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一種正義觀？風起雲湧的特首之夢
香港社會實在需要療傷，首先是要重建大家的互信，而這是應該由當權者先行和多做幾步的。不論誰是特首候選人 （甚至是梁振英「復出」參選！），都應該主動地做些事情去重建港人的信心。讓大家好好休養生息一下。
近日哲學教授布萊恩．雷特（ Brian Leiter） 在他的個人網誌上發了一帖，內容是他用Google Scholar 搜尋自二次大戰以來英語世界哲學家的書目著作被引用的次數，並以此排了一個名次。[1] 一如他所做的其他排名一樣 （最出名的應該是Philosophical Gourmet Report），這個排名也引來不少迴響，甚具爭議性。[2] 其中一個爭議點是到底哪些人可以被視為「英語世界哲學家」，從而把他們的著作入列。
例如雷特沒有列入維根斯坦的《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因為雷特認為此著作不以英語寫成；沒有列入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 的《正義諸領域》（Sphere of Justice）或者《正義與非正義戰爭》（Just and Unjust Wars）， 因為雷特 認為沃爾澤 只是「具有哲學心靈的政治理論學者」（a philosophically-minded political theorist）。另一位有人提到而雷特沒有列入的，則是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沈恩 （Amartya Sen） 。[3]截至我完成此文為止，未見雷特解釋何以不把沈恩列入，不過我估計原因應該近似沃爾澤，即只把沈恩視為具有哲學心靈的經濟學家，故不列入其著作。
不過，沈恩對哲學的影響，恐怕令得我們不能單純視他為經濟學家。特別要提及的是，如果把他的《正義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 列入那個排名，已可打入百大之列 （被引用5213次）；而且更重要的是，此書將會是整個排名中最新出版的一本 （2009年出版），可見此書一出版後之影響力有多大。[4]
談到以上這些資料，其實是為了介紹沈恩在《正義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中提到的比較式正義觀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Justice） ，特別是與他所謂的先驗式正義觀 （Transcendental Approach to Justice） 之間的分野。不過，本文除了作為一篇哲普式的介紹文章外，另一目的是為了借用這些哲學概念來月旦時事。所以，在介紹完這個比較式正義觀後，筆者會談論如何把這種正義理念運用在特首換屆這時事議題，並帶來一些對現時情況的反思。
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沈恩，曾任英國劍橋大學任三一學院院長。（資料圖片）
先驗式正義觀：脫離現實的正義理念
我們可以由沈恩書中談到的一個故事說起。這個故事是說，假設有一天你有權決定把一枝笛子交給三個小孩子的其中一人，而他們三人各自提出不同的理由認為笛子應歸於自己。Anne 說她是三人之中唯一懂得吹笛子的；Bob 說自己是三人中最窮，除笛子以外根本沒有其他樂器甚至玩具；Carla 則說這枝笛子是她所造的，理當歸其所有 （pp. 12-15）。
ABC 三人各自的理由大約接近三種傳統的價值觀。A是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B 是平等主義 （Equalitarianism），而C 則是自由至上主義 （Libertarianism）。當然，如果要再仔細思考的話，這些理由和各種主義的關係，還可以仔細斟酌的，例如到底哪一個理由真的更接近效益主義，恐怕必須仔細計算和比較各種理由背後來帶來的整體幸福，看看哪一個決定才能將之最大化。
然而，沈恩提出這個「三難式」，倒不是為了要維護上述三個傳統主義中的任何一個。相反，他是認為我們各個傳統當中的正義理由均言之成理，反而令得我們無法只以其中一個傳統的理由作出最適當的決定，也難怪會為此而苦惱。他談這個故事的重點是，好些人都認為在這些傳統中，正義是先驗的，可以抽象地談論普遍的正義原則 （而他們的那個傳統立場就是那個普遍的正義原則）。而沈恩卻認為，正義是不應該抽象地談，只能在每個環境裡根據當中的脈絡而談論。也因此，不存在以上任何一個傳統主義的原則是可以普遍地並且不理會社會脈絡便成立的。
