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煉：為什麼蘇珊・桑塔格被稱為美國最後一個「歐洲式」知識分子
【01哲學編按】今天是作家、文化理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忌日。朱又可於2018年曾訪問詩人楊煉（Yang Lian），後成書《被偷走的骨灰甕：楊煉文學訪談錄》，當中一篇楊煉憶述自己與桑塔格相遇的經過，以及一些片斷，讓我們透過更切身的角度一窺桑塔格。
桑塔格：攝影具有侵略性 它或明或暗地操縱了人們對於現實的感知
朱又可：那你說說桑塔格。
楊煉：在安默斯特學院做科普蘭學者那一年，我和蘇珊・桑塔格還不認識，我認識她是在一九九七年的倫敦。那年我們剛剛搬到倫敦，立足未穩，就遇到了香港回歸中國這件大事。香港是原來英國的殖民地，英國自然對此重視得不得了，而有一個世界上相當出名的雜誌，叫《查禁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的，編輯部正在倫敦。
《查禁索引》最早由很關注人權的英國作家史坎梅爾（Michael Scammell）創立，以推動言論自由為宗旨。他們想為香港回歸製作一個特輯，於是發信請六四後流亡海外的各類中國作家賜稿，結果讓他們大出意外，一封回信都沒有！
沒辦法，不知他們怎麼打探到，倫敦竟然有一個新來的中國流亡詩人，找到我之後，他們告訴我遇到的困難，想請我參加這個特輯的編輯，我當然同意，就給散落世界各地的作家、藝術家朋友們寫信、發傳真、打電話，其中包括劉賓雁、黃永玉等等，讓英國人驚奇得不得了的是，我的邀請信發出，沒幾天所有被邀請人統統回信了，而且熱情接受邀請，稿件也紛至沓來。最美麗者如黃永玉先生，竪行信箋上毛筆書法瀟灑俊逸，文章內容更是慨嘆深沉，這稿件一到，那雜誌的英國老編輯雖半個中文字不懂，卻也立刻猜到這是件瑰寶，緊緊抓在手裡，死活不肯交回原作，只做了個複印件交給翻譯，英國人對金錢味兒的嗅覺，真讓人服了！
雖然我的 Yanglish（楊文，意爲楊式英語）很差，但在大家為那個特輯的英文標題發愁時，我卻想出個好題目：Hong Kong Goes Back——香港回去了。既意味著「返回」，也意味著「退回」——祖國、歷史，沒人知道它的未來。
正當我們編輯的時候，有一天編輯部裡來了兩個人，一個我認識，是英國作家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我們一九八六年就在香港認識了，那時他是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的編輯，後來到了英國，包括給《衛報》等等寫專欄，同時自己寫書。他懂中文，也懂日文，兩任老婆都是日本人，再後來跟他第一個老婆離婚以後，就住在美國繼續寫作，又和我一起在紐約上州的巴德學院教過書，還當過一段美國著名的紐約書評雜誌主編。和伊恩・布魯瑪一起進來的另一位是個女士，臉型輪廓鮮明，看得出來年輕時是個美人，可現在黑髮間夾雜著一綹醒目的白髮。雖然伊恩・布魯瑪也算個名人，但編輯部的人們紛紛站起來，卻都迎向那位女士。
當人們開始互相介紹，我才聽到那個名字：蘇珊・桑塔格。也要怪我出國漸久，看不到多少漢譯外國作品，所以竟然對這名字一片陌生。也因此，我站在一邊，倒更像個觀察者，只見人們紛紛圍著蘇珊・桑塔格，毫不吝惜地獻上很多贊美之詞，而蘇珊・桑塔格表情卻很平靜，不停謙虛地說：「我只是個支持者，我只是個支持者。」這句話是針對著《查禁索引》的辦刊宗旨而發的。
還是蘇珊・桑塔格先注意到了我這個站在旁邊的陌生中國人，她打量了我一下，問：「你是誰呀？」當聽到我被介紹是香港特輯的特約編輯時，她眼睛立刻亮了：「太好了！這個特輯太重要了！」顯然，她對香港回歸這件事非常關注。
後來我才知道，蘇珊・桑塔格早就關注中國，尤其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更是如此。因此，當她發現我和《查禁索引》共同工作，不禁向我提出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你知道在美國有個中國流亡雜誌叫做《傾向》嗎？」
