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卷風波核心不在美化日軍與否 「民族大義不能討論」才是問題
作者｜文雨
最近中學文憑試（DSE）歷史科試卷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爭議，建制派人士認為考評局所出的其中一道試題有意美化日本侵華歷史，顛倒是非，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因此要求考評局將題目取消。直至今天（5月22日），考評局委員會在連日會議後決定取消該題目，考題所佔分數不被計入試卷成績。
這次試卷風波似乎在行政處理方面告一段落，但它並不只是一個學科專業爭議，而且也反映了社會各界如何看待香港的歷史定位、史學教育和民族認同等議題，我們必須對此作深刻而持續的反思。然而，不論是試卷題目，還是它所反映的社會狀況，都在沸騰的派別罵戰中被模糊掉；參與爭議的各方都只是提出籠統的大原則指責另一方，卻對這條題目的具體內容不作辨識。究竟考評局這道試題在哪裡出問題，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香港的歷史教育？
爭議中的試題內容究竟是什麼？
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問題當然是，該試題有否在內容上美化日本侵華？大部分批評考評局的人，都指出試題資料和提問方式嘗試誘導考生相信1945年前的日本想要援助中國，以間接宣傳日本軍國主義和殖民侵略。讓我們重看一下那些資料及相關史實背景，再作判斷：該試題提供的資料 C 說到，在1905年（甲午戰爭後十年）時，日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應清朝教育家范源濂請求，減少清朝來日留學生學習法政學科的必要年期，以幫助清朝快速培育法政人材，實行國家改革。該資料提供的史料到此為止，但考生應該要知道的歷史後事是，日本隨即出現一大堆教學水平惡劣的速成學校，以吸引急於求成，想要盡早回國當官的清朝學子，最後導致清廷付出大量學費，卻接回一堆對相關學科一知半解的留學生，無助國家改革。這份資料涉及的是由清朝要求、日本所提供的「留學速成班」的起因，無關日本侵華，考生應該以史實來評價「速成班」的功效和利弊，衡量清朝的教育投資成本、人材培育和國家改革等因素之間的得失。而即使考生不懂「速成班」的來龍去脈，也可以用常識推測這種學校只以一年時間培訓學生的法政知識，定必對嚴肅的國家改革事業無濟於事。
該試題資料 D 說的，則是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與袁世凱和戰未定時，臨時政府陸軍總長黃興為了準備北伐，以大冶鐵礦作抵押，向日本三井財閥借錢。這段史實也發生在日本侵華之前，當時孫中山在歐洲籌款資助革命不成功、新政府軍費又嚴重不足，逼得民國政府領導人以列強一直虎視耽耽的核心戰略產業為抵押，向日本借款。結果民國政府無能還款，必須按照借據合同對日本輸出鐵礦，嚴重妨礙中國的軍工發展。考生應該以這一系列史實分析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投資關係，並衡量它如何滿足了民國政府的短期急需，卻對中國國力發展和現代化造成長期損害。
雖然題目要求考生評價的年期是1900年至1945年，但考生需要使用的資料背景都發生在日本侵華之前（即使按照國內「十四年抗戰」的新標準論述，黃興向日本借款與九一八事變的時點也相差了19年），完全說不上迴避甚至美化日本侵華，因為考題本來就沒有側重在中日戰爭，而是要討論日本全面侵略前的對華政策，而且所引用的資料都明顯指出日本對華措施對中國損害多於幫助。如果考評局與出題人真的有刻意引導考生，也是將他們引導到否定日本的立場上。
延伸閱讀——《國家的歧途》：日本如何與法西斯意大利、納粹德國組成軸心國？
即使單看受爭議的考題句法，也不能充分證明考評局美化日本侵華史實，因為這是一道開放式問句，而且，開放式問句並不等於答是與答否都同樣成理，考題本來就需要有含糊性，甚至是句子上的誤導性，如此才可測試考生的辨別能力和歷史知識，因此考評局並不會將歷史資料題（data-based question）說成是自由辯論題——說考評局這種問法顛倒考生是非觀的人，其實就是將考生當成無腦白痴，抱著這種態度的人並不配為人師表；而以自由辯論性質來維護考評局的那一方，也沒有掌握到事實。其實只要考生對史實有基本理解、推論合邏輯、對日本沒有皇民心態的崇拜，就很難會將資料誤讀成日本援助中國，也很難認同1900年至1945年的日本對中國「利多於弊」。
指責考評局刻意美化日本侵華的論者，事實上都斷章取義、將這條問題與相關資料分割開，不單做法不公允，對基本事實的認知能力恐怕也不甚樂觀，而那些把兩篇資料誤讀成「日本對中國施恩」的論者，根本不理解那段歷史背景，推論也不合邏輯，實在沒有資格指責考評局歪曲歷史。
考評局不妥之處：抽象的歷史觀與設題方式
指責考評局美化日本侵華的人犯了稻草人謬誤，而批評考評局迷惑學生、造成年輕人是非不分的人則犯了滑坡謬誤，這兩種批評聲音都不合理，但這並不代表考評局完全正確，因為這一條題目在設計原則上確實有不妥善之處：根據史實，考生應該要回答日本對中國「弊多於利」，但是，考評局的評卷參考卻又列明回答「利多於弊」也可以得分（至於這種答法能援引什麼歷史資料來支持論證，考評局則未有公佈）。考評局委員會日前（5月19日）也已經承認，這種設題方式可能默許了考生以詭辯，而不是對史實的邏輯性陳述來答題。