沈恩從這個故事，帶出了他對正義觀所作的一個很特別的分類。他把霍布斯 （Hobbes）、洛克 （Locke）、盧梭 （Rousseau）、康德 （Kant）、直到近代的羅爾斯 （Rawls） 甚至諾齊克 （Nozick）等人，都歸類為正義理論當中的先驗式進路的陣營。當然，這些哲學家對正義有諸作不同的理解。只是，在沈恩看來，不論他們對正義的理解有何異同 （例如有些重視公平，有些重視私有產權） ，他們都可以被歸為先驗式進路，因為在這種進路裡，正義的理念是十分抽離於現實世界的；他們都希望找到一種超越或先驗式的正義理論，在這個框架下得到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制度。
可是，沈恩則認為這種先驗式的進路既不可行，而且亦是多餘的。正如上面提到的笛子故事所言，有太多大家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先驗正義理念。而在處理實際的正義問題時，似乎亦不需要有一個先驗框架，猶如我們要比較達利和畢加索的畫，並不需要知道蒙娜莉莎是世上最完美的畫作一樣 （p.16）。對沈恩來說，先驗進路對正義來說既不充分亦非必要條件。所以，他提倡另一種正義理念的進路，即比較式的正義觀。
比較式正義觀：處理現實中的不正義
他認為他所要跟隨的這種比較式進路亦是在西方有著猶久的歷史，例如亞當‧史密夫 （Adam Smith，就是被視為經濟學的鼻祖那位） 、孔多塞 （Condorcet）、沃斯通克拉夫特 （Wollstonecraft）、甚至邊沁 （Bentham）、穆勒 （Mill） 或馬克思 （Marx）等人，他們的學說都或多或少可以歸入此種進路。[5] 這種比較式進路尋求的是處理實在處境下怎樣才是比較上不正義，而不是一個普遍性的正義理論。有一些情況，不正義是顯而易見的，例如發生飢荒。沈恩就是認為，就算我們沒有一個完美的正義理論框架去告訴我們每種資源應該如何分配，亦可以知道容許發生飢荒的社會比起不容許發生飢荒的社會是更為不義的。除了飢荒外，他還提到貧窮、文盲、酷刑、種族岐視、性別壓制、隨意囚禁和缺乏基本醫療衛生等項目 （p.96）。
然而，沈恩談的比較進路卻不是要推論到文化相對主義那樣的相對正義，所以那個比較應該如何進行，理應是十分講究的。這也可說是他那本《正義的理念》的主要內容。基本上，他是借用了不少在其他領域內他也有貢獻的學問來建立這種比較式正義觀。其中最主要的，是社會抉擇理論 （Social Choice Theory），另外他也提到了諸如公共理性 （Public Reason）和能力進路 （Capability Approach） 等。這些學問每個本身也值得另外寫文詳加闡述，這裡就不一一解說了。重點是，這種比較式的進路，特別強調現實狀況的不正義而非著眼於太抽象的完美正義社會；而要處理現實情況，則需要處理集體決定 （Collective Decision） 的機制，亦需要有充足的空間讓人商討，以決定那些會影響到人的能力（也就是自由實踐人類的功能，freedom to achieve human functionings）。
如果從沈恩比較式的正義進路去思考香港的未來，到底由誰來主宰我們的命運呢？（資料圖片）
比較式進路的特首幻想
上述的簡介雖然已寫了二千多字，但還是掛一漏萬，有興趣研究沈恩正義理念的讀者，當然最好還是拿起他的著作來直接研究。如果只為介紹沈恩的思想的話，本文亦應在此收筆。然而，我寫此文的另一目的，還是想借此來月旦時事 （雖然可能略有天馬行空和思想跳躍之嫌）。如果從這種比較式的正義進路去思考當前的特首換屆，有甚麼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呢？
曾經有朋友說過，這種先驗式和比較式的進路之爭，猶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理型世界和現實世界的理解。如果我們由這種思維模式延伸開去，可以問問我們自己，到底最迫切而又可以透過這次特首換屆的社會問題為何？
誠然，我想任何人都知道，基本上這不是一場選舉，而只是換屆 （和換人）。某程度上，我們現在的選委會制度，固然是有點彷似美國的選舉人團 （Electoral College），但只保留了其缺點，卻摒棄了其優點 （例如所有公民都可以投票）。有人以為，美國的選舉人團只有五百三十八人而香港的選委大約有一千二百名，所以香港的制度更優勝。這樣的想法，恐怕只能當成笑話看待而已。
政治制度要怎樣改革，肯定仍會是未來香港社會的大問題。例如有人提出如果要保留選委會，或者可以把選委會普選化，以正式的選舉來選出選委。這樣，選委會可以猶如美國的選舉人團一樣，變成另一個議會，專門負責選出特首（和港區人大）。不過這樣做法是否畫蛇添足 （香港地少人多，如果可以普選選委，那麼其實直接普選特首似乎也沒有甚麼分別），則值得商榷。
