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森：語言的詩學功能 索緒爾以外的音系學
說到語言學，大部分人或者會只會想到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或者近代一點的韓禮德（M.A.K. Halliday）。就算你沒讀過語言學，也會聽過喬姆斯基提倡的普遍文法論（universal grammar）、韓禮德的「功能文法」，與及索緒爾認定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
但假若你有研讀過語言學底下的一些分支——例如，音系學（phonology）、文體學（stylistics），或者學過語言學習理論（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你有很大機會遇到這個名字：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音系學標記二分法
雅各布森最初是二十世紀初開始發展的文學批評流派──俄國形式主義（Russian Formalism）之中的莫斯科學派成員。1920年代，他逃亡至捷克，成為1926年成立「布拉格學派」（Prague School）的一員猛將，主要研究音系學。
說到這裡，也許會有讀者不明白什麼是「音系學」，或會與另一門語言學「語音學」混在一起。要理清的是，語音學（phonetics）集中於研究發音的身體系統與及過程——例如，在某種特定的語言系統裡，聲音如何從喉嚨發出，以喉嚨的什麼部位，什麼舌頭的位置發出。音系學（phonology）最主要研究的卻是語言的聲韻系統。它研究的對象不僅是某種特定的語言的發音系統，而是區別聲韻的方法。
根據索緒爾的觀點，只要語音能造成意義上的差異，這就構成了音位（phoneme，亦作音素），即音系學中的最小分析單位——例如，假若我們把 /p/ 和 /b/ 置於粵語拼音 [ _aan1]，會得出「攀」（paan1）與「班」（baan1）兩個不同的字，/p/ 和 /b/ 就成為了能區別意義、不能再細分的最小語音單位，即音位。
布拉格學派再推進一步。先是有特魯別茲柯伊（Nikolai Trubetzkoy）提出語音之間的差別並非如索緒爾所說的任意或無從分析，而是可以取決於音位有否特徵——例如 /p/ 和 /b/ 的差異在於 /b/ 帶有濁音，是一種「有標記的」的形式，而 /p/ 卻不帶，因此可以將 /b/ 當成是一種帶有「標記性」的音位。
特魯別茲柯伊的分析對象仍是專注以「語音」作為單位。雅各布森和莫利斯・哈雷（Morris Halle）在1956年的研究中，卻指出語音應該是以語音的特徵作為單位，以標記及對立作為記錄的方法。透過研究上百種不同的語言資料，雅各布森發現世界上各個音位系統的對立可以歸納成十二種不同的特徵。例如 [+唇音] 和 [-唇音] 分別意味著「發音時嘴唇有否移動」、[+鼻音] 和 [-鼻音] 分別意味著發音時有否涉及到鼻音。「音位」繼而可以再拆分成一種又一種的「特徵」。
這套確立二分法的方針，也就成了所謂的「區別性特徵理論」（distinctive feature theory）。在當時來講，這套理論既不僅更新了索緒爾語言學對語音的講法，確立結構主義與語言學的關係，同時也為音系學締造了一套描述發音系統的理論基礎。
雖然經歷喬姆斯基與哈雷在1968年的《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改良和遞補系統，「區別性特徵理論」的二分法仍然是用作討論音位的方法。近代的另一種新發展是，二分法添加正負值的方法也逐漸被改良，負值不再被標記，而只標註擁有某種特徵。
不帶偏見的語言分析
雅各布森的另一項貢獻，在於他提出了一種分析溝通的方法。按照雅各布森在1960年出刊的論文《語言學與詩學》（Linguistics and Poetics），溝通可以分成六種元素：
1. 傳送者
2. 接受者
3. 符碼（code，例如語言系統，或索緒爾語言學底下的 langue）
4. 訊息（message，指說話的行為，或稱 parole）
5. 脈絡、語境
6. 媒介（指傳送者與接收者之間存在著的精神上或物理上的聯繫）
這些元素各自能達成六種不同的功能，例如傳遞情感（emotive）、傳遞企圖（conative）、指涉環境或參考物（referential）、社交（phatic）、後設語言（metalinguistic），與及雅各布森最為想要強調的詩學功能（poetic function）——或者說，一種文章的美學。將美學稱作「詩學功能」，出於雅各布森認為在詩歌之中最容易觀察到這種情況。
那麼，這種美學到底是指什麼？理論家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他的著作《結構主義詩學》（Structurlist Poetics）就分析過：
「語言的詩學用法就是把音韻和語法上互相關聯的語言單元，排列成語序。重複類似的語言單元，把他們排列成齊整的結構形式，這種做法在詩歌中比別的語言形式都更為常見，也更為醒目。」（《Structurlist Poetics》，英文版頁66，簡體中文譯本頁95）
卡勒於是提出：只要我們對這種「重複類似的語言單元」進行「不帶偏見的、專注的、透徹的、全面的描述」，我們就可以看見「那些不曾預料的、醒目的均稱和反均稱、那些平衡的結構、那些別具效果的同義形式和突出反差的累積」，理解「已經形成的詩作中各成分之間巧妙的相互作用。」
在這段話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雅各布森的最終目的：透過語言學，製造出一種「不帶偏見」的分析。這種「不帶偏見」的分析，必須要是基於對語言單元——也就是語言學要素——的描述。他在這裡特別提出的是，那些「重複類似的」語言學要素，例如排比（parallelism）、音韻的對仗或格律，甚至乎說偏離（deviation）的元素，都能達致「文學性」（literariness）。
對於這些理論的分析，卡勒提出了一個饒有趣味的批評：也許我們的確可以透過語言學分析，羅列出詩歌的排比、結構對稱、平衡，規劃出一種屬於文本的形式美。但這種形式美的重要性、成因，除了美學之外的文本效果，卻始終不明。
另一個問題是，語言學分析文本應該客觀、公正，像是科學一樣能被複查檢驗。然而分析者選定以某個或者某幾個語言學的元素進行分析，這種選擇卻有很多時候是基於個人的希望，總無法說算得上客觀、公正。
超出語言學的影響
雅各布森的不少研究雖然或有過時之處，但他為後來的語言學、文學研究和社會學、甚至乎哲學研究等都留下深刻的影響。
以上我們提及到雅各布森的分析雖然有瑕疵，但卻不無後繼者。我們既有直接承繼雅各布森，以語言學各個門派作為方法論的文體論，也有六十年代主張以文本為首的美國新批評（New Criticism）。喬姆斯基和哈雷在1968年的研究，正正就是傳承雅各布森的衣缽。對「標記」與「無標記」的分析，在現代也被挪用到語言學、社會學等等學科領域，以「標記化」（markedness）分析。
最後，扯遠一點，雅各布森也曾經對兒童語言與失語症進行過一番研究，雖然現今來看他的研究結果有部分屬於過時，但他的概念卻影響了後來的拉岡（Jacques Lacan）精神分析。從對失語症病人的研究與觀察中，雅各布森認為隱喻（metaphor）與轉喻（metonymy）是人類語言的話語的基礎結構；對於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所提出無意識的凝縮作用（condensation）與移置作用（displacement），拉岡認為這兩種作用就正對應語言學上的隱喻與轉喻，進而將佛洛伊德所論的無意識夢的工作（dreamwork）形式，發展成「無意識就如語言一樣被結構」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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