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歧途》東條英機：一手推白色恐怖，另一手抓緊群眾的心

【編按】每當日本在任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都會挑起國際爭議，因神社供奉著十四名二戰甲級戰犯。當中最廣為人知的，想必是二戰日本首相兼軍政領袖——東條英機。東條英機到底是個怎樣的人？他到底憑甚麼由陸軍中將攀到國家的最高位置？
本文原題為〈東條英機：牢牢抓住多數灰色群體〉，出自馬國川《國家的歧途：日本帝國的毀滅之路（1912—1945）》。

回顧前文：《國家的歧途》：日本如何與法西斯意大利、納粹德國組成軸心國？

_________________

1942年7月27日，「為完成大東亞戰爭國民力量大結集演講大會」在大阪中央公會堂召開，時任首相的東條英機出席了演講大會。當他演講完畢準備退場時，被狂熱的群眾團團圍住，他的汽車只能龜速行駛。次日刊出的《朝日新聞》報道了當時的熱烈場景——

數千名狂熱聽眾揮動帽子、扇子，歡呼「萬歲萬歲！」⋯⋯霎時間圍住了東條。「好好幹，幹吧！」「殲滅美英，拜託東條閣下了」「東條首相萬歲！」匯聚的市民熱情高漲，狂熱完全變成了對東條的感激。

作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東條英機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戰爭罪犯，1948年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發動戰爭、侵略別國、反人道罪等罪行判處絞刑。他發動的戰爭，不但給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也將本國推入了戰爭深淵。日本民眾不但生活極其困苦，自己的家人還被送上戰場。奇怪的是，在戰爭期間，深受戰爭之苦的民眾卻對東條非常崇拜。東條被視為「國民英雄」，受到日本各地國民的熱烈歡迎。

其實，東條英機並不是一個「克里斯瑪型」（charisma）的人物，而是一個資質平平、能力一般的軍人。他出生在一個武士家庭，其父是陸軍中將，據說是日本陸軍中能夠看懂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第一人，曾經參加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但是父親的智商並沒有遺傳給到兒子，東條英機在軍校成績非常普通，整整考了三次才如願以償地進入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深造。

東條英機永遠是一臉嚴肅，衣帽整齊。陸軍元老宇垣一成曾經回憶說：「提起東條，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經的樣子，動不動就拿出筆記本不停地記這記那，根本就無法想像這樣一個人竟然也能當上一國的內閣大臣。」

確實，東條英機似乎患有「筆記強迫症」。每天他都要同時在三個不同的筆記本上記錄自己經手的所有事件，還按照時間對這些筆記小心翼翼地歸類整理，梳理出哪些事情是正在做的，哪些已經結束，哪些需要向上級彙報，哪些要向下級訓示。東條英機從不要任何助手幫忙，整理這些資料是他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據說他在外駐軍時，連給夫人的家信都要認真進行編號，以方便管理防止丟失。

東條英機的優點是為人雷厲風行，辦事幹練果斷，素有「剃刀」之稱。不過他雖然長於行動，卻短於思考。被譽為「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爾（「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對東條的評價是：「他的能力只能保管好倉庫裡的二十挺機關槍，超過二十挺就無能為力了。他能不厭其煩地把所有資料全部記在筆記本上，但如何運用這些筆記的內容就超出了他的智力範圍。」石原曾當面譏諷當時已經晉升為陸軍中將的東條英機為「東條上等兵」。戰後東京審判時，盟軍檢查官問石原莞爾是不是曾經和東條英機意見對立，石原的回答是：「絕對沒有。東條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意見，和沒有意見的人怎麼可能發生意見對立？」

東條英機也是一個神經過敏的人。有一次他視察陸軍航空士官學校，問一名學員說：「敵機怎麼打下來？」當學員回答說是用機關炮時，東條教訓道：「不對，敵機是用精神力量擊落的。因此，即使是機關炮也無法打下來的情況下，哪怕是敢於用身體衝撞式襲擊也要將其擊落，即精神力量變成身體衝撞這一形式表現出來的。」視察結束後，他還批評學校教育，強調「發揚決死勇戰的氣魄，教育應該是全盤精神主義。」

雖然和希特拉、墨索里尼並列為二戰「三大元兇」，但是和後兩者比起來，東條英機實在缺乏魅力。他本人也承認這一點。東條英機在擔任首相時，還兼任內務大臣和陸軍大臣，因此被一些議員質疑為獨裁政權。1943年日本第81屆議會開會時，東條英機否認自己是獨裁者，「常有人提起獨裁政治問題，希望能在此加以澄清⋯⋯東條本係一草莽之臣，與各位初無二致。所不同者，只是我被賦予總理大臣之職，因此得蒙陛下恩澤而耀然發光。如無陛下之光，實與頑石無異。因蒙陛下寵信，榮任此一要職而耀然生輝，此與歐洲諸公所謂獨裁者迥異其趣。」