而然，重要的是，我們不妨比較一下，香港在這次特首換屆中，最有機會改善到的是甚麼事情。這種比較式的思維，似乎接近沈恩提出的正義觀。當然，比較式進路需要用上公共理性和社會抉擇理論，也就是需要我們的集體智慧去思辯在這個現實的香港社會時空裡，甚麼是較不正確而又可能改變的。
民粹、仇恨與政治鬥爭
我暫時能夠拋磚引玉的見解是，這次換屆，怕且不會涉及太多諸如政治制度改革一類的議題。我們最有可能改變的，是近年來不講道理只顧煽動仇恨和動員鬥爭的氣氛。這幾年來，香港鬥爭風氣熾熱，慢慢風氣所及，不少政客、政棍、甚至一般市民都變得如此。這種風氣，肯定是由現屆特首帶頭引起的。早在2012年那次的特首換屆爆出僭建風波後，各種鬥爭便無日無之，結果社會氣氛越趨對立，各種陰謀論充斥媒體。總之有問題時必定是提出問題的人有錯，不去解決問題卻去解決問問題的人。然後社會人人變得如此，好像不是所有人都投共了便是所有人都是外國甚至外星勢力派來似的。於是，凡有社會爭議題目，最終總變成上綱上綫的政治鬥爭；他們又會推動成立各類組織壯大鬥爭聲勢，但那些組織人士水平之低和行徑之怪異，實在令人不敢恭維。而在他們眼中，當然要永無窮盡的鬥爭，不把他們眼中的敵人鬥垮不罷休；不過他們的敵人名單好像愈來愈長，似乎整個香港都是敵人似的。一切只問政治立場而不講道理，就算有心人想從中牽線，希望各種立場的人能有機會好好交換意見，就算只是坐下食一頓飯，亦會被視為背叛自己整個陣營。這樣的社會，令得大家疲於奔命，社會如何可能進步，大家又如何可能互相信任？為了那些喜歡爭鬥的人自我感覺良好而賠上整個社會，這樣的代價值得付嗎？
上個月當梁振英宣布不連任後，社會好像比過聖誕節更普天同慶，就是因為終於有希望改變這種鬥爭風氣。只是這一個月下來，大家又似乎覺得，其人雖去，路線還在，執行的人選亦一切不變，只是換了舵手 （甚至只是讓他隱身在幕後操盤；聞說他比任何候選人都更落力會見選委）。這樣換湯不換藥的情況，令人憂心。
香港社會實在需要療傷，首先是要重建大家的互信，而這是應該由當權者先行和多做幾步的。不論誰是特首候選人 （甚至是梁振英「復出」參選！），都應該主動地做些事情去重建港人的信心。讓大家好好休養生息一下。這確實是不容易的事情，但卻不能不做，更不應再火上加油令社會氣氛更壞。這或許就是我們從比較式進路的思維下，能夠借著特首和政府換屆之時，可以糾正到的現實香港裡的不正義。至少，這是值得用來拋磚引玉，讓我們好好商議的方向。
附註：
[1]Leiter, Brian. “Most-cited Anglophone philosophy books published since WWII （according to Google Scholar）”, January 10, 2017. http://leiterreports.typepad.com/blog/2017/01/most-cited-anglophone-philosophy-books-published-since-wwii.html
[2]Philosophy Gourmet Report: http://www.philosophicalgourmet.com/
[3]「阿馬蒂亞‧沈恩」是台灣版的《正義的理念》中譯本的譯法。大陸的譯法則是「阿馬蒂亞‧森」。本文跟隨台灣譯本的叫法。
[4]筆者讀過此書的三個版本。原裝英文版：Sen, A.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另有兩個中文譯本。大陸譯本：阿馬蒂亞‧森著 （2012），《正義的理念》，王磊、李航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台灣譯本：阿馬蒂亞‧沈恩著 （2013），《正義的理念》，林宏濤譯。台北：商周出版。本文引用的頁數均來自原裝英文版本。
[5]當然，有些哲學家的學說，其實是橫垮兩種進路的。例如沈恩自己也提過康德和羅爾斯也提到一些比較式的細節。另外，筆者也覺得像邊沁的效益主義或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有一些內容用到了先驗式的進路。
[6]以下的想法和文字，主要是基於筆者另外兩篇文章，經反思和修改而來的。那兩篇文章均刊登在《經濟日報》，分別是2016年12月10日的〈鬥爭繼續香港沉淪，選委要三思〉和2017年1月7日的〈換特首不換路綫 ，社會恐陪葬〉。前者的連結：http://paper.hket.com/article/1554358 ；後者的連結：http://paper.hket.com/article/161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