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1985年9月19日，卡爾維諾因腦溢血而逝世。這位因《看不見的城市》與《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而被記住的不朽作家離我們而去，留下了他未完成的作品，當中的文學講座講稿名為《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

在植物園中長大的文學家

1923年，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生於古巴，但在兩歲時就隨父母離開，歸回意大利，因此小卡爾維諾對這島國全無記憶。伊塔羅（Italo）這名字指的正是意大利亞，母親要他毋忘自己的根源；長大後的伊塔羅帶點幽默地說這個名字有種「民族國家主義好戰分子的味道」。

伊塔羅的父親瑪利奧（Mario Calvino）是農業學家與農學教授，母親伊娃（Eva Calvino）則是植物學家，全家以園藝實驗中心為居，擁有植滿熱帶奇花異草的花園。在這自然科學世家之中，成為文學家的伊塔羅是個異類——其弟佛洛里亞洛（Floriano Calvino）後來成為飲譽國際的地質學家；他的兩個叔叔更厲害，自己是化學家，並各自都娶了位當化學家的妻子。在卡爾維諾家，投入自然科學才是光榮，伊塔羅更自稱為「這個家族的害群之馬」。

然而，伊塔羅卻對故事與敘事的興趣多於實驗室式的研究，從英國的冒險故事到美國的卡通片與電影，他都看得津津樂道。萌生出文學志趣的卡爾維諾，最初隱藏自己對於故事、劇場與電影的愛好，勉強迎合父親而入讀都靈大學的農學系，在二戰完結、意大利解放後，卡爾維諾才終於改修讀文學系。

游擊戰士與共產黨員

卡爾維諾一家都強烈反抗當時的法西斯主義。1943年，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法西斯主義始創者）建立了傀儡政府薩羅共和國，卡爾維諾拒絕應召徵兵加入軍隊，並躲起來大量閱讀。次年，伊塔羅與弟弟佛洛里亞洛一起加入意大利共產黨的游擊隊，於前線跟納粹軍進行殘酷的戰鬥。這短暫的經歷，為卡爾維諾留下深刻的印記，他被戰士的精神深深感動，其次才是政治方面的成長。後來卡爾維諾回憶，自己首先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但卻在眾多政府陣營之中選了認同共產主義，並非因為其意識形態，他更看用行動，而欣賞共產黨的活力與組織及動員的能力。後來當卡爾維諾重遊出生地古巴時，曾跟哲・古華拉會面。

哲・古華拉：英勇的游擊隊員，古巴革命領袖

二戰後，意大利共產黨與蘇聯之間陷入一種矛盾的關係，作為意共的活躍分子，更被任命為國家文化委員會成員，但卡爾維諾卻漸對共產黨與蘇聯失望。他稱意共黨人都曾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方面他們希望自己是真理的見證者、為受壓迫與剥削的人民出頭的復仇者、反對欺壓行為並伸張正義的捍衛者；另一方面，他們卻又以共產主義事業為名，為意共與史太林的錯誤、欺壓與專制辯護。1957年，卡爾維諾終於退黨，不再站在政治的前線，甚至疏離了政治生活，並認為政治往往會採取一些過度與欺騙的行為。

小說家論哲學與文學

卡爾維諾其實並不拒斥家族的志業，畢竟那些植物已塑造了卡爾維諾的生命體驗與世界，這些都在《樹上的子爵》（The Baron in the Trees）表現了出來。亦因有以上的政治經歷，卡爾維諾曾說：「我喜歡說的故事都是人類追求完整的故事，然後透過實質及精神上的同時考驗，超越被強加在現代人身上的異化與分裂。」

直至卡爾維諾六十年代遇到羅蘭・巴特與李維史陀，受其影響，其後期作品亦被認為轉向到結構主義，代表作是《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與《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在前者中，卡爾維諾透過詞語及其負載的物質，進行無限的元素置換，讓眾多符號綻開，憑此探索文學的結構與文學的空間；而《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則不只是一部後設小說，它試圖以小說來挑戰小說這個形式本身，是極為大膽與破格的作品。

博學的卡爾維諾，在文學以外亦具備哲學與科學素養，雖以文學為志業，但對文學與其他領域有所反思，這主要見於其〈哲學與文學〉一文。卡爾維諾舉例說，托瑪斯・曼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或羅伯特・穆齊爾《沒有個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這樣的作品，換到他的時代，可以作者會選擇將之寫成思想史或文化社會學雜文。然而，若將文學與哲學視為一種說理的方式，就不只是文體或學術分科的分別。

卡爾維諾認為哲學與文學同樣使用著相同的材料——詞語，兩者是從不同的切面切入事情，各自提出了一種彼此不同的秩序，在真理之路上邁步。哲學具有一種真正的革命價值，即由銳利和堅硬的東西構成，而且擾亂人們的共識與情感，打破所有「自然」的思考方式。而哲學的使命，就正在於對世界的解釋，假如哲學有片刻時間停止這樣做，它就無法再改變任何東西。想要跟哲學家競爭的作家，將人物置於深刻的論述中，讓哲學家令人眩目的思想更具說服力與日常化，而不再像高處空氣般稀薄。

卡爾維諾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或許是：哲學與文學之間永遠不能在對於面前消失，也不能保持過於親近的關係。兩者的差異與矛盾，根本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毋寧說，我們應該更擔憂這個問題不再存在；當它不再歷久常新，屆時我們的語言將會陷入硬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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