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震盪與陰影
重寫歷史的慾望，大概在每一代人之中運轉；對歷史的評價亦會隨當下現實的基礎改變而改變——對十月革命的爭議，在未來定必會繼續下去。
在十月革命一百週年之際，俄羅斯總統候選人克謝尼婭・索布恰克表示：「如果有人問我當選總統後要做甚麼，那麼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簽署法令把列寧的遺體從紅場上移走。⋯⋯我們現在倒退到了中世紀，因為二十一世紀我們還在國家主要廣場上擺放人的遺體。不管他生前有甚麼政治思想，也不管誰怎麼評價他對我國歷史作出的貢獻。」隨著九十年代共產主義退潮、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現在的我們要怎樣評價十月革命呢？也許這是每個關注左翼思潮的讀者，都必須思考的事情。
前奏：覆滅的羅曼諾夫帝國與無能的臨時政府
要討論1917年的十月革命，必先從同年2月發生的二月革命開始——俄曆2月23日（即西曆3月8日），古老的羅曼諾夫王朝結束了三百年的帝國統治，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國家的統治由克倫斯基領導、由貴族與前貴族組成的臨時政府接手；臨時政府向民眾承諾，將在往後的日子推行民主憲政。
然而，臨時政府的統治並未為國家帶來全新氣象，沙皇統治時期的國家問題並未因帝國的覆滅而根絕：臨時政府繼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決定使它失盡民心，7月1日臨時政府向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的進攻告敗，使原本傾向於臨時政府的軍隊實力大損；國內的工業與經濟被戰爭拖垮，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困擾——至1917年10月，俄國國債升至5000萬盧比，國內的工人罷工與示威、農民起義不斷，臨時政府原本許諾召開的俄國立憲會議選舉更是遙遙無期。
在臨時政府成立的同時，俄羅斯首都的工人與軍人成立了 「彼得格勒蘇維埃」（Petrograd Soviet）議會，他們拒絕承認臨時政府，在當時的俄羅斯形成「雙政府」的局面。布爾什維克（俄語中意思為「多數派」，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一個派別，一般認為當時由列寧所領導）捉緊時機組織武裝力量發動政變，在11月7日與8日（俄曆10月25日與26日）佔領彼得格勒（今聖彼得堡）的主要政府建築，其中以佔領冬宮（曾是羅曼諾夫王朝皇宮與臨時政府所在地）的舉動最為標誌性——是為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內外震盪
布爾什維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宣稱以社會主義為綱的國家——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由列寧出任議會主席，同時，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通過了向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移交權力的法令，通過了由列寧起草的《和平法令》（譴責帝國主義的戰爭暴行，宣布退出戰事，呼籲英、法、德工人實行解放）與《土地法令》（土地、生產資料國有化，由國家重新分配於勞動者），確立以錘子與鐮刀取代雙頭鷹作為新的國家象徵，以示自己為工農聯盟的代表。
事實上，上述的兩條法令並未為當時的俄國或國際局勢帶來突破。《和平法令》同時受到同盟國與協約國的反對，英、法盟國將之視為背叛，而敵對的德國則趁火打劫，強迫布爾什維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布列斯特條約》，這與《和平法令》一開始的期許完全背道而馳；至於《土地法令》中的理想主義詞彙並未能在現實中發生作用，反而是後來國家持續的經濟困難與餘糧徵集制，引發了農民大規模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行動。
縱然十月革命未能為俄國帶來即時效用，但它所帶來的革命漣漪，卻在世界與人類歷史中掀起驚濤駭浪：列寧相信共產主義的真正臨至，單靠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必須要以世界為單位的連鎖效應，才能實現真正的歷史革命。如是者，1919年3月，列寧於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Comintern，又稱第三國際）總部，向世界輸出共產主義，在東歐與亞洲遍地開花，令人類歷史邁入了全新的方向。
十月革命的幾道陰影
坊間一般稱二月革命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稱十月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簡單來說，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延續與深化。隨著蘇聯解體，各種歷史資料得以浮出地表，史學界亦不斷更新著對十月革命的評價——那究竟是一個偶然的事件，還是歷史唯物論之下的必然結果呢？那究竟是俄國人民的選擇，還是一小群政治家的陰謀？
從後來發掘出來的文獻中可見，當時組成臨時政府的舊貴族認為，二月革命是他們有預謀地發動的一場逼使沙皇退位的政變：1917年2月，他們利用首都彼得格勒的食品供應危機，縱容煽動下層工人示威、士兵造反的活動，以此作為逼迫沙皇退位的理由 。可是，在目標達成以後，貴族們卻無法控制住民眾引發的危機，反而讓布爾什維克有機可乘。因此，二月革命與其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如說是沙皇與貴族、高級軍官及大工業家之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引發的政變；貴族與高級軍官本期望以「民主立憲」的承諾控制住由他們煽動起的民眾造反，然而事件的發展卻完全超出他們的掌控範疇，由他們引發的無政府狀態最後為布爾什維克所用，構成了十月革命爆發的基礎。
而就十月革命本身而言，亦有其倉促與滑稽之處。當時有這樣一個小插曲：群眾想進入冬宮酒窖酗酒狂歡，在冬宮執勤的軍團喝得爛醉，受命驅散人群的士兵巡邏沒多久也開始變得搖搖晃晃，而新的群眾不斷湧現，希望能搶先進入冬宮「分一杯羹」；為了控制場面，政府派出消防隊向群眾沖水，但最後連消防員都喝醉了。私人酒窖亦無法倖免於難，當時街上滿滿是喝醉了的士兵，數十人因酒精中毒死亡——這樣的景觀持續了幾個星期。教育人民委員盧納察爾斯基坦承：「整個彼得格勒都喝醉了」。托洛茨基說：「革命的詞彙使人們清醒，鼓舞他們對壓迫者鬥爭；然而伏特加⋯⋯又使人們沉睡過去⋯⋯」
由這個例子大概可見，為甚麼以考茨基為代表的中派會認為十月革命是一個「早產兒」，右派如俄國流亡學者和英美學者認為十月革命是「災難」、「瘟疫」，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當時的民眾並未能理解立憲或社會主義的意義，只將推翻政權、推出全新的意識形態當作「一勞永逸」地解決當下俄國問題手段 。除此之外，1918年9月由列寧推展的「紅色恐怖」以大屠殺的姿態殘害異見分子，大量拘捕與處決平民。這也是為何，俄羅斯歷史學家安德雷·祖博夫指，十月革命的領袖列寧和史太林是二十世紀俄羅斯的兩個大罪犯，他認為列寧與希特勒相似，因此對待他的遺體，應該要向對待希特勒那樣火化並且不留骨灰。
重寫歷史的慾望，大概在每一代人之中運轉；對歷史的評價亦會隨當下現實的基礎改變而改變——對十月革命的爭議，在未來定必會繼續下去。
參考資料：
托洛茨基著，江杰翰翻譯：《十月的教訓: 俄國革命一百週年，不論回顧或前瞻都必須讀的一本書》，台灣：網絡與書出版，2017年。
邵麗英：〈敘述創新與 問題轉化——俄國「十月革命」再思考〉，《俄羅斯研究》2011卷3期，2011年6月23日，頁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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