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絲卡｜寫詩必定是荒謬的，但它就是一種必要的荒謬
一九九三年，我在華沙過聖誕。天氣爛透了，不過賣書的攤販已擺出攤子做生意。我在其中一個書攤發現了一本辛波絲卡的詩集。她是 Roman Gren 最喜歡的詩人——Roman Gren 是《三顏色》的譯者。我買下這本書，打算送給他。 辛波絲卡和我從未碰過面；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亂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見鍾情〉。這首詩所表達的意念和《紅》這部電影十分相近。於是我決定自己留下這本詩集。
導演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曾如是說，而他所說的《三顏色》，就是他鼎鼎大名的「藍白紅三部曲」（Trois Couleurs）。今天，是詩人辛波絲卡逝世的九周年紀念日。這位睿智、慧黠、博學而敏感的波蘭女詩人，曾以詩歌奪得199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她是第三位獲得此獎項的女詩人，也是第四位獲得此獎項的波蘭作家。辛波絲卡的名聲早就響徹國際，中港台三地早就出版過她的翻譯以及專書。在台灣推廣波蘭文化的林蔚昀，曾於2016年書寫《猴子輕柔的鐵鍊聲──從辛波絲卡的詩，看波蘭百年來的歷史難題》一文，以歷史角度切入辛波絲卡的詩歌（抑或相反？以辛波絲卡的詩歌切入波蘭的歷史進程）。而陳黎、張芬齡翻譯的《辛波絲卡》一書中，對於辛波絲卡的簡介則是：
我們將在今天的【在與時】簡單介紹辛波絲卡的生平，並討論她的數首詩歌。
布魯各的兩隻猴子，輕柔的鐵鏈聲
1923年出生於波蘭的維斯拉瓦・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在1931年隨家庭遷往克拉科夫，並於1945年在波蘭首席學府修讀波蘭文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這短短一句話，可以看出數個重點：其一，她出生於一戰以後的波蘭，並在成長期間經歷了二戰；其二，假如你對克拉科夫這個譯名不太熟悉，它的波蘭名字是Kraków，二戰時期惡貫滿盈的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就在克拉科夫的西南60公里之處；其三，在動亂而絕望的歷史大環境裡，辛波絲卡仍以22歲之齡進入大學。
在波蘭，成長於二十世紀被戰火與冷戰蹂躪的人們，會因著反納粹法西斯以及種種原因，選擇投向另一方面的意識形態陣營——共產主義。1945年當辛波絲卡打算推出第一本詩集時，政局變易，波蘭共產黨主張文學應當為社會政策發聲，簡而言之，就是蘇聯共產黨所主張的文學必須反映現實。直到1952年，她的這部詩集《存活的理由》才真正出版，然而，辛波絲卡後來對於這種為和平奮鬥、建設社會主義美好社會的詩集顯出厭惡與悔恨，在後來的結集裡她沒有收錄這本詩集中的任何詩歌。1976年，她回首過往出版的180首詩歌，只有145首是自認成熟之作，不成熟的作品（無論是詩藝的未成熟，還是思想的稚嫩）是否就是服膺在波蘭共產意識形態的作品呢？我們未能得知。不過，至少，使得辛波絲卡成名的絕對不是這部詩集的作品。
1957年，終究完全放下政治主題的辛波絲卡，出版詩集《呼喚雪人》，主要處理人與自然、歷史、愛情與歷史的總總關係，其中較為著名的是〈布魯各的兩隻猴子〉：
我不停夢見我的畢業考試：
窗臺上坐著兩隻被鐵鏈鎖住的猴子，
窗外藍天流動，
大海濺起浪花。
我正在考人類史：
我結結巴巴，掙扎著。
一隻猴子，眼睛盯著我，諷刺地聽著，
另一隻似乎在打瞌睡——
而當問題提出我無言以對時，
他提示我，
用叮噹作響的輕柔鐵鏈聲。
這首詩有兩種流行的解讀，其一是辛波絲卡對於動物的關懷，這點下文會再次提及，但簡而言之是她對於自然、動物、地球甚至外太空和死物都帶有關懷與悲憫，被鐵鏈拴著的猴子無言地嘲諷考著「人類史」的女詩人，簡直是對於人類多年以來妄顧動物權益的一記重拳；其二是對於蘇共政權在二戰及冷戰時對於波蘭的統治，高壓政治之下她考著人類史，而被蘇聯控制下的波蘭就如同一群被鎖著的猴子，諷刺地聽著如今的歷史。如是，辛波絲卡是否真正放下社會主義給她籠罩著的陰影呢？可以是「是」，也可以是「不是」，但無論如何，她在詩歌中主要處理的議題，早已由單純地建設社會主義，轉移到人類與自然的層次了。