從根本上來說，這種設題方式來源於太過抽象的史觀，這種觀念慣於將深刻的民族對立、傳統國家現代化的艱辛過程，以及不斷變化的歷史形勢，化約成會計學式的盈虧計算問題。如此反思歷史，很容易忽略歷史參與者所處身的現實條件和環境限制，然後對他們作出事後孔明或不著邊際的判斷。但無論如何，考評局以及整個教育界書寫和詮釋歷史的方法論首先是一個科學和教育問題，目的是讓學生由抽象的旁觀角度，逐步提升為深刻的具體思考，因此必須以開明、理性和科學的態度處理，任何人都不能以道德綁架或行政決斷的方式，一勞永逸地打發對學科原則的反思。而且，年輕學子自己就是當下歷史的參與者，因此必須以嚴格和貫徹的態度學習前人活動，以充實自己作為歷史參與者的行動理性和身份理解。
因此，批評考評局的出題方式不當可以是公允的，但以它的題目設計來指責考評局美化日本侵華是不合理的。即使我們將焦點放大到考評局或教育界主流的過往表現，也可以看到，雖然香港歷史教育（中史科也好，世界歷史科也好，以致是通識教育科也好）一直沒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但學界權威也從來沒有為殖民主義作直白辯護或歌頌——即使在港英時代，香港的歷史教育也沒有如台灣日治時期那樣採用皇民化政策。說考評局美化日本侵華，是借題發揮之舉。
不容討論的愛國，只是把愛國神秘化及去理性化
當然，這次風波並不只是一次出題不當或政治不正確事件，我們重新整理了試題性質之後，還應該反思這次風波反映了什麼社會現象。對批評考評局的那一方來說，這種提問方式和為試題正當性辯護的人反映了香港缺乏愛國與反殖民教育，導致年輕一代對歷史黑白不分；對反駁批評那一方來說，國內親官方媒體、香港政府與親建制組織的攻勢反映了香港被反智主義和狂熱民族主義攻陷。
雖然這兩種立場相互攻擊，側重在不同的價值觀，但其實它們都起源於同一個核心問題：如何處理香港在世界和中國歷史中的角色定位？或換個說法來問：如何處理香港的前殖民地身份？這個核心問題並不只是歷史學的抽象知識研究，而且是決定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政治問題。如果說考評局真的有什麼「政治錯誤」，那並不是因為他們試圖引導考生美化日本侵略者，而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充分意識到香港的歷史定位是一個還未達成社會共識的核心問題，也因而察覺不到試題提問方法可能引起的政治爭議——考評局的錯誤是政治無意識，而不是政治不誠實。
但是，考評局並不是唯一一個對政治無意識的社會主體。國內親官方媒體、香港政府與親建制組織這一條陣線，並沒有表現出更合理的政治意識和歷史責任承擔。這條陣線提出的「愛國愛港」最低標準是效忠基本法與一國兩制，而香港高官和建制派人士的達標也就僅此而已——除了口頭上的表態，我們都看不到他們如何表現出愛國心、民族主義情操，或者是國家建設信念（在一國兩制之下，當然更不會認同社會主義），相反，香港的「愛國陣營」常常表現出豬隊友舉措，連對傳統中國文化或當代中國國情的基本認識都不甚了了。
例如建制派政黨這次對考評局大加鞭撻，但將考題資料誤讀成「日本對中國施恩」的卻是他們；大家也必定仍然記得，建制派重要人物，自稱愛國的蔣麗芸連國旗的五星含意都懵然不知；又例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這次爭議中企圖動用行政權力消解政治認同問題，但他完全沒有辨析這份試題內容的歷史資料，我們也沒有見過楊局長（以及絕大部分政府官員）表現出對中國歷史或殖民主義有什麼理解或評價，因此當他們說到「民族大義」、「人類良知」、「嚴肅歷史」時，很難不讓人質疑其真誠。
政府與建制陣線企圖佔據愛國主義者的位置，但他們徒具空洞的、矯揉造作的 cosplay 表演，卻連最基本的國家認識和理念認同都統統欠奉。這種愛國主義實質內容的缺乏，又使政府高官及建制派更加需要在形式上造作，最終造成反效果，讓香港市民對中華民族主義嗤之以鼻；而如果香港真像「愛國陣營」所言是民族主義教育不足，那「愛國陣營」肯定是始作俑者之一，必須負上重大責任。「愛國陣營」的這種無意識、無知識、不一致和不真誠導致他們更需要用粗暴和蒙昧的手段宣傳空洞的民族認同。
政府與建制派人士這種無意識不僅造成政治上的失敗，而且進一步妨礙香港市民的歷史認識。在這一次試題風波中，政府與建制聲音說得最多的口號是「民族大義不能討論」，也就是說，民族大義被當成不能觸碰的禁忌，而這種禁忌式的言論限制實際上才是對一個民族的最大侮辱，因為它假定了民族大義一經討論就會被瓦解，假定了中國的歷史發展經不起理性反思的審查，換句話說，「愛國陣營」不自覺地假定了民族大義和愛國心是不理性的東西。這種表面熱烈支持民族主義，實際上卻把民族認同神秘化，不允許也不懂得以理性審視民族問題的反智態度，可能比顛倒的戀殖心態更妨礙香港人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
【來稿不代表01哲學立場】
_________________
下載《香港01》App ，按「＋」號加入《哲學》搶先看文章：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