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忠誠：讀海德格和漢娜．鄂蘭的書信集有感｜蔡慶樺

Hannah Arendt, Martin Heidegger, Briefe 1925-1975 （Frankfurt am Main 1998，資料圖片）

閱讀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書信集，不能不產生對海德格的反感。本書收錄了鄂蘭與海德格從1925年到1975年之間的通信。1925年，就是18歲的鄂蘭去到馬堡讀書並與海德格相識相戀那年，而1975就是鄂蘭過世那年，也就是收錄了從相遇到永別的所有仍留存的信件。

本書的第一部分名為「相見」(Der Blick)，收錄從1925年到1932年的通信。從開始的第一封信讀起，就有一種非常討厭的感覺，海德格稱讚他的女學生，可是並不讚美鄂蘭的聰明智慧，而是讚美她的少女特質、她作為女性的存在。然後雖然承認了鄂蘭在學術上應該會有所發展，卻強調她能夠忍受學術研究可怕的孤獨，「通常只有男人做得到」(die nur der Mann aushält)。其他段落中還出現「在妳這種性別中」(Ihr Geschlecht) 這種說法。

另外他一方面要求鄂蘭對於兩人的戀情必須維持低調，可是另一方面又不斷提起自己的家庭。讀者可以感覺，他根本就不在意鄂蘭的感受。鄂蘭在學期休假時，自老家柯尼斯堡（後更名為加里寧格勒）寫了一封信給海德格，在〈陰影〉(Schatten)的標題下，以第三人稱方式書寫著「她的」畏縮、疑惑、熱情、痛苦、欲求、淪陷、雙重的本質(die Doppeltheit ihres Wesens)，正可以代表她在這段感情裡的不安。

後來鄂蘭受不了這樣子的交往方式，逃離了馬堡，到海德堡跟隨雅斯培(Karl Jaspers)讀書。但是海德格無法切割這段感情，便迫問Hans Jonas——鄂蘭在馬堡的同學——取得鄂蘭在海德堡的住址，繼續寫信給她，希望能持續見面。而鄂蘭竟然就答應了。後來海德格常常利用學術出差的機會，停留在海德堡與鄂蘭相會。

這部書信集的第一部，讀來令人不安，因為看到一個老師利用了學生的純真；不安也來自那個女學生後來成為那麼傑出的思想家，作為政治思想史的讀者，實在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樣子年輕而為愛盲目的鄂蘭。

真的就是為愛盲目，即使像鄂蘭這樣聰慧的人，都逃不過這種宿命。1928年4月2日，海德格致信鄂蘭，表示自己收到弗萊堡大學的聘用通知，「是我根本無法拒絕的召喚」。他告訴鄂蘭，接任教職前，4月15日至20日他將會到海德堡拜訪雅斯培，會找時間與她見面。

4月18日，海德格抵達海德堡，約鄂蘭當日晚上10點在大學圖書館前見面，但顯然失約了。1928年4月22日，鄂蘭的信中說，「現在你不會來了——我相信，我已經理解了。可是我還是那麼害怕，如這些日子來我總是被突如其來的莫名恐懼襲擊一樣。」鄂蘭如泣如訴說自己多麼的傷心，海德格為她的生命帶來多大的負擔與痛苦，讓她必須在世界上孤獨的生存下去，「倘若我失去了對你的愛，我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權利」。那封信的結尾引用了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翻譯英國女詩人白朗寧的一首情詩最後一句：「Und wenn Gott es gibt, will ich dich besser lieben nach dem Tod.」這首情詩描述某人如何全心全意毫無保留的愛著另一個人，甚至「如果神讓我生命結束，我願在死後更深情地愛你。」

1929年，在鄂蘭結婚那一天，她也提筆寫信給海德格，告訴海德格說她絕對不會忘記他們的愛對她的生命有何意義，即使結婚也不會改變，也希望海德格永遠不要忘記她。1930年9月，鄂蘭與新婚丈夫Günther Anders——也是海德格的學生——與海德格見面。在這封信裡，鄂蘭顯然沒有忘記海德格，她說看著海德格與Anders兩人在一起，她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感受到「我們的愛的延續」(die Kontinuität unserer Liebe) 。

1932年的冬天，在一封信裏，海德格向鄂蘭解釋他對猶太人的態度。顯然鄂蘭聽到了風聲，傳言海德格不歡迎猶太學生。海德格回信說，那些都是謠言，也許是因為他需要休假專心準備論文，沒辦法撥出那麼多時間給學生，但即使在時間緊迫下，他仍然持續協助並指導許多猶太學生。他與那麼多猶太人同事依然維持良好關係，例如胡塞爾(Edmund Husserl)、卡西勒(Ernst Cassirer)等等，「更不用說與妳的關係」，「誰要稱這是狂熱的反猶主義，就隨他便吧。」

