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世界重新浪漫化

到了假日，又是遠足的季節。正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遠足人士大都會準備充足，整裝待發。不過這可能意味留在山上的垃圾也隨之變多。近年愈來愈多大自然無法消化的垃圾遍佈山野，隨處可見。眼見綠草如茵的山崗變成垃圾崗，為了保護自然環境，近年不少非牟利團體和民間組織都發起上山清垃圾的行動。香港遠足覓合團（Hong Kong Hiking Meetup，Facebook專頁連結）便是其中一個，一年內發起差不多120次清理垃圾行動。

今年9月，覓合團發起行動，招募100多個義工到15個郊野公園清理垃圾。除了專門清理垃圾的活動，他們平日的行山團也邊走邊撿拾垃圾，又會向其他行山人士推廣帶走垃圾的信息。不過眼見垃圾種類繁多，加上義工們體力有限，而且當中不少垃圾如膠樽、紙巾、破鞋、野餐用完的碗碟等，都是難以分解的物品，有時他們難免感到氣餒。

一說到垃圾，我們通常會想到送往堆填區處理，但除了這個主流的處理方法外，近來有人提議開辦垃圾回收產業，指出某些廢棄品可以被循環使用，不用一律當作永久廢品處理，垃圾都可以獲得重生。不過前些日子，有人說垃圾不單可以重生，而且還可以變得美麗。這個人獲得了「啟發人物年度大獎」，他就是產品設計師張瑋晉（Kevin）。

最近他在維港旁用了300個洗衣袋製成一個大型塑膠魚，他的製作材料竟然是裝污糟衫的大膠袋，他表示「洗衣店每洗完一袋衫，會將乾淨嘅衫入落一個新嘅大膠袋畀返客人拎返屋企。而客人通常會將下一轉嘅污糟衫，裝返落個大膠袋拎返去洗衣店，至此，呢個膠袋就完成佢嘅使命。」Kevin希望憑借作品向人們訴說魚類吃夠了海洋膠粒，希望市民走進塑膠魚肚，反思人類對海洋生物造成了甚麼影響。

Kevin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示莫過於垃圾本身可以成為藝術創作的材料，利用垃圾進行創作可以在傳統處理垃圾的方式外，補充一個美學的維度。垃圾不應再被視為永久廢品，垃圾本身可以變得很美，所謂「化腐朽為神奇」不正是這個意思嗎？使用華麗精巧的材料創作出優雅的藝術品肯定了不起，但能夠利用不起眼、甚至不討好的垃圾創作出優秀的藝術品，難道不是體現了藝術家擁有過人的審美能力嗎﹖「化腐朽為神奇」在歷史上有先例嗎？

世界的浪漫化

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德國，掀起了一股名為「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文化運動。它倡導的藝術創作理念對哲學、詩歌、建築、音樂和繪畫有深遠的影響。對於甚麼是浪漫主義，歷來不少學者給出自己的定義，但莫衷一是。其實浪漫主義者自己也曾經就何謂浪漫主義下過一個定義，現時被人公認為最具代表性的定義當屬德國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對浪漫化的解說，他表示︰當我給卑賤物一種崇高的意義，給尋常之物一副神秘的模樣，給已知物以未知的莊重，給有限物一種無限的表象，我就將它們浪漫化了。簡而言之，就是把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平凡之物，運用創意把它們提升至藝術的高度，賦予它們詩意和美感。浪漫主義者十分推崇化腐朽為神奇的審美能力，認為詩人的使命就是把世界重新浪漫化。但為甚麼要把世界重新浪漫化﹖難道世界曾經有過浪漫的時刻，然後又因為某些原因失去浪漫的面紗嗎﹖

諾瓦利斯認為科學主義和實用主義興起以前，人們對世界有著親近的關係，人們視世界為自己的家，有著在世界如在家的感覺。人對世界不單有著依偎的感情，更對世界的神秘莫名帶有敬意，而這種敬意又體現在早期的人對世界作出神話的故事的解釋上。但其後科學主義和實用主義出現，世界的神秘面紗慢慢被掀開，世界開始變成一堆有待開發的、赤裸裸的物質塊團。頗受浪漫主義影響的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生命的晚年，看到了人類登上月球向地球拍攝的照片後，感到異常不安，認為人類自己與所居住的地球的關係已經變成純粹的技術關係，而不再是人生活於其上，依偎在此的關係。世界已經被「去魅化」（Disenchanted），不再有詩意和浪漫。諾瓦利斯認為諸神已經隱退、甚至死去，所以他哀嘆道︰無神之處，鬼怪橫行。他所指的鬼怪就是當下現代所流行的私利、政治權力、科學主義等等，它們取代了神聖的意義。他認為浪漫主義藝術家當下的任務就是把世界重新浪漫化。

顛倒的世界

另一位浪漫主義的先驅者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認為科學理性和實用主義登場後，把世界安排得井井有條，把各樣事物都分門別類，高貴就是高貴，垃圾就是垃圾，事物之間好像永遠沒有過渡的可能性。哈曼曾經評論過法國的笛卡兒主義，他指出笛卡兒認為人擁有精神和身體，但兩者是可以分離，精神和肉體沒有任何共通點。不過哈曼認為精神能夠而且應該貫穿物質，即使是最為普通、平淡的物質，精神也能在其中顯示自身，更重要是精神能夠令到物質顯得偉大和優美。

