wethinker.com/2017/01/26/12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