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女的資格》｜「為什麼男人不多做一點？」家務分配與性別主義

文｜凱特・曼恩（Kate Manne）

「男人就覺得他們有資格享受我們的勞動。」《所有的憤怒：母親、父親，及平等伴侶關係的神話》（All the Rage: Mothers, Fathers, and the Myth of Equal Partnership）一書的作者達西・洛克曼（Darcy Lockman）寫道，「這種資格感的光芒如此耀眼」，它也對許多異性戀家庭投下了綿長的陰影：擁有男性伴侶的母親承擔了遠超出合理範圍的育兒和家務工作。

女人的「第二輪班」（second shift）數十年來不曾略為動搖；社會學家亞莉・羅素・霍希爾德（Arile Russell Hochschild）於一九八○年代晚期提出這個概念，描述女人每年多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進行「家庭」工作。

這幅家庭內家務不平等的慘澹圖像可能令人驚訝。在描繪當代異性戀伴侶關係時，這種為家庭付出的現代父親形象隨處可見，但，很不幸，它卻是誤導人的。儘管從一九八○年到二○○○年間，美國男人分擔育兒責任的程度確實有所增加（伴隨著女人的勞動參與率大幅提升），但在二○○○年後卻陷入了停滯。在一份針對今日國內情況的代表性研究中，社會學家吉兒・亞佛斯奇（Jill Yavorsky）、克萊兒・坎普・達許（Claire Kamp Dush），與莎拉・薛普－蘇利文（Sarah Schoppe-Sullivan）發現，當雙方都有全職工作（每週工時大約為四十小時）的男女伴侶成為新手爸媽時，男人在家中的工作量大約增加十小時，但與此同時，女人的工作量則增加了約二十小時，因此，母親角色必須承擔比父親角色加倍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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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父親們在這些情境裡真正承擔的新工作中，有許多是與孩子互動這類相對「有趣」的任務─例如和嬰兒玩；父親平均每週花四個小時做這件事，但同時，也就減少了五個小時的做家事時間。母親每週做家事的時間只有減少一個小時，卻增加了大約二十一小時的育兒勞動時間，其中包括十五個小時的身體照護─例如換尿布和為嬰兒洗澡。而在與嬰兒的互動方面，母親也依舊做得更多，每週平均六小時。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和美國勞動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所蒐集的時間使用日記統計資料也呈現出類似的情況。在二○○○年時，他們發現，全職母親承擔了家中三分之二的育兒責任，而男性伴侶則負責餘下的三分之一；再一次，女人做了雙倍的工作，且令人困擾的是，在過去二十年間，這些數字一直保持穩定不變。

樂施會（Oxfam）於二○一八年發表的報告顯示，就全球整體情況來看，女人從事無償照護工作和家務勞動多出男性一倍，而這在統計數字上仍處於低端。在世界各地，女人平均承擔了比起男性伴侶多出二到十倍這類工作，而這些工作的每年全球產值估計約為十兆美金。

根據現況，男人和女人若要在育兒工作上達到平等，需要花費的時間預計介於七十五年（由父職倡議團體「男人在乎」〔MenCare〕估算）和兩百年這個更令人憂鬱的數字之間（由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提出）。不過，研究顯示，在某種情境之下，男人和女人間的家務分工仍有可能趨近平等，那就是當她擁有全職工作，但他卻處於待業中時。然而，就算如此，此處的關鍵字仍是趨近，她還是會做得多一些。即使在據稱眾人皆平等的美國社會脈絡之下，平等仍難以企及。

但真要說的話，時間使用研究裡所描繪出來的男性家事參與情況，可能還太過美好。「我對我們從時間使用日記中得到的資料抱持懷疑，」坎普對洛克曼說，「當我們檢視一對伴侶在同一天內的情況時，發現了不同的結果模型，顯示出男人甚至做得更少。」與此一致的現象是，男人看來會高估自己對共同家務工作的貢獻程度。《經濟學人》（Economist）近期針對八個西方國家的父母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四十六的父親認為自己是付出等量的家長，但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母親同意他們對自己的評價。當然，這或許是女人在時間使用日記裡少報了伴侶的貢獻，而不是男人多報，但社會科學家認為這不太可能。社會學家史考特・柯川（Scott Coltrane）指出：

