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婊子」應該叫什麼？從林丹出軌看女性的語言真空
一些男性友人喜愛在鬥嘴時開玩笑稱我為「婊子」，而我常常一時之間想不到相對應的詞語去反擊：奇怪，男「婊子」，應該叫什麼？學生時代的我，曾聽到有調皮的男生用學來的話衝女生罵一句：「臭婊子！」而女生呆了一下，隨即追罵：「你滾開啦！」我想，她一定也有這種想脫口而出，卻又被語言真空絆住了的感覺。近日的社交媒體，鋪天蓋地是林丹出軌的新聞。回想起之前，大陸男演員王寶強發公開信稱妻子馬蓉出軌一事，網絡上一片聲討馬蓉是「婊子」的浪潮。我突然很好奇：究竟網民又會如何稱呼出軌的林丹呢？或許我能從中獲得啟發：當有人想罵男人為「婊子」時，應該罵什麼？
還是說，我們的文化，根本沒有對男人的「婊子」批判？
林丹出軌的相關新聞在最近鋪天蓋地般迎面而來（截圖）
失蹤的「男婊子」、「男蕩婦」
當一個女性出軌時，批評她的聲音裡總會出現「婊子」一詞。「婊子」的意思，是妓女。也就是說，一部分人認為，沒有忠貞於單獨一位男性，而與其他男性發生性關係的女人，就是妓女。而這在他們眼裡非常嚴重，因他們認為，妓女就是最不好的女性。
還有不少人使用「蕩婦」一詞，去痛罵出軌的女性是水性楊花，不守「婦道」。「蕩婦」，指女性在性方面放蕩淫亂。而怎樣才是放蕩淫亂呢？性經驗豐富，或者對性持有開放的態度。出軌的女人，人們為了批評她破壞了對婚姻或愛情忠貞的承諾，便罵她是「蕩婦」。顯然，性經驗豐富和性態度開放，對部分人來說，是對女性的一種羞辱。
然而，仔細瀏覽網民對林丹的批評，我發現他們大多稱他為「出軌男」、「賤男」、「垃圾」，而沒有任何一個稱呼是和「婊子」一樣，將他「貶為」性工作者，也沒有一個稱呼可媲美「蕩婦」，試圖用性經驗豐富和性態度開放來侮辱他。反而，人們大多從「沒有負起一個男人的責任」來指摘他。唯一與「婊子」有關係的，倒是有人會罵：你這個「婊子養的」。
同樣是出軌的行為，為什麼我們沒有和「婊子」、「蕩婦」相對應的男性詞語，去罵那些出軌的男人？還是說，我們根本沒有打算從「婊子」、「蕩婦」這方面去羞辱男性，因為我們知道在現有的文化中，性經驗豐富和性態度開放，根本不是對男性的一種羞辱？
語言真空的背後：性的雙重標準
當一些女性痛恨那些出軌的男人時，當一些女性也想表達對放蕩男人的鄙視時，當一些女性僅僅是想回擊別人罵自己是「婊子」時，她們想衝口而出，卻發現語言中並不存在「男婊子」「男蕩婦」，只能憤恨地說一句：「渣男」、「婊子養的」、「滾」。唉，這與「婊子」相比，是多麼力度不夠的回應，甚至還只能通過侮辱對方同樣是女性的母親，來侮辱男性。這令我感覺非常不值。我開始想，這種「失語」，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社會幾千年歷史，我們的語言中竟沒有「男婊子」？
我認為，女性對「男婊子」的失語背後，正是來源自一種落後的社會性別文化，其中有著「性的著雙重標準」。性的雙重標準，即是對男性的性道德要求，與對女性的性道德要求不同﹖男人的性經驗豐富、好色，是被肯定甚至讚美的，仿佛性經驗越多，才越稱得上是「男人」。反之，對於女人，社會性別文化要求她們「純潔」，何謂純潔？便是對性的無知和經驗少，以及不渴求性。這種性的雙重標準，可以解釋人們對出軌的女性和男性持有不同的態度：出軌的女人，違反了社會性別文化對她們的性道德要求，這種性道德要求同時成為了評價女人本身是否有價值的標準；而出軌的男人雖然也違背了約定俗成的婚姻和愛情的專一要求，但這從來未被視作其本身內在價值的標準，甚至是反向標準。於是，由於此種對性的雙重標準，實際上男人的「犯規」相比女人而言是更可接受的。因此，人們對出軌的女人咬牙切齒，必須罵「婊子」而後快；然而對出軌的男人，人們只能搖頭說失望啊失望，卻不會說「你這個淫蕩的妓男」——你也覺得聽起來很怪吧？要知道，性經驗豐富，可不是對男人的羞辱，而是讚美。
