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

撰文｜致寧

今日是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鈞先生）逝世六周年。黃淑嫻教授昨天在《號外》寫道：「也斯活過了香港的盛世，為香港寫下無數富啟發性的故事，現在他可以撥開野草和蜘蛛網，步入空寂無人的別院，好好的休息了。而我們，留在這個危城亂世，繼續為這城市記下更多的故事。」也斯由六零年代開始文學創作，五十多年筆耕不輟，著有詩集《雷聲與蟬鳴》、《游離的詩》；小說《剪紙》、《布拉格的明信片》；散文《灰鴿早晨的話》、小說《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等作品。詩人畢生念茲在茲的是香港文學，生前遺願是：「寄望香港文學能得到本地以至世界的廣泛關注，香港文學多年來處於邊緣地位，其實本地有很多優秀作家受到忽略，希望香港文學地位將來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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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平反，其實就是為香港文學討回一個公道。殖民政府輕視本土文化歷史是平常事；對中國台灣等地而言，香港文學也一直位處邊緣，「香港是文化沙漠」論講足接近一世紀。但反躬自問，香港人又有多重視自家文學？書店的暢銷書又是甚麽書？文學發展不只關乎文人的圈子，而是一地文化的土壤。棄香港文學於不顧，我們失去的不只是作家，更是香港主體的聲音。也斯不斷覆述的問題就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

雷聲與蟬鳴

梁秉鈞先生1949年生於廣東新會，同年隨父母來香港定居生活。少年時期始在《中國學生周報》發表詩文，年僅十五就有詩作〈樹之槍枝〉。1970年自浸會書院外文系畢業後，於《快報》（劉以鬯編）寫了八年專欄，期間研究外國文學，編譯《當代法國短篇小說選》和《美國地下文學選》等作品。

「也斯」這個筆名組合了兩個虛詞，他指出人們使用筆名時會帶有意思，使人在閱讀以前已帶有一種既定期望與感覺。於是他希望能突破這點，使用本身沒有甚麼意思的字作筆名。

也斯23歲在台北發表首部散文集《灰鴿早晨的話》，根據自述，散文集嘗試以法國電影美學來書寫香港生活，藉此擺脫六零年代生活的壓抑。此書可謂一代文藝青年的啟蒙讀物，當年還未寫作的台灣詩人夏宇也說台北找不到這樣「明明青春卻又乾淨的語言」。

一年後，也斯擔任《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編輯，尤其注重香港生活題材，敢開風氣之先。其後與文友創辦甚具影響力的文藝雜誌《大拇指周報》，並擔任總編輯直至赴美攻讀比較文學博士，畢業回港後開展了學者生涯，先後在香港大學、嶺南大學任教比較文學，直至終身。

廿九歲發表第一本詩集《雷聲與蟬鳴》，堪稱當代華語詩集經典，其中的街道詩如〈中午在鰂魚涌〉、〈北角汽車渡海碼頭〉、〈羅素街〉等都是重要的詩作，影響幾代香港文人。在也斯執筆的年代，香港街道的日常還不是「合適」的文學題材，詩人就記錄了香港為人忽視的另一面風景。

〈中午在鰂魚涌〉（節錄）

有時我走到山邊看石
學習像石一般堅硬
生活是連綿的敲鑿
太多阻擋　太多粉碎
而我總是一塊不稱職的石
有時想軟化
有時奢想飛翔

在城市裡游離的詩

以〈北角汽車渡海碼頭〉（1974）為例，詩中描寫「我們」帶待渡海的心情，鏡頭移向的是冒火的輪胎廠、海裡的油污、碎玻璃，一片工業廢托邦的頹垣敗瓦景色。國際聞名的摩天高樓，在海邊的油污上「巍峨晃盪不定」。而前行的方向也未明，「走一段冷陽的路來到這裡／路牌指向銹色的空油罐」。沒有任何浪漫的香港意象，眾人就在靜默地等候過渡，就算對岸輪胎廠的火燒得正旺。

再看收錄在《游離的詩》的〈形象香港〉（1990），詩的主題就轉向了香港的再現形象。開首一句道「我在尋找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視覺的問題」。詩中述及不同人物眼中的香港：有在法國研究安那其主義（Anarchism，無政府主義）回流搞資本雜誌的人；也有北京記者，擅寫「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狗和色情雜誌」；又有位以為自己是張愛玲的台灣小說家，寫幻想中的香港傳奇。兩岸三地都有人在寫，寫的東西總是無關香港。於是也斯忍不住發問：「歷史就是這樣建構出來的嗎？」這首詩轉向了文化論述思考，是書寫香港的後設詩。

不論是街道詩中的漫遊步伐，抑或是論文詩的抽象思路，一脈相承的是對於香港身份的對話。學者周蕾有言：「也斯永遠以對話的方式寫作」。有時是詩人與街景的對話，或是香港身份與其再現形象的對話。也斯在詩中不斷發問，發問的過程本身就是詩人的答案，詩就是一場永遠延伸游動的對話。這種對話詩學也是一種回應香港身份問題的方式。一直以來，香港的刻板形象太多，平等而民主的對話太少。

要說香港的故事，首先需要更多對自身文化的反思。我們紀念也斯，也別忘記香港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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