基於共享家庭工作所擁有的潛在好處、女人的勞動參與快速增加，以及婚姻中的平等理念獲得愈來愈多大眾支持，許多人⋯⋯預測家務勞動的分工會變得愈來愈性別中立。但儘管如此，研究⋯⋯卻似乎不太支持這個說法。這為研究者迎來一個重大的、尚未有答覆的問題：「為什麼男人不多做一點？」

男人為什麼沒有多做，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不以為意─一種存心的，且相對幸福的無知狀態。坎普・達許在評論她自身研究時寫道：

有趣的是，新手爸爸似乎沒有覺察到他們並未跟上伴侶增加的工作量。當我們提問時，男人和女人都認為，在成為父母後，他們每週都各自多出超過三十個小時的總工作時數。但我們手上那份更精確的時間日記則說出了一個不同的故事，亦即親職為女人增加的工作量比男人多出許多。

在如此情況下，另一個男人不多做的原因則是，去要求他們盡到本分，此事本身便已是某種形式的勞動。

在《所有的憤怒》一書開頭，達西・洛克曼回憶了一樁事件，那是促使她撰寫本書的原因之一。她向丈夫喬治要求在母親節當天有個短暫的休假，請他帶兩個女兒去看他的母親，給洛克曼一個罕有的機會，可以有一些屬於自己的時間。這個心照不宣的約定包括了喬治要負責幫孩子打包行李，而這是他打從他倆的長女出生以來的六年半間，第一次做這件事。洛克曼回想起當他詢問她自己有沒有可能忘記了什麼時，她感到多麼沮喪，並且難以平和鎮靜地回覆。但很快，內疚感就生效了。她寫道：

我肩上的惡魔─那是一陣已經被內化了幾十年的白噪音，一個關於女人、女人的責任，和她們相對地位的聲音─慫恿著我：你這樣對他不公平。他畢竟已經要帶她們出去了，你只要隨便丟幾樣東西進去行李箱就好。這只是個在外面過一晚的旅行，這只會花你三十秒，有什麼該死的大不了？我拿了iPad和幾樣玩具，把它們放到行李袋裡，作為對魔鬼的奉獻，也是我對丈夫的奉獻。對於他，我尤其只希望能以公平相待，再無其他。

這段內心對話刻劃出情緒勞動經常造成的複雜代價。情緒勞動有許多內涵，尤其包括了那些太常落在女人頭上的追蹤和預期工作：知道哪樣東西在哪兒、誰需要什麼、購物清單、家庭預算、家人的行事曆等等，更別提還有打包無盡的行李，從尿布包到行李箱都是。（在洛克曼拒絕提供更進一步的協助之後，她的丈夫忘記帶女兒們的睡衣，她們最後穿著泳衣睡覺。）

如今所有這些形式的工作都被含括在情緒勞動的標題之下，已經算是相當標準的作法；在近期一份提供給男性聽眾的情緒勞動指南中，這個概念獲得了以下定義：

女人為了掌握生活中的小事而從事的免費、隱形工作，這些小事綜合起來後則構成生活中的大事：它們是膠水，凝聚了家家戶戶，並藉此進一步凝聚了一個運作得宜的社會。

我們必須承認，該詞的創始者亞莉・羅素・霍希爾德並不贊成對它作出這樣的延伸解釋，她最初使用該詞，是用來指涉那些為了維持特定情緒效果而必要的有償工作─例如空服員要展現出令人愉快的風度舉止。但對我而言，這正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顯示一個詞語如何自然演變，好跟上語言使用者的需求。情緒勞動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被理解成涵蓋許多情況，如同《拒絕失衡的「情緒勞動」》（Fed Up: Emotional Labor, Women and the Way Forward）一書的作者潔瑪・哈特莉（Gemma Hartley）所說：

