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大師，在差異的視野之間求視域融合
二十世紀後半許多不盡相同的哲學轉向活動之中，最重要的很可能就是被稱為「語言轉向」或「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的哲學風潮。但是在這個風潮之中，卻有完全不同的發展與流派，從英國的日常語言學派、法國的結構主義思潮到德國的語言哲學發展。其中在德國語言哲學發展裡，影響最為人知的部份或許便是海德格晚期哲學的詩性語言。
但是在這個發展中，卻有一種哲學同時從海德格早期的存有思想與晚期語言思考中掘取豐厚的資源，同時以其深厚的哲學史傳統之考察與歷史意識的重構裡滋長出自身的哲學承繼傳統，這就是人們在閱讀上個世紀的德國哲學時，除了前半世紀的現象學與批判理論之外，最廣為人知的「詮釋學」（hermeneutics），或者我們應該以更準確的說法稱之為「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而其最重要的代表人與作品，便是哲學詮釋學的創始者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及其發表於1960年極重要的著作《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 1960）。
1900年出身在德國馬堡的伽達默爾，其生命跨越了一整個世紀，直至2002年的今天，方以102歲高齡離世。雖然父親是化學家，但是自小對文學、藝術的興趣卻讓他走上了哲學的道路，而其文、藝的興趣也不間斷地顯現在其後來哲學研究之中。伽達默爾所經歷的二十世紀上半的歷史巨變以及相應的歷史思潮，包括了德國歷史學派的發展與文化沒落論的影響，同時著迷於當時以尼采為首的生命哲學。但是後來以哲學詮釋學揚名的哲學家，在其早期卻是以柏拉圖與古典研究為主，先在1922年師從那托普（Paul Natorp, 1854-1924）完成了博士論文《柏拉圖對話中的欲望之本質》，1928年再以《柏拉圖的辯證倫理學，對〈菲利布斯〉的現象學解釋》獲得教授資格。1927年也是海德格出版《存在與時間》的時間，但伽達默爾其實早在1922年就看過了海德格的那托普手稿，該手稿是海德格為了回應老師胡塞爾提供馬堡大學的教職協助時所整理給哲學家那托普的內容，內容正是「亞里士多德的現象學解釋」。由此可以看見，伽達默爾很早就受到了早期海德格的影響。
相較於老師海德格於戰時的政治涉入，以及同輩猶太哲學家的境遇，像是漢娜・顎蘭（Hannah Arendt）、卡爾・洛維特等人，伽達默爾顯得相當「明智」、「謹慎」。相比於同時代思想家的流亡命運，伽達默爾的學術生涯幾乎可以說是非常平穩。然而哲學家一直到五十年代開始，才有餘力擺脫許多政治與行政事務，開始全心投入自身的研究，並且在十年後出版《真理與方法》。
在海德格死前不久時，伽達默爾曾經看望過他。當時海德格病得很厲害，顯得很蒼白和軟弱，伽達默爾說：「以前我總是不能與海德格作一種真正的對話，因為他有這樣一種特點，即他不希望他的對話者預先猜到他的觀點，他要強迫他的對話者一點一點地跟隨他的思想發展。但我總是擔心跑到他的規跡之外去，而且他也不想作這樣的對話。所以我們總是似乎處於一種敵對的關係之中，儘管我們彼此都非常尊敬對方。」（《我與伽達默爾的最後一次會見》，洪漢鼎）