人類的邊緣，結束與開始
在1953至1981年，辛波絲卡在《文學生活》周刊擔任了將近三十年編輯，並在一個名為〈非強制閱讀〉的專欄裡，引介不同書籍，其中的數量甚至不是文學優先，而是音樂、工具書、繪畫、哲學、百科全書等等，其中更有大量關於動物知識的書本。人類和動物該如何相處，人類真的如此重要嗎？辛波絲卡一直詢問這些問題。後來，她出版的詩集也不停諷刺著人類的驕矜自大：「我為桌子的四隻腳向被砍下的樹木致歉。」（〈在一顆小星星底下〉）、「所以這隻死掉的甲蟲躺在路上，在陽光底下無人哀悼地閃閃發光。」（〈俯視〉）「外太空自身俱足，亦即——完美。（但人類的）嘲弄者對此絕不寬貸。」（〈警告〉）
在這些年裡，辛波絲卡的名氣一直積累著，到了1976年，她出版的詩集《巨大的數目》初刷一萬本在一周內馬上絕版，這是真真正正巨大的數目。在巨大的數目裡，辛波絲卡所關注的是微小的、少量的、在地理上或認知上邊緣的、抑或，在記憶裡被排斥到一個角落的某種感覺，某種意象。這種關懷讓她一直書寫到九十年代，出版了詩集《結束與開始》，與詩集同名的一詩就這樣寫著：「每次戰爭過後／總得有人處理善後。／畢竟事物是不會／自己收拾自己的。〔…〕並不上鏡頭，／這得花上好幾年。／所有的相機都到／別的戰場去了。」
邊緣，冷靜，而且語言節制。辛波絲卡可以用最短的語言去呈現一個意象或一個感覺，並且如針刺般把社會、時代甚至人類的荒謬都突顯出來。在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給她時，評審語是「詩歌中精確的諷刺，使歷史與自然的概念燃亮了人類如今的現實片段。」（...for poetry that with ironic precision allows the historical and biological context to come to light in fragments of human reality.）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
然而，對於詩歌，辛波絲卡卻有著懷疑的心。在九十年代收錄的作品〈有些人喜歡詩〉裡，她說「詩究竟是怎麼樣的東西？」「我不懂，不懂／又緊抓著它不放，／彷彿抓住了救命的欄杆。」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女詩人也如此說著時，可以一見詩歌在世界舞台的邊緣地位。
辛波絲卡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寫詩本身是不是一件荒謬的事情？假如用一種切割排除的思維去想，很容易就會詢問一個問題：「為甚麼非如此不可？為甚麼，一定要寫詩？這個主題，是不是必須要用詩歌去處理？」這系列問題很容易就能讓寫詩的人啞口無言。然而換位思考的話，總沒有一個題材，是特別適合某個文體的。而且詩歌卻在社會裡從未缺席，從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名單，到社會上的出版，到文學教育之中，現代詩歌雖然聲音微弱，卻終究不斷發聲。而詩藝的高低、對於語言音樂的敏感度、對於社會、時事、以及世界的關懷等等，詩歌都可以承載與其他文體相異的觀感與閱讀經驗。不過寫詩⋯⋯寫詩究竟是甚麼呢？寫詩必定是荒謬的，但它就是一種必要的荒謬。比辛波絲卡早三十九年，於1957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卡繆，簡明地指出荒謬的源頭，就是人和世界要求和回應之間的不相應而產生。如果你寫的詩沒有意義，世界又不符合預期，難道詩人就要選擇去自殺嗎？如果以卡繆的說法，就是要如同西西弗斯一般，把思想轉向，覺得自己可以蔑視世界的規矩，獲得思想上的自由。
如果以辛波絲卡的回應，她可能會說，詩歌，就是「寫作的喜悅」、「保存的力量」，也許，如果是向諸神與規矩抗議的話，那就是「人類之手的復仇」。（〈寫作的喜悅〉）那無疑是完全荒謬的，但還是要堅持寫下去。堅持寫下去，就是對於荒謬諸神的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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