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悲慘世界，一本為了激起慈善精神而寫的書
作者｜吳岳添
編輯｜01哲學團隊
世界各國都有很多偉大的文學家，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點都不遜色於、甚至超過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家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不過有趣的是，人們對那些大文豪的紀念，反而不如像紀念雨果那樣熱情投入呢？解答這個問題的鑰匙應該到人民群眾那裡尋找。作為一個文學家，雨果從來都是選擇站在人民那邊，人民在他的作品中永遠佔有重要的席位。1851年，雨果在自己的劇作《安琪羅》的序言中寫道「在我們生活著的這個世紀中，藝術的視野已有很大的開展。過去，詩人說『公眾』；現在詩人說『人民』」。
雨果口中的「公眾」和「人民」同樣指詩人的讀者群體，不過在雨果看來，「公眾」和「人民」從來不是一碼子事，「人民」一詞的涵蓋範圍遠大於「公眾」。自十九世紀以來，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遍及歐洲，法國的浪漫主義文學家，如雨果在年輕時希望成為的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緬懷中世紀田園牧歌的拉馬丁等人的作品主要面向知識分子和沒落貴族，而且他們的作品大多側重對社會上層市民生活的描寫。雖然雨果是一位浪漫主義文學家，而且對夏多布里昂仰慕甚深，但雨果卻視人民為文學作品的中心。
要麼成為夏多布里昂，否則一無是處
1802年2月26日，維克多．雨果出生在法國東部弗朗什－孔泰地區的杜省貝桑松的一個木工匠家庭。他的父親參加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跟隨軍隊轉戰歐洲各國，父親在職場上混得不錯，在幾年之間由上尉晉升為旅長，後來又由旅長晉升為將軍。雨果在小時候跟隨父親過軍旅生活，經常在炮聲隆隆的夜裡入睡。雨果先後在父親的安排下在意大利的熱那亞和西班牙的馬德里居住。雨果和他的弟弟之後被安排進馬德里一所貴族學校念書。不過，1812年，西班牙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反抗法國統治的鬥爭此起彼落，所以雨果的父親安排雨果一家回到法國。雨果回到法國後，在一所修道院學習哲學和數學。
雨果在十四歲時開始寫詩。1922年雨果二十歲，他憑《頌詩集》（Odes et poésies diverses）得到了國王路易十八世的賞識，並發他助學金。雨果嶄露頭角，並立志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決心要「成為夏多布里昂，否則一無是處」。這句不禁令人想起哲學家維根斯坦「要麼成為一個天才，要麼去死」的信念。雨果在年輕時，已經對詩作有獨特的看法，1821年12月28日，雨果在一封寫給未婚妻的信中，說到自己對詩作的看法，他表示「詩句難道不是詩嗎？你這樣問。僅僅詩句不是詩。詩存在於思想中，思想來自心靈。詩句無非是美麗的身體上的漂亮外衣。詩可以用散文表達，不過在詩句的莊嚴曼妙的外表之下，詩更顯得完美。心靈中的詩啟發人的高尚情感、高尚行動以及高尚的著作。」
1826年，雨果和詩人維尼、大仲馬等人組織了文社，希望為詩壇帶來一股清新的風氣。當時流行於詩壇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創作已經變成了脫離了現實生活，只顧在一旁孤芳自賞、悲傷哀鳴和故作呻吟。更有甚者，它們極力謳歌中世紀的生活，無視社會現實的進步意義。雨果對這種頹廢風氣極度不滿，認為應該要「讓人民文學代替宮廷文學」。雨果於戲劇《克倫威爾》的序中寫道「浪漫主義，多少次被人誤解，就全面來看，它真正的意義是：文學的解放，新的人民，新的藝術。」雨果的「宣言」，宣佈了晚期浪漫主義文學的主角，應該是人民，而不是個別的社會階層。
1862年，雨果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在二十年代他親眼見到的一件事，他對這件事的印象特別深刻。在他十六歲的某一天，雨果偶然走過巴黎法院的廣場，他看見一名偷了主人家東西的年輕女僕遭到殘忍的酷刑。她被人鎖在柱子上。行刑的人拿著燒紅的烙鐵，用力按在女犯人赤裸的肩部和背部。犯人身上立刻冒起一陣皮肉被燒焦的白煙，同時那可憐的女人發出不像人聲的尖叫。這一幕在年輕雨果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他在心中起誓，要和邪惡的「法律」作鬥爭。雨果所指的「法律」實際上是指邪惡統治者的意志，四十年後，《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又譯《孤星淚》）的出現，兌現了他貫穿始終的摰誠誓言。
