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我能在市場中獲取如此高的利潤，這證明市場是無效的
在香港這金融城市，大概沒有人不知索羅斯這名字。他是世界知名的金融巨鱷，他間接促成了香港「盈富基金」的誕生，而他也是個慈善家，與哲學家。
在「開放社會基金」的宣傳片段中，我們看到創辦人索羅斯是個和譪可親的老人，帶著溫文爾雅的學者風範，語速緩慢，但語調肯定。這個形象實在讓我們有點難聯想到，這個老人是曾經讓各國政府聞風喪膽、會狙擊各國貨幣的金融巨鱷。
成為波普爾主義者
1930年8月12日，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中產猶太家庭。在納粹要佔領匈牙利時，索羅斯的父親預見到希特拉政權將為清洗當地的猶太人，因此為家人與其他猶太同胞偽造身分證，有錢的付他錢，沒錢的他免費造，因此從納粹手上救了不少人。在索羅斯看來，納粹佔領的日子是一段特殊卻不乏刺激的經歷，其父親以才智與義心救人，更是英雄之舉。這段往事，塑造了索羅斯以後對於極權政治與慈善的觀點。
索羅斯19歲時考入了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讀哲學。當時系內坐鎮著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索羅斯非常醉心於其《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然而索羅斯大學成績平平，沒有出類拔萃得在波普爾心中留下很深印象。臨近畢業，索羅斯要在升學與就業之間抉擇，他想寫一部名為《意識的負擔》（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的著作，延續波普爾的開放社會觀點。然而索羅斯始終寫不好這本書，這讓索羅斯心死，放棄當哲學家，而踏上了金融之路。
犯錯性與反身性理論
縱是如此，波普爾的理論對索羅斯的思想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索羅斯將波普爾的可證偽性（falsibility）等科學哲學理論，發展成反身性（reflexivity）理論；波普爾的政治與社會政學亦深刻影響索羅斯，當中最重要的是開放社會（open society）這概念。
在金融市場上獲大巨大成功後，索羅斯於1987年終於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名為《金融煉金術》（The Alchemy of Finance）。以他當時的名氣與如此的書名，華爾街上的人們理所當然會將之視為一本賺錢聖經。然而索羅斯在全書開首卻祭出他的反身性理論，叫金融界人士讀起來摸不著頭腦，加上此時索羅斯仍然非常不擅於表達抽象思想，他亦抗拒交由專業編輯整理書稿，所以讓本書非常難讀。
要理解反身性理論，要從索羅斯基礎的認識論觀點開始：人對世界的認識必然是扭曲與不完備的。這個觀點會導出兩個結果，首先是人對於事實的認識會出錯，此為犯錯性（fallibility）。進而，這觀點質疑經濟學的古典預設——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即人都是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因由的行為與預期構成的市場有其運作的邏輯，並且永遠都是對的（例如認為市場具備自我修正與自動分配的特性）。然而，出於人的犯錯性，索羅斯認為人無法對現實有整體的把握，而且不是時刻都是理性的，經常作出錯誤的決定，因此市場根本沒有一致的法則可言，而更像是一片混沌。
索羅斯指自古希臘思想起，人就有將理性與現實區分開來的傾向，到了啟蒙時期的哲學家高舉理性，認為理性可以不斷開拓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將這傾向到了頂峰。索羅斯認為這造成社會科學奮力想要跟自然科學看齊，但這種努力是徒然的。
對於人的事情（human affair），索羅斯認為人的主觀認識與世界的客觀現實並非截然二分，而是處於一種相互影響的循環關係。我們的思想（thinking）除了認知性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同時亦有著操縱性功能（manipulative function）。基於犯錯性原則，思想的認知性功能必然是有缺憾的，但在錯誤認知（misconception）與錯誤詮釋（misinterpretation）之下，認知的操縱性功能會同時改變它的認知對象。
索羅斯認為自己的思想若有甚麼原創性可言的話，那就在於他對錯誤認知的重視。在混沌的金融市場之中人會犯錯，索羅斯對比市場與市場參與者、政策制訂者之間的反身性關係，尤其在決策者一方犯下嚴重錯誤而不自知時，他就看準機會進行大注碼的投機。索羅斯就是以這種思維方式來判斷世界各個市場的局勢、發展與弱點，幾十年來保持極高的勝率。索羅斯進而稱不止是經濟決策與市場的決定，以至於政治與對世界的人文面向，皆是以如此的反身性來運作。索羅斯承認這些是老生常談，但以他的觀察，世上大部分人都會忽視這個彷彿非常簡單的道理，因而只對世界作片面的認識與判斷。