問題是，這樣的人為甚麼會成為日本民眾的偶像呢？除了軍國主義洗腦教育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東條英機善於利用現代手段蠱惑民眾。

1940年代是圖像、聲音媒介急速發達的時代，東條英機也是最早有意識用到這些媒質力量的政治家。根據規定，日本新聞電影公司製作的新聞片「日本新聞」要在全國電影院上映。身為首相的東條英機屢屢在「日本新聞」裡亮相，國民經常看到他演說的身影。那時日本每戶人家的廣播普及率為45.8%，廣播的影響效應巨大。東條英機也藉助電台廣播的影響力來塑造個人形象。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在臨時議會上發表首相施政方針演說，《朝日新聞》報道說：「東條首相語調莊重，聲音活潑。十七日下午七時，他的親口演說憑藉着電波飛至全國各地，十餘年來期望已久的『議會之聲』，雖然播放的是錄音，但實現了廣播。」開戰後，他也反覆亮相電台。

東條英機自己希望通過現代媒介，營造出一個強烈形象：不斷出現在國民面前、率先行動、斷然決斷的領導者。他也達到了目的。1941年《文藝春秋》的一篇文章說，東條「嚴格行事，出色完成，此乃東條獨擅」，「在勤於工作這一點上，會毫不猶豫地推崇他具有歷代政治家所缺乏的特長」。1944年日本放送協會編的《廣播年鑒》也評論說，東條英機「或通過官邸麥克風，或通過演講會等，屢屢進行實況廣播，常常顯示出領導一億國民奮進的氣概和熱忱，這使全國人民齊受感動。」

東條英機常常把自己曝露在國民視線下。當時，希特拉正是全盛時期，經常乘坐敞篷車到處威懾。東條英機也刻意模仿這位德國的獨裁者，在外出或視察之際熱衷於乘坐敞篷車。《東條內閣總理大臣機密記錄》反覆出現「汽車（敞篷）」的記載。1942年某日就記載，「汽車敞篷。途中遇雨，仍開着敞篷返回官邸。」

東條英機還打造出了一個新穎的「領導者模式」。他常常在事先未告知的情況下，直接前往官廳、物資配給機構等，進行「突襲式」的實地視察，聲稱這樣可以準確地把握國民生活的實際情況，改善低級官吏沒有效率的「衙門作風」。耐人尋味的是，這些「突然襲擊」都能夠「及時」被媒體發現。因為媒體經常大幅刊登諸如《忙中求忙的東條》、《乘坐折扣市電的市街視察》等新聞，詳細報道首相的突然視察，連現場照片都刊登在報紙上，還讚揚他「乾脆的政務處理、閃電似的民情視察⋯⋯國民從未如此貼近地感受到首相」。

東條英機有時還親自檢查住宅街的垃圾箱，批評人們扔掉還可食用的食物和還能再生的物品。顯然，作為一個政治家，東條英機具有精湛的表演能力。宇垣一成大將曾在日記裡評論說：「一看他當上陸軍大臣和總理時的樣子，感覺他竟然演戲之處頗多。」有人諷刺說，這或許是遺傳，東條英機的曾祖父就是能樂（日本傳統的表演藝術）藝人。一位經常見到東條英機、負責大本營陸軍部報道的人說：「（東條）無論甚麼都要親臨指揮，遇事則表明自己的意志，闡明應該前行的方向⋯⋯東條或許更加符合當時風潮，更有人氣。」

一個歷史細節說明了東條英機的「成功」。在東京，東條英機每日早晨騎馬散步，經常有人在附近小巷等候，只為一睹其人。一見到東條騎馬身影，頓感幸運至極，「宛如神助」。

其實，東條英機自己很清楚，民眾就是盲從的群氓。有一次，他對自己的親信如此坦白自己對「群氓」的認識——

國民的大多數是灰色群體，僅一小部分人會玩弄種種批判性言行。所以，作為率領民眾的領袖，重要的是牢牢抓住多數灰色群體，逼迫他們前進。大多數灰色人群聽任領導說白道黑，他們都會言聽計從。自然，如果對其放任自流，那是百年等待也河清難俟。

民眾是容易被欺騙的，可是這些低端的政治表演，卻難以蒙騙有識之士的眼睛。東條英機接二連三的視察民情，尤其是檢查垃圾箱的行為，招致知識分子的反對和皺眉反感。有人批評說，報紙在有限的版面大寫特寫這類拍馬溜鬚的吹捧報道，有意義嗎？東條作為首相，難道沒有其他該幹之事了嗎？