家務並不是唯一一件令人感到厭倦的事。我也是行程管理人，負責安排預約並隨時隨地知道行事曆上寫了什麼。我是那個擁有所有答案的人，從我丈夫把鑰匙放在哪裡、那場婚禮是幾點，還有當天的服裝規定是什麼、家裡還有沒有柳橙汁、那件綠色的毛衣在哪裡、那個誰誰誰的生日是什麼時候，到我們晚餐要吃什麼。我心裡揣著一張包山包海的列表，不是因為我想這麼做，而是因為我知道沒有其他人會做。

情緒勞動也包括處理環繞著這類事務而生的情緒：例如，不要指出男性伴侶哪件事情做得很糟，以免使他惱怒，也要避免太常在家中尋求他的「幫助」和「支持」。如此一來，許多女人陷入了一個強而有力、進退兩難的局面：你若不開口求助，就必須承擔許多的物質、家務和情緒勞動，程度遠遠超出你原本應該負責的份量；當你真的開口時，你則會破壞一套隱晦的社會規範，亦即女人得維持秩序、照顧他人，並且不要要求太多。哈特莉：

開口求助，而且是用正確的方式求助，是一層額外的勞動。在許多情境裡，個人為了要把工作委託給他人，必須反覆地提出要求，而這經常被看成是嘮叨。有時這實在就是不值得費力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而且是持續用正確的語氣提出要求（但依舊有可能被說成是一個嘮叨的人），所以我乾脆自己動手做。

哈特莉的書以一樁事件開場，它和洛克曼的開篇小故事明顯相似：作為母親節禮物，她要求雇用家事清潔服務員，為她與丈夫子女一起住的公寓打掃浴室和地板。她解釋：

對我來說，這個禮物的重點不是打掃本身，而是總算有那麼一次，我不用負責家裡的辦公工作。我不必打電話聯絡、詢問好幾家的報價、做功課研究每間清潔公司、處理付款，然後預約打掃時間。我真正想要的禮物是擺脫這件任務所帶來的情緒勞動，而它已經在我心中困擾我許久，打掃房子只不過是加分而已。

然而，唉，事情未能如願。哈特莉的先生選擇省錢，然後自己動手徹底清掃浴室；在此同時，她則被交付獨自照顧孩子的任務，而整間屋子除了浴室的其他部分在她周遭陷入一片混亂。她描述自己隨之而來的憤怒乃是「年復一年，緩緩接下了扮演家中唯一在乎所有事情的角色，最後綜合起來的結果。」

把這樁事件輕易地打發成已開發第一世界的煩惱、進而不予理會，是一件簡單的事，也是一道障眼法。在此，將這些女人和她們那些享有較少特權的同儕兩相比較，並不是有意義的作法；後者無疑確實面對許多獨特的問題，其中某些主題我們已經討論過，也會在後續討論到更多。真正有意義的比較，是針對女人與其未能公平負擔家庭照護之重擔的男性同伴，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而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好理由可以解釋男人的失職。

男人和女人「天生」有著不同的育兒傾向或偏好，這個太過便宜行事、性主義的假設已經被破解了，一部分是因為研究顯示，當男人是主要照顧者時，他們的大腦（大腦是可塑的）會變得和那些擔任主要照顧者的女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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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轉而「俯身取用」貧窮女性勞力

但縱然如此，男人卻還是未能適當地投入家務和育兒勞動，而此事看來影響了各種人口統計背景下的每一個女人。當然了，這並不是在說富有和貧窮的女人受到影響的方式一模一樣；當高收入、占優勢地位的白人男性不在乎，而與他們同樣富有（且還是一樣，通常是白人）的女性伴侶變得精疲力盡且感到絕望時，她們最後經常就會「俯身取用」（lean down），仰賴非白人和貧窮女性的勞力。

因此，當享有特權的白人男性失職時，這不只會對他們的妻子造成傷害，傷害也會延伸到更弱勢的女人身上，她們最終可能會遭到剝削，必須從事這些相對享有特權的女人原本應該要做、但不應該由她們獨自處理的工作事務。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男人享有家務勞動的資格感〉一章；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書名：《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

作者：凱特・曼恩（Kate Manne）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5月

凱特・曼恩（Kate Manne）｜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自2013年起任教至今。其研究集中於道德哲學、社會哲學與女性主義哲學。《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為其第一部著作，深刻探索並拆解現代生活中公共場域和政治場域中的厭女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