巨著《悲慘世界》
《悲慘世界》是雨果最重要的代表作，1862年分別由巴黎書商帕涅爾和比利時出版商拉克魯瓦出版。作品主人公冉阿讓由於偷了一片麵包而在牢裡被關了十九年，出獄後在寬大為懷的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過自新，改名為馬德蘭。他致富後樂善好施，當了市長，並且拯救了淪為妓女的女工芳汀。這時警察賈維爾斷定馬德蘭就是當年的那個小偷。為了不連累別人，馬德蘭挺身而出，在承認真實身份後被捕，芳汀因此驚嚇而死。後來冉阿讓利用搶救一個海員的機會假裝墜海死去，在經歷了無數苦難之後，他終於把芳汀的私生女柯塞特撫養成人。
《悲慘世界》是雨果根據一個真實的事件，歷時三十餘年構思和創作的巨著，其中有些故事可以獨立成篇，也有滑鐵盧戰役與1832年共和黨人起義等歷史場景，它們都是為宣揚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藝術觀念服務的。
1841年1月9日，正值嚴寒的冬季，雨果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剛剛兩天，在街上看到一個無賴把一大團雪塞進一個衣著單薄的姑娘的背心裡，爭吵之下，警察反而把姑娘抓了起來。見此情景，雨果不顧自己有受到牽連、給敵人提供話柄的危險，毅然挺身而出，作證簽字，使這個素不相識的姑娘獲得了自由。姑娘感動得一再說這位先生多麼善良，因為雨果和她素不相識。他當然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後來雨果把她的形象作為《悲慘世界》中女工芳汀的原型，為千千萬萬受苦的人主持了正義。
為了描寫滑鐵盧戰場，雨果四次前去考察。1861年6月30日，在面向滑鐵盧戰場的聖約翰山的小旅館裡，他完成了《悲慘世界》的寫作，而這個月正是進行滑鐵盧戰役的月份，這一巧合使這部作品更具有紀念意義。
小說出版後在巴黎引起轟動，人們爭相購買和閲讀，工人們尤其顯示出巨大的熱情，在他們眼中，這是第一部專門描寫窮人苦難且對他們給予深刻同情的傑作。1862年5月11日，雨果夫人阿黛爾在給雨果的信中這樣描繪道「工人們每人湊二十蘇（約一法郎），口袋裏有了十二個法郎的時候，就抽籤去買《悲慘世界》，抽中的人等大家都讀完之後就擁有這本書⋯⋯它在所有的階層裡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感動。書在所有人的手裡傳閲，其中的人物已經成為被人們在談話中隨時引用的典型。這些人物的形象展示在所有版畫商的櫥窗裡。《悲慘世界》的巨大廣告牌豎立在街道的各個角落。維克多・雨果的作品和名字是使巴黎為之激奮和動盪的火箭。」
十九世紀法國著名現代派詩人波特萊爾說過：「這本書是一本關於慈善的書，也就是說，是為了引起、激起慈善精神而寫的一本書；這是一本發問的書，提出了複雜的社會問題⋯⋯至於書的形式，與其說是小說，還不如說是詩⋯⋯」雨果抱著濟世救民的崇高理想，以詩人的目光去觀察世界，充滿了向非正義宣戰的浪漫主義激情。他以豐富的想像和強烈的情感，在《悲慘世界》裡生動地描繪了冉阿讓等窮苦人民的悲慘遭遇，對黑暗的社會現實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宣揚了靠仁慈博愛來杜絶罪惡、使人類得到拯救的人道主義精神，因而使小說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悲慘世界》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堪稱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範。它的巨大影響，使雨果的名字幾乎成了人道主義的同義詞。正如雨果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樣：「只要本世紀的三大問題——男人因窮困而道德敗壞，女人因饑餓而生活墮落，兒童因黑暗而身體羸弱——還不能全部解決，只要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愚昧和窮困，那麼這一類書籍就不是虛設無用的。」
一百多年過去了，雨果當年筆下的狀況仍未得到根本改變，當今世界，千千萬萬的人還在為爭取生存權和發展權等最基本的人權而鬥爭，雨果畢生倡導的人道主義精神，至今仍然有著進步的現實意義，依然值得發揚光大。
參考資料：
〈試論雨果〉，羅大岡，外國文學評介叢書——雨果
《外國文學評介叢書——雨果》
【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原題為〈重溫雨果傳世佳作〉，吳岳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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