顯然鄂蘭是相信他了。

還是海德格學生時的鄂蘭（資料圖片）

書本裡第二部份名為「再相見」(Der Wieder-Blick)，加上第三部份「秋季」(Herbst)，收錄 1950年起到鄂蘭過世為止的信件。從納粹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12年間 ，兩人沒有書信往來。1950年開始，兩人才再次聯絡。重新聯絡的第一封信是由鄂蘭發出，盼在訪歐時一見（但該信件已佚失）；海德格於1950年2月7日回道，很高興在晚年再有機會，使得他們早年的邂逅能夠持續留存(unsere frühe Begegnung als ein Bleibendes)，盼鄂蘭於當日晚上來家中一聚。在多年未曾往來後，海德格帶著距離感地在信中對昔日戀人使用了尊稱您(Sie)。

那個晚上他們談了什麽？隔天海德格即發了一封信，給出了線索：「親愛的漢娜，在妳離開後，留存在我小屋裡的是沉靜的晨光。〔……〕在這晨光的光亮中，浮現的是我的沉默的罪責（meine Schuld des Verschweigens，海德格的強調）。這罪責將持續留存。」然而，這所謂沉默的罪責並非讀者（或者可能也是鄂蘭）期待從海德格那裡看到的對政治失誤的反省，海德格指的是對於「我們的愛的共同命運」(das Geschick unserer Liebe)的沉默，對於在那段關係中傷害了身邊每一個人的罪責。

隔天，鄂蘭回信，談起那個「確認了一生的晚上與早晨」。她說：「我從未覺得自己是個德國女人，也早就不覺得自己是個猶太女人，我覺得自己向來就是一個異地來的少女(das Mädchen aus dem Fremde)。」（而當年海德格正是如此稱她）她繼續寫著，當年願意為那段感情緘默，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對海德格的愛，而這是無比困難的事情。「我會離開馬堡，完完全全就是因為你。」

鄂蘭同時寫了另一封信給海德格的太太Elfride，感謝與她見面時打破了尷尬，開誠佈公與她談起馬堡那一段往事。鄂蘭以一位第三者的姿態說起當年與海德格的那一段感情歷史，她向海德格太太承認自己犯下許多糟糕的事情，也感謝她的諒解 。

很顯然為了解決這一段感情債，哲學家雅斯培出面協調。因為在那封信的結尾，鄂蘭這麼寫著：「一件事我希望能夠知道，可是如果您不願意說，也沒問題。您是怎麼想到要找雅斯培來當調停者的？因為您知道我與他交情甚深？或者也許是因為您對雅斯培有極大的信任？」

也許是大家都老了，那些愛恨情仇消失後，終於和解。後來60年代，海德格陷入經濟困難，還是他太太寫信給在美國學界關係很好的鄂蘭，希望她幫忙詢問美國購買《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手稿的可能與價格。鄂蘭真的也去張羅這件事，徵詢到非常好的價錢。而後來1969年美國開始討論海德格與鄂蘭的情史，並公佈了一些資料，鄂蘭還寫信給Elfride，表示自己不會在這件事上公開表態，希望自然而然冷卻下來，以免讓話題越吵越烈，盼她諒解。

晚年信函內容當然就比較雲淡風輕，不再談起什麼激烈的愛情了。可是對於「海德格學界」來說，晚年的通信更有意思，因為他們聊到許多海德格自己晚年的著作及講課內容，也對其他思想家、同時代的學者或海德格的學生給出了一些毫不掩飾的評論。

海德格談他各種逐漸發表的文字，以及演講、討論班的主題；向鄂蘭談起自己晚年的「框架」 (Das Gestell)概念，並承認那是玄秘的事物，「但是我們愈少嘗試去處理這個隱密之事，它就愈會如我們所欲地現身，道出其本質來。」鄂蘭從亞里斯多德處思考政治，海德格也談起自己與鄂蘭一樣「在希臘人那裡」，只是不同方向：他在赫拉克里特那裡求索作為無蔽的真理（A-Letheia）。另外他也談開始閱讀歌德（「妳在我們重逢的一開始，就引用的歌德。」），讀謝林與黑格爾（「妳說得對，謝林比黑格爾難多了，謝林敢於冒險，離開迄今安全之岸，而黑格爾的辯證法航線上沒有任何意外」），也談那些對他的批評（「那些我自1927年以來早已經看得太多的所謂批評」）——例如馬丁布伯，海德格承認布伯對自己的解讀態度不同於其他批評者，但是「他對哲學顯然毫無概念，他或許也不需要哲學」。

鄂蘭則談起自己在希臘哲學、孟德斯鳩、馬克思、霍布斯等思想的工作，也批評了美國「可笑的、毫無希望的政治學狀況」。她幾乎從不提起自己的著作，在猶豫許久後，才於1960年寄去了《人類境況》（另譯《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的德文版。

