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為了教育（六）教師首先遇到的知識論問題｜曾瑞明
知識就是 JTB？
我們常說到學校學知識，但什麼是知識？長輩常在 Whatsapp 寄一些資訊給我，那些也是知識嗎？我應該叫他們做老師嗎？
一個信念（belief，不過全是粗口的一句話，可能只表達情緒，而非信念），如果是有理據（justified）並且是真的（true），那就是知識（knowledge）。這著名的知識定義簡稱 JTB（justified true belief），卻對我們該如何教學，作用有限。原因之一，是因為這定義本身也有問題，詳情請看哲學史上其中一篇最有影響力、但又最短的 paper（只有三頁紙的論文），那就是葛梯爾（Edmund Gettier）在1963年出版的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知識必然是一種觀點
而且，知識的實際運作也真的比這定義複雜得多了，除了什麼是知識的問題，還有知識如何生產、如何使用，還有其他與時並進的問題。在過去老師和學生會很信賴教科書，特別是出自著名出版社的教科書編輯和作者手筆的。但一如「千年筆記」可能有很多已經過時，那些什麼不可再生能源，除了石油原來還有什麼頁岩、可燃冰，人類的科技不是靜止不變的。當然為了 update，教科書不斷改版，家長叫苦連天。但即使如此，一年 update 一次的教科書總追不上我 Facebook 頁面的資訊增長速度吧。教師很多時只能想當年，但不代表那有什麼問題。如果要最新知識，或許應該上網，而非上課。
況且，有時不是知識問題，而是觀點問題。用《生果好吃報》跟《大公無私報》做教材，恐怕有天壤之別。故一些人以為教師只可以教事實，而不是觀點或意見。但這樣也很難實施，因為正如科學家觀察也不是脫離理論的，觀察出來的事實本身也是背負理論（theory-laden）的。一個所謂事實也很難脫離一個觀點去陳述與建構。比如我告訴你一些關於曾瑞明的事實︰
（１）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２）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香港人應該思考的40個哲學問題》。
我是帶著一個觀點的來告訴你這些事實的，那就是《01哲學》的讀者想知道這些，也要知道這些。這就帶來「什麼是應該傳遞的知識？」的問題。教師就算只講事實，也始終也要挑事實來說，怎樣說，說什麼，這就牽涉觀點和角度。
一牽涉到階級的問題，教師就總會帶著自己的角度去回應。問老師為什麼這麼多窮人？答案是因為窮人很懶。這是知識嗎？這為何不是知識？因為這充滿偏見︰「窮是因為懶」、「懶是個人品質，窮這結果是由自取」、「努力的人能致富！」不但看不到很多人努力都很窮，更別說看不到社會政治結構怎樣如何塑造富和貧，以至每個人的人生機會。但看不到，也是有原因的，因為教師也有其階級盲點。
教師自己亦是研究者
什麼是或不是知識，由誰決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知識」真的值得傳給下一代，甚至代代相傳？正如巴西教育哲學家費雷勒（Paulo Freire）提出，教師是要研究者，才能知道什麼知識有價值，什麼沒有。但中、小學教師往往是知識的使用者，多於創造者，他們一定要用二手的材料。即使在大學教書的，也不會一個教師十三堂都是自己原創、親自研究的知識吧。無論你多聰明，多博學，總有不熟悉，甚至一無所知的範疇。那你就會用上別人提供的知識，再反芻幾下，餵給學生。那學生算不算是獲取了知識？
史丹福哲學百科全書（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的〈教育哲學〉條目，就討論了這問題。文章指出如果小孩子只能在教室獲取資訊，而且他們又沒有批判的能力，訴諸「老師話架！」也可以作為證立知識的根據。但如果他們長大了，成為大學生了，我們可能會對此感到不安，因為我們會認為學生應該要訴諸自己的理性，而非只聽老師的話──「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當然，理性的人不會硬要跟老師打對台來顯示自己找到了真理，只是不會把證立知識的責任全放到教師的權威上。
年級愈高，課程愈深，有些時候，對某個問題的看法可能仍值得討論，教師不可能只定位於提供知識，而是應該能將論辯和爭議點帶給學生。學生可能對此感到「不爽」，認為老師權威不夠，未能一錘定音。但是，作為負責任的老師，也只能如此。
KOL 是當不成老師的
當代的教育也傾向抱持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看法。其中堅人物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以為人心靈有一些結構，會主動的去跟被認識的東西發生關係。知識是人跟現實一起建構出來。這樣說，十分像康德那主體認知結構跟物的交互作用。當運用到教育去，一堂課，就不是老師如郵差般派信，派送知識，而是師生一起去參與、思考。某些 KOL 是當不成老師的，因為他們把自己不斷滔滔不絕的觀點當成知識。
皮亞傑：智力是達至平衡的運算
我們所認識的跟被認識的東西，之間當然有關係，但有沒有獨立於我們認識的東西存在，但又為我們所認識？如果沒有的話，那知識真的是由我們「建構」，任我們「建構」了。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更對各種權威質疑。筆者作為通識老師，也「真的見過」一篇學生用後現代詞彙來質疑通識教學的文章，整篇文章一言以蔽之是「我做乜要信你？」（我為何要相信你？）
知識需要信任與合作
在教室裏，若人人都抱這種心態，教學還可能嗎？社會知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探討的而不只是真跟證立，而是知識生產的一些德性（virtue），包括信任。我曾跟學生說互聯網很多東西不可信，宜多閱讀，因為書的質素較有保證。你猜學生跟我說什麼？「老師都唔一定啱。」（老師亦不一定是對的。）我只能說你說得對，但意識到教與學其中的一個條件—信任—若沒有了信任，則老師多說也沒用。永不言敗的老師會說，信任是要時間建立吧。
或許知識論（epistemology）跟我們好像離開很遠，但我們對知識的看法，會反映在我們的課堂中。國際文憑試（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中亦有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去連貫整個課程，並讓學生反思各種學科的特質，這都令師生獲益良多。反觀香港仍有以考評局 marking scheme 所寫的為膜拜的景象，也真叫人懷疑在應試教育之下，求分數怎會可能有對知識的嚮往和尊重，我們怎會懂將自己視為建構知識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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