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一書中提到，性的雙重標準，是在以夫妻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時期，同時也是娼妓制度形成的時期建立的。她說，性的雙重標準將女人分為兩個集團：「聖女」與「蕩婦」，或「妻子．母親」與「娼妓」。在我看來，性無知或性經驗少的、對性「克制」的女性，便是被歸為「聖女」，可做「妻子．母親」的一類；而性經驗豐富、性態度開放、渴求性的女性，便被歸去「蕩婦」、「娼妓」一類。
她更深入指出，這種對女人的分類，正是一種「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做法，通過將支配對象分離隔斷，讓她們互相對立，從而互相不能產生連帶感。簡單來說，套用在出軌的例子中，便是一些女性會自覺與出軌的女性劃清界線，並參與到對出軌女性的全民聲討當中（如王寶強的妻子馬蓉），由此獲得一種被分類的安全感：我屬於「聖女」那一邊，我不是婊子，不是蕩婦。這種分類，讓女性無法獲得「我們都是女性」的連帶感，而相互對立，互相指正、審查對方夠不夠「聖女」，並主動揪出那些「婊子」。上野千鶴子說，這便是女人的「娼妓歧視」。
可見，性的雙重標準，不僅讓女性無法批評男人為「婊子」，更讓她們互相分化對立，主動維護這不公的標準。
被消解的主體性：「日」「操」「屌」
女性的失語症，不僅表現在「婊子」這種性的雙重標準上，還表現在性的主體性上。在日常語言中，當談論到性行為時，為表現自己的主體性，男人可能會進行「下流話」的交談：「我操／屌了她」。這三個動詞，體現出男性將女性作為性的客體的貶低。正如上野千鶴子所說，「下流話」是男人作為性的主體而進行相互確認的儀式：我操了女人，成為性的主體，我屬於男人這個集團。她認為，所謂的「厭女症」，就是不把女人視為與男人同等的性的主體，而將女人客體化、他者化，直接來說，就是歧視和蔑視。
女性該如何反擊這種被客體化的處境？女性可以如何談論性，可以說什麼下流話呢？女性一張口，腦海中浮現的，竟全都是侮辱女性，或置女性於被動狀態的詞彙。難道說「我被屌了」？這恐怕不能表現女性的主體性，不是對男人的下流話吧。女性只好說：「我和他做了／上床了」，以一種與男性平等的、同為性行為主體的方式。近年，網絡才終於出現了一些可供女性表示性主體性的表達，比如「我睡了他」。不過，這也難以與「日」、「操」、「屌」媲美：這三個動詞，還被用作粗口來罵人。當有人說「我操你」的時候，女性可以說什麼？難道是「我睡你」？顯然，大多數時候，女性的反擊只能是用相同的、侮辱女性的粗口，回敬一句「我操」、「屌你啦」。
從女性角度出發、以女性為主體的性描述語言是如此貧乏甚至「失蹤」，可窺見社會長期以來，都是由男性角度出發去定義「性」，並且由男性制定性的遊戲規則——上文所提及的性的雙重標準。在男性的定義中，男人是性的主體，而女性則不是與他同等的主體，而是客體，男人插入女人，屌了女人。在這定義中，女人甚至可被物化——男人通過性，「得到」了女人，而女人在性中是失去的一方。於是，性經驗少的女人，才是「純潔」的，「婊子」就是那些被很多男人「屌」「得到」的女人。在由男性定義性的社會裡，又怎會有「男婊子」一詞？
Miranda Fricker提出的「認識性不正義」理論
女性失語症是認識論上的不正義