兩人亦討論了海德格的學生們，那些海德格的其他孩子們。Karl Löwith對海德格的評論被他譏以「他顯然什麼都沒學到」。在一封信中鄂蘭問海德格是否已經讀過Walter Biemel的研究（海德格另一個學生），「那是我讀過研究你的作品中最好的」，海德格回信表示已經讀過，贊成其說法，並表示比起Otto Pöggler的《海德格的思想道路》，Walter Biemel的書確實「既傑出，又有勇氣」。海德格另向鄂蘭說：「妳必須讀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的黑格爾研究，以及他的《小作品集》第三冊。」

另外兩人也提及了法國學界及美國學界的海德格研究專家們，例如Jean Beaufret、Glenn Gray、Joan Stambaugh等人，以及海德格著作的英文本優劣問題。例如鄂蘭對海德格談起讀了Edward Robinson翻譯的《存有與時間》草稿感想（「尚不夠資格出版」、「帶著一些錯誤以及不必要的複雜」，但也承認只有這麼複雜但忠於原文的翻譯方式才可能翻譯好《存有與時間》）；鄂蘭也提及美國學界對海德格哲學日漸增長的興趣， 以及同時日漸增多的誤解。在一封信中鄂蘭告訴海德格，法國有一個叫做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黑格爾學者很出名，影響很多法國當代哲學家，卻從不著述，她認為此人極有意思，因為道出了黑格爾思想的秘密，並寄了科耶夫的文章給海德格，海德格答以佩服他對思想的熱情，「但他也只把《存有與時間》讀成了人類學」。但海德格這樣說另一個法國思想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正從胡塞爾走向海德格的道路上。他太早過世。」

晚年的漢娜．鄂蘭，因為《人的境況》一書而名聲大噪，但也與海德格越行越遠了（資料圖片）

1975年6月27日，鄂蘭寫給海德格最後一封信，談到將去蘇格蘭演講的事情，她說正全心準備有關判斷力(Urteilskraft)的演講，以及提及海德格全集出版事宜。另外她也提起去弗萊堡拜訪他的事情。1975年6月30日，海德格回了最後一封信給鄂蘭。他說：「我們很期待你的來訪，最好是8月12日或15日，下午5點到6點間來訪，跟往日一樣，你留到跟我們一起吃晚餐。其他一切事情我們見面再談。這裡我只有一句話想說：判斷力是非常困難的事。」

那是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面。那一年12月鄂蘭死於心臟病，半年後海德格也離開人世。

讀畢他們一生的通信，不能不讓我感傷。重逢之後的信件來往，鄂蘭多次說起海德格的思想、著作、講稿，談她如何專心讀著《林中路》、《路標》等書，依然如對教授敬仰的學生，對他的思想概念探索並提問，且細心地校對出其書中印刷錯誤，而這些信中，讀者不曾看到海德格曾閱讀、提及鄂蘭的著作。

我相信到死鄂蘭都愛著她那霸道而自私的老師，兩人之間的愛以毫不對稱的方式存在著。也或者那不只是愛，那是一種忠誠，對於海德格始終信賴依賴的、一生不變的、不對等的忠誠。1960年10月28日，在鄂蘭的《人類境況》德文版（以《行動的生命》為題）出版時，鄂蘭的信中寫道，她讓出版社寄給海德格一本，解釋她本想在扉頁寫下獻給海德格，因為「一切幾乎都因你而來」，但後來終究放棄。在鄂蘭留下的遺稿中，有這麼一段如詩的話：「行動生命：本書的獻詞被略去了，我該如何向你獻上這本書呢？獻給我所信賴的人，我所對之忠誠，卻放棄了忠誠的人。而兩人皆在愛中。」

鄂蘭真的對海德格放棄了忠誠嗎？她如此躑躅再三，不知該不該將她的學術出道作品獻給海德格，還特意寫信告訴他略去獻詞的考量，讀者早已明白鄂蘭的心境；1970年3月20日，鄂蘭寫信告訴海德格，她正全心撰寫一本關於非行動生命的人類活動之書，那可以被視為《行動的生命》之第二部，關於思想、意欲及判斷之書。她怯生生地問：「我想向你提這個也許我口頭無法問出的問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寫的成、或什麼時候能寫成這樣的書，也許我永遠寫不出來。可是如果我寫成了，可以獻給你嗎？」

1968年，在獻給她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雅斯培的85歲祝壽文章中，鄂蘭曾寫過這句話，也許正可以作為這段感情的註腳：「在我們生命結束時，我們知道，只有那我們一直走到最後都還對之忠誠不移的事物，才是真實的。」(”Am Ende unseres Lebens wissen wir, dass nur das wahr war, dem wir bis zuletzt die Treue halten konn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