索羅斯於1979年將手上的基金重新命名為量子基金（Quantum Fund），以紀念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發現的不確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人不可能預測亞原子粒子的行為。跟量子力學一樣，索羅斯認為人的認識與判斷以至市場，都同樣永遠處於不確定與不斷變動的狀態，他將這稱為「人的不確定性原理」（the human uncertainty principle）。
開放社會及其當代的敵人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首先提出了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與開放社會（open society）這組概念，及後因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而為人所知。波普爾指封閉社會是一個相信魔法、部落式與集體主義式的社會，它是單元主義的，不包容其他的聲音，就像極權社會，而其典型就是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開放社會則相反，它在文化與宗教上都是多元主義的，波普爾認為民主制度最能現實開放社會。
童年的經歷與波普爾的論述，使索羅斯成為開放社會的堅定支持者。作為投資者的索羅索在量子基金中獲得巨利，然而作為慈善家他將得來利潤捐出，資助文化、藝術、教育與學術研究等項目，地域幾乎覆蓋到所有（前）共產主義政權，包括俄羅斯、中國與東歐國家。索羅斯在家鄉布達佩斯開設了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而沒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為「索羅斯大學」。後來他創立了開放社會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在數十個國家推動新聞、出版與言論自由以至性別平權等項目，想將他認為較封閉的社會改變為開放社會。
在哲學史上，波普爾認為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是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但索羅斯的「敵人」較為具體，是各國的極右勢力、法西斯主義者與共產主義。當中索羅斯認為美國總統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對他意義重大，憾動了他的開放社會理念。自2001年9・11事件之後，喬治提出反恐主義的論述，鎮壓異議，將批評者定為不愛國，索羅斯認為這完全有違美國作為開放社會的一貫價值。當2004年布殊競逐連任，向來刻意遠離直接介入政治的索羅斯破例捐款給美國民主黨，甚至出面站台、演講。頗奇怪的是，索羅斯並不熱衷於支持民主黨的參選人約翰・克里（John Kerry），他一心只想將布殊拉下來，並認為這樣才會讓美國變好。最終索羅斯的努力宣告失敗，但他沒有悔恨，自言已經盡力做了要做的事。
投資者、慈善家、哲學家
索羅斯終生都是個帶著矛盾與模糊性的人，在投資者、慈善家、哲學家的角色之間遊走。某程度上，正是各國政府對於金融市場欠缺管制，索羅斯才可能獲取如此巨量的利潤，他曾說：「我能在市場中獲取如此高的利潤，這本身就證明市場是無效的。」另一方面，索羅斯卻吊詭地支持政府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他認為這樣對世界的經濟前景會較健康。這兩種心態矛盾嗎？他說：「我將市場參與者與有責任心的公民這兩個角色分開。」
索羅斯極為重視他人對自己的承認，在三種角色之間，他無疑在金融界的成就最大，但他並不為自己所賺財富的數字而狂喜，卻為證實自己的反身性理論而感到快慰。作為慈善家，推動開放社會的路程亦不容易，陰謀論的矛頭仍然指向著索羅斯，指他想要成為民主黨幕後的縱控者、是打垮某國經濟的慕後黑手，專制政府尤其對索羅斯的善舉抱有戒心，比如匈牙利與俄羅斯。
索羅斯在投資與做慈善之餘不斷著書，反複解釋自己的反身性理論，並試圖預測一次又一次的世界金融危機。索羅斯一生中最渴望的，是自己的思想與理論得到重視、討論與傳播。相比於所謂投資與金融界的傳奇，他更希望能像波普爾、羅素或凱恩斯那樣，能被作為哲學家而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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