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贊郁：看了希治閣的《迷魂記》 就成為了導演
生於1963年8月23日的南韓電影導演朴贊郁，是南韓新電影運動的旗手之一，為韓產電影擠進全球視野付出一份力。此外，作為南北韓分裂後出生的一代，除了見盡國家分裂帶來的種種問題，朴氏還親歷南韓境內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波。由此，我們可以從朴導演的作品裡，輕易發現箇中的政治元素，還有南北兩韓之間的張力，仿似上世紀冷戰意識形態的微小縮影。
朴贊郁從少便對電影產生興趣，高中期間已擅寫影評，定期投稿到報刊上。然而，到大學時期，朴氏最終沒有選修電影系，反倒是沾不上邊的哲學系。據稱當時（年少無知的）朴氏認定拍電影是一種粗活，個性溫和的他只適合書齋生活。結果是，著重抽象概念的分析哲學讓朴贊郁感覺呆板，甚至是抹殺想像力，迫使他經常有逃離課室的衝動。另外，重大的契機發生在朴氏於大學的第三年。其時，為了從精神上逃出分析哲學的「勞役」，朴氏與同學成立了電影會社，稍有空閒，他們便會放映電影，志在娛樂自己。在機緣巧合下，朴贊郁觀賞了希治閣的《迷魂記》（Vertigo，下稱《迷》），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迷》非但助朴氏重燃電影夢，還使他想成為希治閣般的電影導演。
自此，朴贊郁「棄筆投影」，定下決心，踏上了電影製作的路。然而，當時南韓的電影產業景況不佳，礙於各項政治（主要是軍政府治下的嚴苛審查制度）及經濟因素，南韓盛行從外地輸入電影（荷里活電影和港產片），國內電影業相較疲弱，人力資源也不足，稱得上是夕陽工業。直至九十年代初，軍政府的倒台促成迂腐的審查制度被廢除，加上時任總統金泳三——據說是看完《侏羅紀公園》後有感——有意重振南韓的電影業，除了投放大量資源及經濟補助，還有人力培訓等各樣福利措施，甚至立法限制外地電影的上映數量，南韓電影業才出現好轉（補：打岔一說，今天香港政府有意學習南韓的電影政策，以重振正值沒落的香港電影工業云云。然而，有別於南韓政府的悉心栽培及診斷問題，港府更多是「大撒幣」，即單純設立補助基金，然後每季度扔出一定的金額數字罷了。著實說，是有點違背南韓電影政策背後的用心）。從此，韓產電影像雨後春筍般，遍地生長。朴贊郁正是在上述的好轉氣氛下，順勢崛起的導演之一（其他例子包括《上流寄生族》的導演奉俊昊）；換言之，沒有良好的社會、物質條件，即使有鐵一般的意志也是難以拍片。拍畢幾齣短片後，朴導演執導了《JSA 安全地帶》，是以南北韓軍事邊界板門店為背景的政治驚慄片。透過這一齣成名作，朴氏觸及了非常敏感的題材，也說是南北韓的意識形態問題，更進一步提出「南北韓之間的軍人能發生無條件的友誼嗎？」等想法。
提起朴導演，自然少不了蜚聲國際的「復仇三部曲」，分別是《復仇》、《原罪犯》及《親切的金子》。三齣電影的劇情並無關連，但有一貫通的主題：復仇。在一次訪問中，朴贊郁自稱起初製作「復仇三部曲」沒有太多考量，沒有明確要表達的想法；當他拍到最後的一部《親切的金子》時，卻感到吃不消，皆因「復仇」此一主題實在太沉重，還得拍三遍，讓他精神繃緊。故此，當完成了三部曲後，朴導演轉去執導相較輕鬆的愛情片，還找來其時的紅星 Rain 擔任主角，製成繽紛狂歡的《再造人之戀》。相比前作，可謂180度的風格轉變。即便如此，儘管朴贊郁沒有宣之於口，電影人終究是以影像敘事的。即是說，「復仇三部曲」肯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朴導演的意念；雖說三齣電影沒有外在關係，但必定有其內在關連。
《JSA 安全地帶》與「復仇三部曲」海報、劇照：
倘若扔開具體的歷史背景，抽空地觀賞「復仇三部曲」，也許我們會像當屆的康城影展的評審主席昆頓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看畢《原罪犯》後感動落淚，卻沒法就電影文本表達更多內涵。要知道，南韓是天主教徒人口出奇地高的國家，基督教信仰幾乎就是未言明的國教，所以《聖經》裡的倫理觀構成了南韓人的主流思想。加上先後經歷日殖政府及朴正𤋮軍政府的長期高壓統治，還有南北韓分裂形成的鄉愁感。換言之，韓國在短短的八十年間經歷了各種政治風波，各種身分的割裂與統一，以及大大小小的政治衝突，形成了南韓人的問題意識。社會問題逐漸擠進了文藝視域，警員貪腐等不公不義等社會現象，糅合了末日審判的觀念，被刻進了電影的文本之中。由此可見，報復的主題，不僅在朴贊郁的電影，還是出現在其他南韓電影中，稱得上為普遍的現象（比較著名的例子有《我，看見惡魔》、《密陽》和《慾海慈海》等，不能盡錄）。所以說，朴贊郁的復仇三部曲，是銳意為上述的意識形態進行診斷。總言之，如果我們抱持這種視野，重溫《報復》、《原罪犯》和《親切的金子》，也許會獲得一番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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