東條英機對外界的批評非常敏感，睚眥必報。有一次軍事參議官西尾壽造大將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隨口說了一句：「這個事情我不知道，你去問那個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傢伙吧，他清楚。」很快，這位諷刺首相的將軍就被打入了預備役。曾諷刺東條英機的石原莞爾，其戰略學著作也遭到禁止發行的處分，由憲兵隊監督強行絕版。一位記者對東條英機提出的「本土作戰」提出批評，東條就將該記者強徵入伍，並且送到戰鬥最激烈的硫磺島前線。

更重要的是，東條英機通過言論管制，徹底封死異議者的聲音。從「九一八事變」前後至戰時，日本鋪設了舉世罕見的新聞出版檢查體制。東條英機上台後，言論空間更加收緊，內閣、軍部均有專設部門專事言論管制。內閣情報部每月召集名曰「雜誌、出版懇談會」的例會，參加者均為各大出版機構、新聞媒體的編輯責任者。會上，從對「問題內容」的刪改、「調整」通報，到希望以媒體、出版社的名義「自行編纂」的指導性內容要求，再到對不符合規範的內容的「建設性批評」，對編輯事務全面干預。政府還頒佈《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所有的結社、集會都從申報制改為許可制，強化了政府對出版物等的取締權限。特別是戰爭開始後，報紙刊登甚麼樣的內容，都要由情報局、內務省、陸海軍報道部、航空本部、警視廳審查課等進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審查。在高壓下，報紙也轉向和政府合作，報道違背自己良心的東西。《朝日新聞》制定的報道方針直白地說：「緊緊跟着政府一起走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和希特拉、墨索里尼比起來，東條英機沒有秘密警察和褐衫軍，但是他曾任憲兵司令，在任期內大力發揮憲兵的作用。憲兵秉承東條首相的旨意，橫行無忌，不僅彈壓國內反戰運動，壓制反軍隊、厭戰情緒，也瘋狂地監視和鎮壓東條內閣的政敵。曾任東條英機副官的東京憲兵隊長最有名的一句話便是，「東條首相若喊『向左轉』『向右轉』，你們這些閣僚不是應該乖乖服從麼！」

使得東條英機的形象變得陰森而瘮人的，除了「憲兵政治」，還有惡名昭著的「特高課」（特別高等警察課）。這個思想警察組織特權日益擴大，幾乎無處不在。有人記下了一段親身體驗過的經歷：在東海道線的火車裡，如果閱讀了《中央公論》，就會有樣子像特高警察的年輕男子緊挨着你坐下來，問「你抱有甚麼樣的觀點呢？」據說，東京大學的學生從鄉下來到東京，租房住下後，身份調查、藏書調查也就接踵而來。這是因為在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學生中，赤色分子最多，所以被尾隨上了！

「特高課」對自由主義作家、學者、新聞記者進行跟蹤、恐嚇。如果不進行積極配合，「思想犯」就會被拘留29天，期滿後還會被換到其他地方繼續拘留。很多時候，他們被要求連續盤坐24小時以上，稍微伸一下腰就會遭到拳腳相加。「思想犯」必須寫下認錯書，交代自己的家庭背景、工作經歷、朋友親戚、參加過甚麼政治活動以及自己的政治理念是如何形成的，等等。「特高」還會動用綁架、酷刑，甚至肉體消滅的極端手段。而所有這一切迫害，都是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穩定」的崇高名義，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的。

意識形態部門、憲兵組織和思想控制機關立體化作戰，形成「白色恐怖」的天網，異議者噤若寒蟬，沒有人敢說「不」，「異端」思想的空間蕩然無存。沒有了多元信息，只有一個聲音，再加上東條英機的表演，自然使得「灰色群體」信以為真，強烈支持東條。自由主義評論家清澤洌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的日記裡寫道：「東條首相從早到晚演說、訪問、街頭慰問，一人承擔五、六人份的工作。結果好評如潮。作為總理大臣，其最大職責便是證明其所作所為都是人民的要求。」

1941年1月8日，時任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發佈《戰陣訓》，要求全體官兵發揚武士道精神，敢於為天皇戰死，「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死而勿遺罪禍之污名」。這成為日軍很少投降成為俘虜的主要理論依據。儘管當時日本嚴重缺紙很多刊物都停辦，但《戰陣訓》卻被大量印刷成冊發給每一個士兵，許多民眾家裡也有東條背誦《戰陣訓》的錄音。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東條英機就是「救國英雄」。可是，這位「一心為公」的「救國英雄」把別人家的孩子送往戰場充當炮灰，自己的三個兒子卻沒有一個從軍。也正是這位「國民英雄」，把民眾推到了無盡的戰爭苦難的深淵。

這既是日本民眾的悲劇，也是人類的悲劇之一。東條英機早已經成為歷史。問題是，後人是否汲取了歷史教訓？

《國家的歧途：日本帝國的毀滅之路（1912—1945）》

作者｜馬國川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本書內容獲「中和出版」授權轉載。】

_________________

下載《香港01》App ，按「＋」號加入《哲學》搶先看文章：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