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爾：歐洲思想的危機 - EP63

現象學的中路：何謂理性？

在上一章開首，筆者簡略描述了十九世紀的思想對壘。胡塞爾早期的《哲學作為嚴格科學》亦作了一個類似的極簡要精煉，他形容當時思想界正是處於「自然主義」和「歷史主義」的長期戰爭中。

自然主義認為世界的基本存在物由自然對象構成，世界亦僅僅只有自然對象而已。今天，自然主義的影響力比二十世紀初更明顯，這種思想源起於經驗主義者霍布斯(Thomas Hobbes)。簡而言之，自然主義的核心主張是世界由物質的盲目運動所構成，而人類認識這個世界僅需要細緻的量化工具以及歸納方法。胡塞爾認為，自然主義不僅取消了自由，亦取消了質性研究的價值、反思式研究的價值、詮釋性研究的價值。這種觀點以經典物理學作為參照，並相信有一天科學家終於能夠運用簡單的運動法則來解釋人類行為。胡塞爾認為，這些自然主義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不僅取消了自由，亦取消了質性研究的價值、反思式研究的價值、詮釋性研究的價值。

比如說，質性研究側重於個體表達自己的看法，但自然主義認為這只是較低層次的研究，而只有更簡約的量化研究才有解釋力和預測力，才是更高層次和有價值的研究。在胡塞爾看來，這種思想是危險的，因為它粗暴地否定了人作自我理解的意義，只需科學家單向地告訴人們他們是什麼。胡塞爾認為，循這條道路發展下去，自然主義將使人類遺忘自身、遺忘反思、遺忘文化、遺忘意義，步入他晚期所說的「歐洲科學的危機」。和通常的觀點不同，胡塞爾不認為自然科學的壟斷彰顯理性，反而是取消了理性。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當時歐洲十分流行歷史主義，所謂歷史主義，是指對應不同文化背景成長的個體，有截然不同的解釋方法，並沒有一種方法能夠理解所有人類。儘管歷史主義重視自身、反思、文化、意義等人類世界的基本元素，但是卻面對「相對主義」的問題。筆者在文首中提到，現象學運動刻意與非理性主義保持距離，正是源於對相對主義的排斥。胡塞爾當時不時閱讀詮釋學家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的作品，儘管狄爾泰對人類心靈的研究富有浪漫魅力，但是卻陷入心靈互相不理解的「相對主義」中。狄爾泰認為，不同的歷史時空，有不同的文化世界，這些文化世界互不相同，難以用共通方法研究。

然而，胡塞爾認為，這會使歷史主義陷入與自然主義相同的問題，也就是取消了理性的可能。自然主義把理性奠基於盲目的物質運動，使得反思變得無價值；歷史主義對溝通抱持絕望態度，亦使人類社群間彼此變得獨我，取消了反思的價值。

2013年，主張溝通理性的當代德國大哲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到比利時演講時，亦特意拜訪胡塞爾檔案館。儘管哈貝馬斯對胡塞爾多有微言，但是哈貝馬斯主張跨文化理解的戰略方向，亦與胡塞爾的宣言《哲學作為嚴格科學》立意頗為相近。

生活世界與理論世界

其中一個哈伯馬斯很欣賞的觀念，就是「生活世界」(Lebenswelt)。胡塞爾在他的晚期著作《歐洲科學的危機》中提出了「生活世界」的觀念。胡塞爾指出，自伽利略以來，科學家習慣以數理化的方式來解釋世界，並認為這個數理化的世界比起我們透過知覺和常識所認知的生活世界更為真確。胡塞爾固然認為儘管伽利略是一個天才，但這種把「數理化宇宙」的解釋傾向，亦產生了一種對數理化的盲目追求，以致這個理論宇宙取代了真實的宇宙。

比如說，主流經濟學便是高度數理化的產物。儘管大部分主流經濟學的數理法則沒有預測力，但經濟學仍然是積極地進行數理化，並似乎能夠為我們帶來某種實際的知識，建立某種正確的世界觀。現象學家會認為，這種數理化既然不能帶來預測力，實在是不必進行的，它只是一種無甚用途的包裝。而學者更需要做的，是離開空想的理論囚籠，去直接觀察真實的「生活世界」。

這種對「理論遺忘了現實」的警惕態度，成為了現象學的重要標誌。現象學家會認為，我們的判斷不會因為理論化、數理化而變得真確。我們的判斷更須面向真實的世界，即那個由知覺和常識所構成的世界。

或許有些人會質疑，為什麼胡塞爾會那麼強調生活世界呢？常識不是有很多被證明為錯誤嗎？一個較好的回應是，在常識未被推翻之前，舉證責任在否定常識的那人身上。因為生活世界的常識，是長年月累地在人類的文化中承傳下來的，它們有廣泛的有效性，因此不能輕易地被否定。

「還原」的各種取徑

談論胡塞爾，似乎不得不談論「現象學方法」。對胡塞爾來說，儘管他在前、中、後期對現象學方法有各種不同的解說，但總的來說，他始終認為現象學是一種嚴格的方法。不過，正如呂格爾(Paul Ricœur)所說，現象學史就是胡塞爾背叛者的歷史，在後來的現象學家眼中，從來沒有一個公認的方法。

胡塞爾的後學，沒有一個是根據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來從事哲學研究：海德格認為語言的演化會遺忘事物本來的面貌，於是積極研究古文字，希望從「現象的原初生成」中講述事物的本質；舍勒認為現象學只是一種態度，最重要的是自己對生活和社會的洞察(insight)，強求一種方法反而會更加忘記事物自身的呈現；梅洛—龐蒂積極引入科學研究，特別是心理學和精神病理學的研究，他希望從這些研究中闡述人類肉身主體和純粹物質的不同之處。

儘管如此，標準的對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的解說，就是「現象學還原」。現象學還原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懸擱(epoche)。懸擱是指，當我們意向一個對象時，先擱置任何形上學的假定，比如客觀世界的存在、三維空間的特點、自然科學的法則等。「還原」要做的，便是十分純粹地描述你經驗的是什麼東西，比如你害怕狗，你就是在害怕狗。你不是「不夠理解」狗，或者用其他各種的解釋把經驗給解釋掉。

胡塞爾相信，這種方法會讓我們更明白各種形上學假定並不帶有必然性，而真正具有必然性的是我們的意識結構，比如我們必須有身體，並配合運動，才能感知眼前的物理對象。為什麼胡塞爾會說現象學是一種嚴格的方法，就是因為他相信，這種尊重經驗的態度，才是嚴格地尊重證據。其餘的解釋，都只是建基於證據之上的可替代品。

一些胡塞爾的批評者會指出，這種方法只能尋找到很少的必然真理，尋找到的真理也像一種空言，倒不如直接承認尋找必然性的「先驗哲學」注定是條歪途，而去接受這個充滿偶然的世界，探索更實在的知識。儘管晚期胡塞爾摸索了其他方法，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先驗哲學」的理想，亦即透過對意識的描述，尋找意識的必然結構。這亦成為了胡塞爾與他後學的一個主要分野。比如海德格便認為，要真正克服現代性的危機，便需要重新發現精神世界的初生面貌，便需要深入研究歷史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