但真正賦予「浪漫化」以實質內涵的人是德國詩人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與哈曼一樣，施萊格爾發現近代文化中，工業化導致世界被物化，多姿多彩的世界被我們視作僵死的、不變的「死物」，了無生氣。如果人們習慣以「死物」的眼光看世界，人們面對價值時，就很容易作同樣的審視，認為價值之間彼此沒有任何溝通和過渡。尤其當我們過份運用知性去理解世界時，世界便被知性分解得肢離破裂，事物之間失去發展的連續性。與施萊格爾屬於同一個時期的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更在《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指出人類的知性（understanding）把活生生的世界肢解、分割，並打上符號，最後作出分類，整個世界便完成概念化。於是乎，世界便成為死氣沉沉的概念和符號劃分的附屬。以這種眼光看待自然事物，人們很容易給事物打上「垃圾」、「華麗」等價值區分，不過人們作出這種區分後，通常會打住腳步，認為事物就是如此，不會調動自己的想像力使概念、價值之間彼此溝通起來。

施萊格爾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都處於轉換變化中，在時間中沒有任何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語言和概念的僵化劃分，應該要被打破。而這種打破方法就是他所堅持的「反諷」（irony）方法。反諷在施萊格爾那裡已經不僅僅是文學修辭手法，更多指創作態度。反諷是人類意識的靈活運動原則，精神會不斷運動變化，事物在自身之內含有對自己的否定，一切事物既是它自己，同時又不是它自己。換言之，再低賤的東西，也能夠被提升至崇高的境界。在施萊格爾看來，一切美醜、善惡、高低、貴賤都可以互相轉化，一切靜態的東西進入運動，一切存在的東西能夠自我超越自身，甚至走到自己的反面。價值彼此差異程度愈大，兩者的相互轉化就愈顯出創造的偉大；事物的發展愈是悖理，思維就愈靈活。施萊格爾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就是事物互相顛倒的世界。

浪漫主義者非常推崇反諷的方法，認為事物之間的關係是互相顛倒，事物因此毫無穩定性可言。也許是他們熱衷於反諷的創作態度，令他們如同一個鐘擺一樣，長期搖擺於激情和憂傷之間。一方面，事物由能夠由卑賤變成高貴，令浪漫主義者滿懷希望和激情，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得要見證和默許高貴的事物走向衰敗。或者用他們的語言來說︰即便是上帝，也要死去。反諷手法時而為他們帶來激情，時而帶來憂傷，但這種矛盾兩面性同樣是反諷的表現。

正因為如此，浪漫主義者經常遭人批評，人們認為浪漫主義者經常搖擺於兩個極端，顯出一副優柔寡斷的樣子。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曾在著作《政治浪漫主義》（Political Romanticism）指出，誰要跟從浪漫主義的一套，要從混亂之中尋找客觀明晰性，都會發現自己陷入一場永恆的交談和毫無成果的喋喋不休。不過施米特的批判不是正好肯定了浪漫主義者擁有永恆的創造力和靈活性嗎﹖

浪漫主義的再臨

儘管如此，浪漫主義提倡打破事物之間的隔閡的觀點還是啟發不少後世藝術家。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便是一個把顛倒付諸實踐的藝術家。他在戲劇中經常把社會的下層的群眾、小人物甚至無賴提升為身居要職的大人物，即便他們在劇中未能成為大人物，但整場戲劇始終聚焦在他們身上。在19世紀的感傷主義文學中，貴族和知識份子往往是文學的中心，人們能夠在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的作品中見到不少關於貴族哀嘆貴族階級沒落，面對工業化社會表現出不適應，緬懷中世紀田園牧歌的休閒生活的畫面。布萊希特運用反諷打破了以往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只以貴族為中心的表達手法，把焦點靈活投放在不同階層的人身上。

可見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絕不是抽象的空想，它具有一定的實際應用。而且浪漫主義的手法從來不僅限於詩歌，它能夠體現在其他藝術領域。甚至能夠在建築和土地利用方面見到浪漫主義的影子。在近年的丹麥，由於房價昂貴，不少人尤其是大學生等候租屋的時間愈來愈長。可幸的是丹麥擁有長長的海岸線，而且航運業發達，擁有不少貨櫃。有設計師便把一些廢棄回收的貨櫃改造成浮在水面的「貨櫃屋」。貨櫃的成本低，能夠水上運送，所以造價較低。而且住在「貨櫃屋」的人們隨時能下水暢泳和泛舟。可以說只要有想像力，配合環境條件，再殘破的貨櫃，都能變成豪華的水上樂園。

回到本港，設計師Kevin曾經表示，人們太受用完即棄的消費模式影響，容易製造大量廢棄物料。如果能夠把它們用於藝術創作，為它們注入新生命，肯定十分有意義。利用垃圾進行創作並不是一件驚世駭俗的事，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正好能夠作為精神指導。它給我們最大的教益，莫過於藝術本質上是一件「化腐朽為神奇」的事業，能夠讓人們把不完美的東西變成完美的藝術品。香港一直被人譏為「文化沙漠」，也許是時候，香港需要被「浪漫化」，讓詩意重新降臨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