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革命文學家、革命領導人以外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誰？從文學來看，他是近代中國早逝的「革命文學家」。從政治來看，他是中共黨史之中必定會提到的一人，是過渡性、短暫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曾帶領革命但不成功，很快就下台了。張歷君的《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下稱《瞿秋白》）卻試圖指出：瞿秋白遠遠不止於此。作者透過穿插瞿秋白的事蹟與理論影響，以各單元的課題（馬克思主義、佛學、柏格森主義與自殺之道）來疏理其思想，同時亦正以非線性的形式重構瞿秋白的一生，在章節之間逐步重塑出瞿秋白的精神面貌，為這位歷史人物給出另一種詮釋。
回歸瞿秋白與同代知識分子自身的思想
《瞿秋白》的首要旨趣，可說是為作為思想家的瞿秋白平反。張歷君師從李歐梵教授，學習到從專攻中國史的歷史學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傳承下來的治學方法，拒絕傳統中國（traditional East） VS 現代西方（modern West）的二分，因這種分法預設了西方理論比東方思想深刻、廣闊，是西方啟蒙了古舊、封建的中國，中國大抵只有學習者的角色。史華慈的「『雙方面』的辯證法」，從單向性的「東方閱讀西方」史觀，換作雙向性的「東、西思想互相融合」，張歷君正透過這方法，從而對瞿秋白的思想有更立體的理解。
張歷君強調瞿秋白及一眾清末民初知識分子思想中的雜交性（hybridization），重點整理出瞿秋白三大思想源頭：馬克思主義、佛學、柏格森。張歷君在全書的工作之上，試圖細心審視瞿秋白的思想本身，包括當中的內部邏輯、合理性與創見，這些是被學界遺漏的思想連結，例如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著名的領袖權（hegenomy，常被譯為「霸權」）概念，瞿秋白作為葛蘭西的同代人，因應現實的社會情況，已經同步地對之有相當的把握與理解。
又例如當我們讀到瞿秋白以佛學思想延伸到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而頓覺匪夷所思（根據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閱讀，它不是強烈反對宗教嗎？），而想要駁斥之際，張歷君卻為我們一一疏理看似水無不容的兩套思想，於瞿秋白的思想空間之中，原來有著連貫的合理性。
過往訪問——張歷君：「畸形」的東西往往最有創造性
在瞿秋白計劃的背後，張歷君更抱有更大的野心。清末民初的學人、知識分子，或因初習西方語言，或因急於接收西方學問而沉澱不足，或因過分帶著中國的固有問題與傳統，而當他們論說西方思想時，都被當作不成熟的理論挪用，甚至是亂讀，更不太可能會有比西方思想家自己的獨到之處。由此，此時期的思想被視為中國現代化過渡期的產物，史家有任務要去探究他們的思想，但對於其他立志研讀理論與思想的人，大概都覺得不如回到傳統中國與西方思想史的文本中去比較「實際」。
在這大脈絡之下張歷君重估瞿秋白，亦是一種拋磗引玉，希望回歸與重估清末民初知識分子思想本身。再觀「跨文化現代性」的書題，這除了是瞿秋白遭逢的知識與政治世界的歷程，亦同時是張歷君的切入角度與關注。
被撕裂的精神與「心」
對於瞿秋白，已有對其文學成就的評析，他在中國近代史與中共黨史之中亦已經被安放在一個得當的位置。然而若將此兩者視作瞿秋白一生的兩種外部的面向，那大概唯有在挖掘出瞿秋白的思想內核之後，方可把握他的精神。
瞿秋白於一部毛澤東傳記之中，被描述為中共黨領導高層之一，有參與內部權鬥，曾與毛澤東共事，曾派遣他到地方發起革命，但瞿秋白本人的面目說不上很清晰，或往往被陳獨秀、周恩來等人蓋過光茫。可是回看瞿秋白筆下的文字，足見他是一顆細膩、敏銳的心靈。《瞿秋白》一書並非傳統意義的人物傳記，或最多只能說是一部個人思想史，張歷君憑著豐富的史料重述瞿秋白的思想，態度嚴謹，務求逢論必有據可依。可是《瞿秋白》全書讀起來，又同時洋溢著一種在一般傳記中少見的同情與關懷。
過往訪問——張歷君：五四運動時期人人都看柏格森
〈多餘的話〉是瞿秋白臨終於獄中的最後自白書，當中我們可以讀到他身上的多種矛盾性。身為沒落的官紳子弟，他認為自己終生帶著無法剝除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有時被染上宗教色彩地稱為「階級原罪」），但他卻信奉甚至領導無產階級的革命與專政。瞿秋白雖曾身處權力核心位置，卻極為去中心化、邊緣化；甚至他因隻身前往「餓鄉」俄國，學習俄語與見證這虛幻國度的真實，而偏偏很大程度上缺席了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瞿秋白講述自己在文人與政治家兩個身分與志業之間的撕裂，他道出自己走上革命領導者的道路，是出於不同偶然性的聚合，比如學俄文只因當時俄文所免學費，他在俄國時並無第二人可以翻譯中文與俄文等等——此後一步一步半推半就，他成為了中共的領導人，隨著歷史的走向而行（或成為他自己所稱的「歷史的工具」），卻遠離了文學的初衷。在短促的革命年間，瞿秋白心感到極累，卻又並不認為自己是完全的被動，並願意負上全部的政治責任。或許圍繞著瞿秋白最大的矛盾，是他誠心盡力做好每件事，卻又稱自己終生就如一個從未休息的戲子，不論對誰都戴著面具。瞿秋白於〈多餘的話〉中的自白，讀起來竟遙然呼應三島由紀夫的《假面的告白》。
經過全書對瞿秋白思想的爬梳，《瞿秋白》的結論嘗試指出瞿秋白所有矛盾性的根源：他的「心」有兩面，兩面卻永遠無法調和或化解。瞿秋白一方面追求一個波希米亞式的理想社會，當中解除了一切規律、自由放浪；但另一方面，瞿秋白覺悟到要成就這樣的一個理想社會，就只有通過革命與解放，但瞿秋白眼中的革命者要完全否定個人自由。兩者之間的永遠矛盾，就讓瞿秋白永遠無法擺脫自己內心的煎熬，而長久以來都在自我認同的深淵之中掙扎。
延伸下去的討論
本書著眼點為瞿秋白的精神史與「跨文化現代性」，受研究取向、規模與篇幅所限，關於他的政治實踐上著墨不多。例如瞿秋白從俄國回到中國後，跟蘇聯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來自斯大林多番施加的管制，要中共發起革命而施加壓力，這種情況怎樣影響到瞿秋白的思想？另外，張歷君於書中有引用齊澤克、巴迪歐與洪席耶等當代左翼思想家，可惜的是篇幅算少，大多為單個概念或例子的類比，這讓人好奇瞿秋白與諸位對於列寧等人的革命觀有何異同？瞿秋白與當代激進左翼思想之間可以有思想上的接軌嗎？以上問題並非本書的不足，相反是因本書帶出的問題意識而延伸出的問題，希望本書作為先行之作，能夠帶出往後學者對之作各種討論。
就《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一書，01哲學跟作者張歷君作了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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