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出走娜拉，現代戲劇之父的「社會問題劇」
對於當代挪威易卜生研究專家海默爾（Bjørn Hemmer）來說，易卜生的珍貴之處在於他作為戲劇家，描繪出了一種處於發展和變革法則之下，不斷運動的世界以及它對個人和社會群體所造成的後果。而易卜生自己也曾說：「對我來說首要任務在於描寫人、人際關係與人的命運，這些都是以某些仍舊存在的社會關係和觀念作基礎。」
1828年3月20日，「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出生於挪威一個富裕的商人家庭，七歲後父親經濟破產，他的生活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因家庭條件所限，易卜生於十五歲時被不得不離開學校，成為一名學徒藥劑師，並於1846年開始創作劇本。基於生活經歷，易卜生戲劇中常有自己家庭——尤其是父母——的影子，主題也常涉及經濟困難和道德問題。儘管他第一部搬上舞台的戲劇《武士冢》（The Burial Mound, 1850）並未獲得太多關注，但他此後仍未放棄夢想。經過努力，易卜生最終成為享譽世界的劇作家，對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等人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刺激了現代劇場與導演制度的發展。1906年的今天，易卜生在奧斯陸逝世，他是北歐批判寫實主義的代表，在其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共寫作二十五部劇本，其中以揭示社會和家庭矛盾的「社會問題劇」著稱。
浪漫詩劇、社會問題劇到歐洲「心理戲劇」的濫觴
易卜生的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在其晚期的劇作《建築大師》（The Master Builder）中，主人公一生所建的三種建築，正巧妙地寓意了其創作的三個階段：教堂，象徵早期取材於歷史傳說的浪漫主義詩劇，如《覬覦王位的人》（The Pretenders）；公寓，象徵中期創作的社會問題劇；空中樓閣，則象徵了晚期心理劇時期，這一時期的四部劇作因轉向心理描寫，探討「個人精神問題」，也成為後來歐洲「心理戲劇」的濫觴。在此，我們重點介紹他對後世作家影響極大的社會問題劇。
所謂「社會問題劇」（the problem play）興起於十九世紀中期歐洲民主民族運動高峰時期，是當時寫實主義運動的重要部分。社會問題劇通過人物在舞台上的爭論，處理現實中的社會問題，諸如：法律、教育、道德、宗教、婚姻家庭等；也就是說，此種戲劇形式的核心是提出、剖析或批判種種醜惡與不合理的社會現象，而不在於人物的審美價值。十九世紀的社會問題劇主要體現角色在現實社會中經歷的兩難境地，而易卜生戲劇中更突顯了人物們的道德困境。1877年，易卜生僑居德國，完成了第一部社會問題劇《社會支柱》（The Pillars of Society），次年首演令他在德國大獲掌聲。此後，他又創作了反映了女性生存困境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反擊評論界非難該劇的《群鬼》（Ghosts）及著名的《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
《玩偶之家》描述了娜拉（Nora Helmer）為救重病的丈夫假冒父親筆跡借債的故事，丈夫病好後卻認為這有損自己的聲譽，不僅對娜拉大發雷霆，甚至要剝奪她對兒女的教育權。此時娜拉才發現，自己不過是在一個「玩偶家庭」，做一個「玩偶妻子」，而從前的自己也不過是父親的「玩偶孩子」，最後娜拉決定出走，並留下那句著名的「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可以說，娜拉既是受制於時空環境、社會習俗枷鎖的挪威中產階級妻子，也象徵了每一個時代中尋找自我實現的女子。女權主義認為，娜拉的形象為婦女解放提供了啟示；也有評論認為她的出走是黑格爾式自我實現的體現，她通過決定、行動和不可改變的結果成就自我⋯⋯但易卜生始終堅持，自己並非社會學家或哲學家，更無法接受女權賦予的殊榮，他的任務是「寫人」。藝術上，易卜生擅於運用「回溯」的手法更加清晰地向讀者展現前情，海默爾認為，「《玩偶之家》展現出易卜生新形式當代劇的力量所在：它發揮了舞台的藝術功能，也就是讓無形的東西變為一目了然⋯⋯《玩偶之家》是一個圖解式的例證，表明現代戲劇裡有三個透視視野，三個不同的層面，第一個層面涉及社會方面，它為個人的人生設定了框架。」
不同劇團的《玩偶之家》劇照：
儘管易卜生在劇中提出的女性解放問題有其進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並未有深刻的思考或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案。
五四運動中的易卜生
今年已是「五四」一百零一週年，易卜生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僅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陣地《新青年》雜誌出版「易卜生專號」，胡適更將「易卜生主義」奉為他個人的人生觀與宗教；此外，易卜生還影響了曹禺等中國的劇作家，甚至當時一些有志於建立中國現代戲劇的青年，如洪深、田漢等，均把「做中國易卜生」當作人生理想。
其中，胡適是中國最早全面系統評論易卜生的學者，他曾發表《易卜生主義》，並在康奈爾大學哲學會上宣讀。當時的胡適，一心想去除國民的奴性、使人們追求獨立自由的人格，因此，文中胡適通過對《玩偶之家》、《人民公敵》、《群鬼》等作品的介紹、分析和應用，宣揚了他所闡釋的「易卜生主義」，即健全的個人主義。他認為，易卜生主義是十九世紀個人主義的精華，最能代表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一方面讓我們像娜拉一樣，將自己塑造成獨立的個體；另一方面也教導人像《人民公敵》中的斯鐸克芒醫生（Doctor Thomas Stockmann）一樣，特立獨行、敢講實話並與惡勢力作戰。
魯迅對易卜生的評價與回應，是「五四」時期另一重要見解。事實上，早在「易卜生專號」之前，魯迅就曾對易卜生進行評價與褒獎；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後怎樣？》演講。在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呼籲青年學習娜拉的覺醒，魯迅敏銳地告誡青年學生：「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他認為，出走的娜拉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淪為妓女），就是回來」，因為，未曾改變的殘酷現實仍是不平等的經濟權利與社會勢力問題，儘管這一問題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卻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更進一步來說，魯迅所指出的其實不止關乎「五四」時期婦女解放的問題，更是為一部分夢醒了的青年知識分子們指出一條需要「深沉的韌性的戰鬥」的道路。
不論是胡適還是魯迅，其著眼點都根植於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他們將易卜生作為「五四」反封建與個性解放的思想武器之一，為知識分子們的思想革新提供一套參考。由此，在那個變革的時代裡，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幾乎成為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評論、分析與汲取的對象，而他亦成為思想啟蒙的角色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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