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國理想的呼喚：《密探》與申采浩

近日上映的《密探》由韓國大導金知雲執導，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上世紀20年代日治時期的朝鮮，抗日組織義烈團的故事。故事以朝鮮人李正澈（宋康昊飾）為主軸，李是當時日本警察局局長，負責清剿抵抗日本政府的朝鮮人。在討厭日本帝國的朝鮮人眼中，李是個徹底的賣國賊。而日本政府看中李的朝鮮血統，運用他來接近朝鮮人以清剿義烈團。故事正是以李的雙重身分展開，他徘徊在朝鮮人和日本政府之間，每個決定都直接影響兩個集團的利益。

乍看之下，電影主題似乎聚焦在主角的內心掙扎，但它亦有厚重的國際政治向度。按導演金知雲所述，雖然日殖時代已過，南韓亦變得強大，但是南韓如今依然感受到日本、俄羅斯和中國的強大力量，與從前的感受相似。李正澈的經歷既能反映出韓國人在日治當年經歷什麼，亦能夠讓觀眾聯想當下。

以至於，本劇講述的義烈團，對南韓和北韓的立國亦有重要影響。義烈團的團長金元鳳後來將義烈團改組成朝鮮民族革命黨，並加入了北韓政府。而義烈團的精神領袖申采浩，不僅深刻影響了今天南韓人的歷史觀，亦有學者指出，他的「主體」哲學影響了後來金日成「主體思想」的官方意識形態。

《密探》：諜戰劇情的奇詭推演

《密探》以亂世中人群的互不信任開展，李正澈奉命追查義烈團餘黨，接觸了表面上是古董商、實質上是義烈團核心成員的金優進（孔劉飾）。電影初段雙方互相猜疑，表面上是「生意夥伴」，但暗中各為自己的陣營套取情報。金優進想盡辦法運送炸藥進京城（今首爾）炸燬日本重要的政府設施，而李正澈則利用金優進接近義烈團的團長。電影這段完全貫徹李正澈的對白：「在亂世中，有人是可信的嗎？」

至中段，義烈團不斷事敗，爆破行動的機會渺茫，義烈團團長急生一計，試圖將李正澈拉進己方陣營，他的理由亦十分純粹：無論間諜效命的陣營是誰，他還是總有自己的國家，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他總會有所內疚。於是，在一次李正澈與金優進的聚會中，團長亮相，並和盤托出他們的計劃。李正澈對義烈團底牌全亮的舉措感到十分震驚，李亦坦誠地說，不能肯定下一刻自己的意念如何，有可能隨時背叛義烈團。

直至電影高潮，李正澈真的信守對義烈團的承諾，為他們保密藉火車運送炸彈，卻發現義烈團內有日本政府的內鬼。電影前半部佈下的懸局至此終於解破，李與金在火車上以緊湊的推理一同牽出了日本警察的內鬼。後來，儘管金優進在京城落網，但李仍然貫徹金的交託，策動了黄鈺警部爆炸事件。

一些西方影評人對這種劇情發展感到大惑不解，一個無法在亂世中信任他人、薪高厚職的叛國者，何以會被愛國思想深刻影響，以致冒死為抗日陣營效命？儘管在外國人眼中略帶煽情，但是此類愛國題材，在韓國電影中卻甚為平常。比如2014年上映的《鳴梁海戰》，講述李氏朝鮮的抗日名將李舜臣的故事，歌頌「勇者生，畏者死」；2015年上映的《暗殺》，亦講述韓國獨立運動刺殺日本司令官的故事，歌頌為國家殺生成仁；本年較早上映的《德惠翁主》，亦講述被強行帶到日本，而一直思念祖國的大韓帝國末代王女的故事。

從義烈團精神領袖申采浩的故事，或者可略窺韓國人的愛國情懷。

申采浩：「沒有歷史，就沒有民族；沒有民族，就沒有歷史。」

對韓國人而言，申采浩是人人都認識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是歷史學家，亦有自己的歷史哲學觀。他年青時雖然在儒家學院讀書，深受「事大主義」影響，但是後來為了激發韓國人的民族精神，重新以韓國民族主義的角度撰寫歷史。較知名的，是他在《朝鮮上古史》中否定了商紂王的叔父箕子為朝鮮的始祖，改以半神半人的檀君為始祖，檀君不僅建立朝鮮文明，更派人協助大禹治水。而其後朝鮮民族的居地，更深入滿洲。

申采浩亦不斷發掘英勇抵御外敵的朝鮮名將，比如兩年前電影《鳴梁海戰》的主角李氏朝鮮猛將李舜臣，便是他發掘的史例。在申采浩筆下，朝鮮民族是一個遭逢多難的悲劇民族，儘管多次被外族入侵、國家長久分裂，卻始終保持著韓民族的純粹。至今，申采浩的民族主義史觀仍然深刻影響南韓民間，以致不少南韓人認為很多中國文化起源於韓國、不少中國領土亦屬於韓國，引起很大非議。

申采浩認為，將韓民族救於苦難之中的方法，就是先重新敘述歷史，他提出「沒有歷史，就沒有民族」。歷史對人的影響力，就像神話對人的影響力一樣，能夠激發出龐大的生命意志和創造力。人類總需要過去的故事作為自己生命的參照，否則一切改變的可能性都變得含糊，正如法國哲學家德勒茲所言「一切的創造都是重複」。在和平的時代中，我們或者不太察覺歷史有如此重要性，但在亂世中，歷史的角色便顯得舉足輕重。在中國，類似的思想家有史家錢穆，余英時曾讚譽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其尊唐貶宋，尚武輕文，便有著與申采浩近似的救國出發點。

另外，申采浩在《讀史新論》的引論中更提出名句「沒有民族，就沒有歷史」，歷史與民族之間的關係並非單向，而是相互構成的。簡而言之，歷史必然牽涉對過去的選取和敘述，但並非所有對過去的選取和敘述都是歷史。比如說，我昨天去了什麼餐廳吃飯本身不會成為歷史，但如果我去餐廳吃飯這件事對社會的發展有深遠影響，便成為了歷史。那麼，為什麼應以民族的視角，而不是世界的視角？因為撇除民族眼光的歷史是不可能的，世界史就是強勢民族的歷史。在申采浩眼中，國際政治舞台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發展，這舞台的主角是不同的民族。倘使民族不自強，便會被其他民族消滅。

申采浩的思想深刻影響了韓國人民，但它的副作用也不小。至今，韓國人的民族主義帶來了不少弊病。BBC今年做了一個意見調查，搜集世界各地人民對「構成國民身分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的看法，發現南韓有近4分1人也認為種族(race)或共同文化十分重要，大幅拋離其他所有國家。而歧視的情況在南韓亦十分嚴重，不少混血兒難以在韓國求職。這亦部分歸因於韓國人深受自申采浩以來的史觀影響，長久以來敵視外侮，認為外族的滲入對韓民族而言始終是壞處。這一點，對韓國人民與他國人民的共處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