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要超出結構主義的局限 就必須考量社會的實際操作
作者｜黎子元
在同一個社群裡，贈送禮物給他人無疑是一項「實作」（practice）。對於送禮物者而言，倘若送出的禮物與接受禮物者的身份地位不相匹配，例如對於社會位階比自己低的對象卻送出了過於隆重的禮物，不但沒有表達出善意，反倒可能有侮辱對方的企圖。至於對接受禮物者而言，他可以選擇以什麼樣的時間間隔來回禮，倘若在接受禮物那一刻便立即以同樣分量的禮物回贈對方，則無異於表達出不願領會對方恩情、希望馬上撇清關係的意願；所謂的禮尚往來，並非直接的有來有往那麼簡單明瞭，根據情勢發展把握好回禮的時機才至關緊要，輕重、頻率與拖延的分寸，皆是「策略」（strategy）的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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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崇尚理智論（intellectualism）、客觀論（objectivism）和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卻根本無法揭示上述「送禮實作」的精微之處。
理智論把社會中的活動者僅視作合理的、自主的主體，而忽略掉活動中的非意圖的、無意識的領域。客觀論主張描繪社會活動包含的客觀關係，卻忽略了研究者的闡釋早已參與到他所「旁觀」的社會活動當中。結構主義試圖抽取社會活動背後的既成結構以把握文化規範的力量，卻只能把受其制約的活動者當作盲目執行者。
科學研究要達至客觀，就必須將研究者自身的實作，即科學研究的社會條件，也以理論顯現出來；要超出結構主義的局限，就必須把實際操作納入考量，以唯有在時間當中不斷推演方能不斷生成的結構，即圖式（scheme），來取代不變的、作為所有可能路徑的统摄規則的結構，即模型（model），更要揭示行動者在結構（圖式）當中的能動作用，以及其作用是如何培養出來的。
因此，超出傳統理論研究領域以外的、關於實作與策略的考察，便亟待一種「實作理論」來達成，而完成這項任務正是皮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一項終生志願。
這位出身自法國邊緣省份、後來成為二十世紀晚期巴黎知識界核心，學術生涯融合了人類學、社會學與哲學的左翼思想家，現象學、沙特存在主義與結構主義的深刻批判者，以他自一九七〇年代初開始便致力開拓的實作理論，力圖調解主觀論（subjectivism）與客觀論，社會與個人，結構與行動，回應著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中呼喚的，建立能夠將現實世界把握成具體的人類活動，即實作，而不僅僅是物或知覺的全新的唯物論。（*馬克思原文英譯為：The principal defect of all materialism up to now - including that of Feuerbach - is that the external object, reality, the sensible world, is grasped in the form of an object or an intuition; but not as concrete human activity, as practice, in a subject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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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迪厄的實作理論，孕育自他在一九五〇年代後期於阿爾及利亞服兵役及任教時，對於當地卡拜爾族群（Kabyles）的人類學田野考察。相關人類學研究及出版為他積攢起學術聲望。而在此獲得的人類學經驗，對於布爾迪厄從自身的哲學專業訓練轉向後來作為主要志業的社會學研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1960年他回到法國，曾參加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在法蘭西學院的研討班，成為痛批馬克思主義在二戰後作為法國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即沙特）鴉片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助理，自己閱讀馬克思著作，並積極走向社會學領域。
布爾迪厄作為巴黎知識界核心的權力，奠基於他在1964年起擔任的高等教育實踐學院（後改名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研究主任。隨後圍繞著布爾迪厄建立起一些研究小組與長期合作。1968年他擔任歐洲社會學中心主任，出版糅合文本與影像的新派學術期刊《社會科學研究報告》，從此致力在歐洲拓展社會學的學科威望。1981年，布爾迪厄通過了競爭，繼任雷蒙・阿隆成為法蘭西學院的主席，學術權力至此可謂登峰造極。
布爾迪厄提出了眾多被當代人文社科廣泛應用的概念，如場域（field）、慣習（habitus）、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等，詳看——為甚麼理論解釋不了生活？布迪厄告訴你的實踐、場域與慣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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