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三大家影響 - EP54
在評述經典大師對後世學人的影響時，有三個常被使用的隱喻(metapor)。一個隱喻是「樹」，在其中經典大師構成了「根」，一個根莖會生出許多枝杈，結出不同果實，大師對後學是「一對多」的關係；一個隱喻是「河」，經典大師就是源頭活水，但在不同的地方會彙聚成流，大師對後學是「多對一」的關係；還有一個隱喻則是「網」，大師們構成了這張學術之網上的一個關鍵「節點」，在他們前後都有複雜的延伸，這裡大師對後學是「多對多」的關係。三種隱喻的側重點與簡化程度是明顯不同的。方便起見，本文主要採用第一種評述風格。
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大概是對整個人類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馬克思生前就見證了「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誕生，儘管馬克思本人並不贊同某些「馬克思主義者」(Marxist)對他的概括。而在馬克思去世後，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派別與「馬克思主義者」蔚為大觀，在政治與學術領域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如果暫且拋開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實踐不談，馬克思在學術界的影響著重體現在歐美發達國家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學說，這些學說經常被統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簡稱為「西馬」。「西馬」的學者們有著極為不同的學術背景，他們將馬克思的學說與自身的學術傳統結合，催生了「結構馬克思主義」(Structural Marxism)、「分析的馬克思主義」(Analytical Marxism)、「精神分析的馬克思主義」(Psychoanalytic Marxism)、「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Existentialist Marxism)、馬克思女性主義(Marxist Feminism)等學術派別。
在統稱為「西馬」的鬆散陣營中，「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最負盛名，並在哲學、文化研究、社會理論、政治學等領域影響深遠。其代表人物包括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等等。法蘭克福學派延續了馬克思的批判風格，從文化、傳媒、科技等角度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即便到了冠名為「後現代」(postmodern)的一系列思潮中，馬克思仍然是靈感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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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爾幹
與馬克思相比，埃米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信徒沒有那麼廣泛的分佈，但其學說在社會學中的地位則是無可撼動的。儘管社會學內流派眾多，但如果要說社會學研究存在一種主流「範式」(paradigm)的話，涂爾幹無疑就是這一范式的代表。涂爾幹憑藉對於方法的系統論述，以及關於自殺等問題的具體研究，將帶有強烈「實證主義」(potivism)色彩的社會學變成了現實。他為社會學賦予的實證主義風格，通過美國社會學界而發揮到了極致，並且在世界社會（科）學界長期佔據主導位置。強調方法的科學性、重視經驗證據(empirical evidence)、突出社會因素的影響、將社會當作客觀之物來進行研究，等等，這些在涂爾幹的著作中一再被強調的，至今仍然構成社會學的主流共識。
除了在社會學界的影響，涂爾幹的功能主義學說通過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等人的闡釋而在人類學界形成重要理論派別。此外，涂爾幹創立了社會學的「年鑒學派」（又稱「法國社會學學派」或「涂爾幹學派」），其影響通過呂西安．費夫爾(Lucien Febvre)等人而進入歷史學，為歷史學中的「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奠定了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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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
在社會學中，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經常被視為所謂「理解社會學」(interpretive Sociology)的代表，其研究取向和馬克思與涂爾幹都有明顯不同。韋伯的方法論特徵，在於突出社會生活與物理世界的不同，強調對行動個體的把握與對主觀意義的理解。這一路徑通過學者舒茨(Alfred Schutz)等人的闡發而形成了「現象學社會學」(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現象學社會學從行動者賦予行動的意義入手，展開對於主體意義世界的探討，可以被視為對韋伯「理解社會學」的進一步發展。這一傳統構成了社會學中與實證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風格迥異的重要力量，從而形塑了學科內部的張力，激發對人類行為更為豐富的認識。
但是，所謂「理解社會學」還只是韋伯思想的冰山一角。他在社會（科）學中更重要的影響，還體現在他對於宗教、官僚制、權威、社會分層、法律等領域的研究中，所提出的大量深刻命題與理論概念。對「韋伯論題」(the Weber thesis)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討論激發了大量橫跨人文社科的成果，這作為一個例子可以體現韋伯思想歷久彌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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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後人在整理學術大師的遺產時，經常會困惑于大師的多面性，有時候甚至會被他們「嶄新」的一面震驚。比如，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被發現後，許多人陷入了關於「早期馬克思」與「成熟時期馬克思」關係問題的討論。涂爾幹向來被視為實證主義社會學的開創者，可是他著作中隨處可見的道德與情感議題，又讓人覺得他如此「人文」，沒有個「科學家」的形象。而以探討文化意義著稱的韋伯，對制度、法律這些「硬體」的重視似乎一點也不遜於馬克思。他們的影響，就如同他們的作品，寥寥幾筆只能勾勒出一個基本的線條，犧牲掉的則是更多的面向。那些無法被化約的靈魂與血肉，大概只有通過原著的研讀才能領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