「知道啊。」我從八十年代就認識黃貝嶺和孟浪了。
「他們想採訪我，你認為我是不是該接受他們的採訪？」
「我認為你可以接受這採訪，雖然現在海外流亡雜誌不少，但多一個畢竟比少一個好。」
「是嗎？那好，我回去就告訴他們，可以做採訪。」
《傾向》在採訪了桑塔格後，又借著她的名頭，連續採訪了許多名人，有桑塔格開路，這類要求從未被拒絕過。
二○○三年，我又應邀到美國紐約州的巴德學院教了一個學期的書，那是一個獨特的課程，叫做「拱頂石」，主題是詩歌寫作，但創作背景很國際性，所以我要用英語講創作，同時介紹我的中外經驗在創作中如何體現？這是個很有創意的想法。
在這期間，我和桑塔格就更熟悉了。巴德學院是詩歌方面很強的一個學院。著名的美國詩人約翰・阿什伯利（John Lawrence Ashbery, 1927-2017）就在那裡教書。伊恩・布魯瑪也在那兒，他教一個特殊的課程：新聞寫作。巴德學院離紐約不遠，因為伊恩・布魯瑪家住紐約，所以我也經常去紐約。每次我們見面，差不多都會和蘇珊・桑塔格（她喜歡吃中國菜）在中國城吃飯，我也到過她家幾次，她住在紐約曼哈頓，是靠近哈德遜河（Hudson River）邊一個頂樓的大房子。房子中間擺著兒子送她的一輛摩托車。蘇珊・桑塔格性格奔放豪爽，對待愛情和性也一樣。她原來是個美女，先結婚生了兒子，最後又變成了同性戀，真是五彩繽紛。
那時我讀她的東西並不太多，她送給我她的小說《火山情人》，還有另外一部小說，她說她最希望被別人認為是一個小說家，而不是一個政論家，批評家。《論攝影》是她最有名的一本書。
朱又可：她還寫過《疾病的隱喻》、《反對闡釋》等。
楊煉：好像是。她說，我希望我的選集裡乾脆不收這篇東西（指《論攝影》）。編輯說，什麼？你瘋了吧？後來，當我讀到她最後那篇〈注目他人受刑〉，才真正理解了她的犀利程度，她寫美國士兵在伊拉克虐待戰俘，拍戰俘受刑的照片，享受照片呈現的虐待快感。那篇作品，對人性心理的層次，剖析得太犀利太深刻了。她這種獨立不羈，就是在我們一起吃飯聊天的時候，也表現得很充分。
伊恩・布魯瑪是半個猶太作家，他的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是荷蘭人，但他比較傾向猶太人和以色列人。一次我們吃飯中，他說起現在歐洲的民族主義越來越厲害，但今天的民族主義不一定要打仗，某種意義上，踢足球代替了戰爭，成了民族主義的一種象徵。
蘇珊・桑塔格馬上就說，對不起，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美國的民族主義比你們歐洲不知道要強多少，連玩足球我們都不玩你們的足球，我們都要自己一套。她從不隱晦自己跟別人價值觀的不同。
於是我理解了，為什麼別人把蘇珊・桑塔格稱為美國最後一個「歐洲式」的知識分子。她真正關注的是普世的人文主義價值觀，而不僅僅局限在某一個國家語境之內的觀念。這讓人很感動。
後來還跟她通過信，我說，雖然中國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困境，但我仍然認為，中國的政治問題是整個文化轉型的一部分。其複雜性和艱難的程度，基於傳統觀念、價值系統，與現代普世的思想系統之間的深刻轉折，這是對中國文化的深刻提問，也是對每個文化和個人的深刻提問。所以中國的改變，遠不只是某個政治口號的變化，從喊這個口號換成喊那個口號，而是真正要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發生變化。
她給我回信說，她非常享受這封信，這是她這麼多年讀過關於中國的思考裡，最到位的文字。
我始終覺得，雖然她特別想來中國卻沒機會，但是她充滿穿透性的理解力，遙遙把握住了一個那麼遙遠、深厚、複雜的文化變化，這個思想案例，極有創造性。這和她對西方文化自身的剖析非常一致，都拒絕流於簡單化。這也讓我很感動。
《被偷走的骨灰甕：楊煉文學訪談錄》
作者｜楊煉、朱又可
出版社｜南方家園
出版日期｜2020/11/09
【本文獲「南方家園 」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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