女性在性的雙重標準，以及在女性的性主體性上的失語症，我想嘗試用哲學家Miranda Fricker所提出的「認識性不正義」(epistemic injustice)去理解，在此與大家分享。Fricker認為，認識論有兩種基本的日常實踐：傳達知識，以及理解(make sense of)我們的社會經驗。對二者，Fricker提出了一種與道德有關的討論：關於傳達知識，存在一種認識論上的不正義，她稱之為「證言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而關於如何理解我們自身的社會經驗，也存在認識論上的不正義——「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舉一個簡單例子：當女性和男性向警察作供時，警察傾向不相信女性，這便是「證言不正義」。而當一個女性遭受職場性騷擾，如果她所身處的社會尚未對她的這種社會經驗形成一種「這是性騷擾」的集體共識(collective understanding)，而將此看做「調情」時，不止社會其他人無法理解她，甚至她自己也無法很好地理解她所經歷的事情。單看她所處的這種狀態時，我們只能說她受到了認識論的傷害(harm)，但要說明她所處的狀態是不正義的，我們就要指出，這種狀態，也即詮釋上的集體共識的缺失，特別傷害到女性這個群體，而非其他群體，那麼這種狀態就構成了「詮釋不正義」。
Fricker又指出，造成這種不正義，原因是有權力的人或群體，在參與建構某種社會共同理解(collective social understanding)時，擁有相比弱權力者更多的優勢。這些有權力的群體，可以影響社會的集體詮釋資源(collective hermeneutical resource)，比如令這資源形成一種對某個身份群體的人的偏見，從而，當有權力者群體去理解自身的社會經驗時，可享有更有利的詮釋資源；而那些弱權力群體的人要理解自身的社會經驗，就無法享有相同的有利自身的詮釋資源去解釋這些經歷，從而他們對自身社會經驗的解釋會在社會共同理解的建構中失聲(be obscure)。
性的雙重標準，以及女性在性的主體性缺失，可說是男性作為有權力的一方，在參與建構社會共同理解時，因擁有比女性更多的優勢，而影響社會的集體詮釋資源，形成一種對女性有偏見的詮釋資源——女性不應該性經驗豐富，否則便是「婊子」「蕩婦」；女性只是性的客體，而非與男人一樣平等的主體。失蹤的「男婊子」，失蹤的女性作為性主體的語言，便是這種被偏見影響的社會詮釋資源的體現。
於是，女性在嘗試對自身性經驗進行理解時，便只能從這種充滿偏見的詮釋資源獲得詮釋：對自己，她可能也會陷入一種自我的性道德譴責當中，無法很好的理解自身經驗；即使她沒有自我譴責，當她希望向別人解釋自己的經驗時，別人卻因為這充滿偏見的集體詮釋資源而無法理解她。當她們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想批評性經驗豐富的男性時，卻發現根本不存在這種詮釋資源。而當她們想談論性時，她們能夠運用的語言卻大多充滿對女性的侮辱和客體化傾向，這種語言是社會性文化壓迫女性、客體化女性的結果，而她們更加因語言的缺失而無法很好地理解自身的性主體性，或讓其他人理解她們的性主體性，造成惡性的語言真空循環。再者，當女性在社會中享有的權力和地位仍低於男性時，她們對社會共同理解的建構及參與，便可能沒有像男性那樣具有優勢，她們對社會的詮釋資源的影響力，便可能沒有男性那麼大，從而她們對自身經驗的解釋便會因此而失聲。
當女性每日使用「婊子」、「屌你」去開男性玩笑，或嚴肅批評男性時，她們其實正在被迫使用對女性不公的社會集體詮釋資源。要改變這種狀況，便需要讓女性獲得與男性同樣的參與社會共同理解的能力和機會，讓女性自身的社會經驗得到發聲。否則，我們便可能一直活在充滿「聖母婊」、「綠茶婊」、「傻逼」、「操你」等歧視女性、客體化女性的語言的社會之中，張口發現「男婊子」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