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張愛玲・上】為何張愛玲被認定為中國最重要的作家？
不知不覺，張愛玲這位「傳奇」女子，已誕辰百年。自上世紀四十年代憑著《傳奇》中的短篇小說在上海灘大放異彩，張愛玲的文字不斷化作「金句」——甚至「偽金句」，被讀者反複重述著。她的作品與文學風格也成為後世作家的養分，使他們在學習、模仿與創新中，開散出獨特的枝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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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筆下的上海與香港，如同中國的「雙城記」，成為她生命中深深的情結。張愛玲入讀港大時適逢太平洋戰爭爆發，她曾形容這座城給了她「切身的、劇烈的影響」，這樣的經歷使她目睹亂世中的眾生百態，也令其文學世界的層次更加豐富多彩。在張愛玲一百週年誕辰及逝世二十五週年之際，我們一起回顧，她的讚譽與爭議，她的獨樹一幟以及她令人著迷的文學世界。
夏志清：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每每提起張愛玲後來的走紅，不可否認與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其大加讚譽有關。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夏志清未以張愛玲最為經典、風靡一時的《傳奇》講起，而是由張愛玲後期的反共小說《秧歌》進入她的文學世界，並指明，在他看來「《秧歌》在中國小説史上已經是本不朽之作。」
眾所周知，張愛玲的父親為名門之後，母親和她姑姑在張愛玲很小的時候便到歐洲留學去了。張愛玲出身舊式貴族，父母均對西洋文化有所了解，母親更領她進入西洋藝術、音樂、文學的世界。家族身世構成了對張愛玲小說的影響：一方面，她的小說意象豐富、語言古典雅致，與她在遺少父親監督下熟讀中國舊詩古文有關；另一方面，小說中陰鷙、沉鬱甚至恐怖的描寫與風格，也與她的成長環境有關。她曾在父親再婚後，寫道：
我後母也吸鴉片。結了婚不久我們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樣的老洋房裡去，本是自己的產業，我就是在那房子裡生的。房屋裡有我們家的太多的回憶，像重重生臺複印的照片，整個的空氣有點模棚。有太陽的地方使人職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房屋的青黑的心子裡是清醒的，有它自已的一個怪異的世界。而在陰陽交界的邊緣，看得見陽光，聽得見電車的鈐與大減價的布店裡一遍又一遍吹打著《蘇三不要哭》，在那陽光裡只有昏睡。
從這些字句中，我們已經可以一窺後來其小說題材和當中那些驚心動魄、甚至毛骨悚然的描寫。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用超過魯迅的篇幅介紹張愛玲，這點頗為研究者和「張迷」們津津樂道。之所以如此，其實與歷史敘述者及其敘述視角有關。夏志清自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後，赴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來在美執教，成為中國文學教授。但據講，他實際上私戀西洋文學，常推薦學生去讀希臘文、讀俄國文學。對於中國文學——不論「五四」新文學還是古典文學，夏始終覺得粗淺、幼稚。甚至講過：「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因為，中國文學中所描寫的始終是「逃避」，沒有正視人生的宗教觀。那麼，張愛玲這位在語言和描寫上汲取了中國古典文學之長，又在人文關懷上又具有夏所推崇的、類似西方文學的深刻性，因而在他眼中，張愛玲顯然優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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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夏也曾言明自己的反共立場。在他看來，魯迅當然有其過人的文學造詣和聲望，但將其神話了的卻是共產黨，因為「魯迅的神話對於共產黨特別有幫助」。因此，在所謂官方的文學史敘述中，張愛玲——這位寫過「反共」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的作家，自然不可能受到重視。但她卻在一定程度上與夏的立場相契合。所以，夏在張愛玲一章的開篇便給予當時新出版的《秧歌》「不朽之作」的評價。及後，他也用了相當的篇幅敘述《秧歌》和《赤地之戀》中，張愛玲是如何描寫當時農民被共產黨欺壓的殘酷現實。
夏認為，與寫出《一九八四》的奧威爾不同，張愛玲不研究共產主義，但她以人性——而非辯證法——的眼光去描寫當時共產黨的恐怖。她的著眼點是：一個普通的人，怎樣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制度下，無援無助地，為著保存一點人與人之間的愛心和忠誠而掙扎。因這兩部小說，他盛讚張愛玲眼前永遠有一幅中國民族文化的全景，認為這是她「創造的智慧」勝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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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之間、革命以外：拆解宏大敘事
張愛玲的身世本身就與諸多中國現代作家不同，儘管「粉絲」眾多，張愛玲的作品也常背上「鴛鴦蝴蝶」、只合消閒遣興之名。在批評者眼中，張愛玲不去寫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反而沉浸在男女那進進退退的戀愛故事中；符號化了的張愛玲，被貼上了「小資」的標籤，頗為「政治不正確」；她的金句，諸如「如果沒有愛，錢也是好的」，以及拿到第一筆稿費便去買了支口紅等做法，也被理解為拜金與拜物⋯⋯然而，張愛玲之所以能夠獨樹一幟、被後世難以忘懷，或許恰恰在於她的這種「庸俗」。
可以說，張愛玲以獨特的「庸俗」拆解了革命、進步的宏大敘事，為我們提供了主流文學之外的另一面。對比同時代的作家，丁玲、茅盾、郁達夫、巴金，甚至魯迅等人，無不在小說中書寫人物身上的階級性，在時代的洪流裡著眼革命這一宏大題材。巴金的《子夜》中，吳蓀甫是一個典型的民族資本家，他的行動與問題都與這一身份息息相關；魯迅的《傷逝》中，涓生與子君都是「進步青年」，兩人的愛情在觀念上是與整個舊社會做對抗⋯⋯可見，在這一時期的故事中，愛情往往跟革命、國家命運密切捆綁在一起，兩性關係也常以拯救與被拯救的局面出現。這可謂是五四運動後新文學中的主流書寫。而張愛玲則不然，她從親子關係、男女情慾著手，注重個體、感官與精神世界的矛盾、鬥爭。《傾城之戀》以香港淪陷為背景，但著眼點並不在戰爭，戰爭——或者說香港這座「傾城」——只作為背景與情節反轉的契機，為的是成全白流蘇與范柳原婚姻。
文章下篇——【百年張愛玲・下】張愛玲「馬基雅維利」式的女性主義及其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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