哲學家見證了一整個世紀的歷史苦難與變化，也經歷了上個世紀的哲學思潮變化。而從其60歲時出版的鉅著一開始，哲學詮釋學就幾乎與其創始人的名字劃上了等號。雖然「詮釋學」有其自身古老的法學與文獻傳統，而「詮釋學」一詞更與海德格早期所使用的「事實性詮釋學（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一詞相當，但是只有在伽達默爾的著作裡，才能說真正完成了詮釋學自身的完整回顧與重建，並且透過歷史意識與歷史哲學的考察，將海德格爾詮釋學、狄爾泰歷史哲學、德國歷史學派、施萊爾馬赫聖經詮釋學與浪漫主義詮釋學彼此完整地銜接在一起。換言之，哲學詮釋學本身的歷史發展便是詮釋學思想內容的重複與發展，而此一自身歷史的重構還僅僅只是整本《真理與方法》的三分之一內容而已。
哲學詮釋學與早期論爭
然而《真理與方法》從出版開始便陷入了與法學家所論之客觀性與相對主義的論爭。詮釋學一開始，從其對於文本與對象的詮釋，漸次在歷史的發展中成為一般性的詮釋方法論，並且在歷史哲學裡面淬鍊出可以與自然科學相比擬的精神科學方法論，但是相比於對象文本的詮釋一直到轉向自身的詮釋方法論，「詮釋」在後來的發展中卻是一對立於自然科學的客觀方法而來的概念發展。直至海德格的事實性詮釋學與此有（Dasein）詮釋，詮釋學才真正擺脫了狄爾泰歷史哲學中意欲比擬於自然科學方法的問題，轉而進入對於自身哲學預設與歷史視域的哲學思考，並以此從一般詮釋學蛻變為真正的哲學詮釋學。
但是由於伽達默爾著重了歷史意識的發展與傳統權威的效應，使得應該能夠承繼現象學傳統與海德格思想的「哲學詮釋學」，反而立即陷入了被視為相對主義的批評。我們在現象學那裡可以看到的是一種無預設的嚴格學科，在海德格思想可以看到的是如何破除主體哲學與主客分離的形上學之揭蔽，但是在「哲學詮釋學」裡面，預設之偏見、成見反而成為我們自身知識與文化所無法擺脫的優美傳統與歷史經典，而透過對康德美學的批判，哲學詮釋學也將藝術、遊戲等概念以及對於模仿與詩的海德格式哲學探索帶入其自身的考察之中。
除了因為批判客觀歷史意識以及強調理解性的歷史，因而造成了相對主義印象的誤解之外，《真理與方法》的書名與佈局也始終是閱讀者的疑問。哲學詮釋學的真理是否對立於自然科學的方法？或是其真理就是一種方法或是對於方法的批判？因為書中並未說明甚麼是哲學家書名所言的方法，同時書中所涉及的三大部份：藝術、歷史與語言更分別是對康德美學、客觀歷史意識的批判以及引入了藝術式真理、詮釋學歷史意識與哲學史中的語言概念之考察。這三個部份如何彼此融貫，又為何依此順序論述等等，都成為閱讀的疑問，而哲學家也未也對此說明。
然而，每一個部份又同時可以獨立研讀與論述，因此可以看到伽達默爾對於美學傳統的考察與康德美學的批判，成為藝術揭示真理的開端，並且銜接上海德格藝術作品與伽達默爾自身的「遊戲」概念，遊戲者在遊戲之中涉身投入作為此有詮釋的最佳範例；對於歷史學派的批判成為詮釋學自身的歷史發展，並且引入海德格早期此有概念的前結構，藉以轉化為伽達默爾自身的「成見」與「權威」概念，同時強調了「時間距離」與「效果歷史」效應，這是一種始終影響著我們的歷史效果，並且在其時間的差距上可以透過「傳統」來彌補啟蒙主義強調理性而輕忽「成見」的偏頗效應；最後則是透過誤解與翻譯的詮釋學考察，從語言與概念的哲學史發展說明了語言與世界、表達與思辨的詮釋學結構。
視域融合與晚期論爭
如果說伽達默爾是透過對於傳統哲學史的考察以及海德格思想的特殊折射角度而發展哲學詮釋學，其實一點也不為過。這部伽達默爾60歲時才出版的巨著，其實亦凝聚了哲學家極長時間以來的研究、教學與出版成果，在這個意義上，哲學詮釋學始終是伽達默爾自身的哲學成就。但是哲學詮釋學並非一種「已然完成」與完結的精神回憶史，即使詮釋學「總是已經」站在既有的事先理解與預期視域之中，也正是因為哲學詮釋學始終擁有著實踐與應用的面向，在《真理與方法》出版之後，哲學家所遭遇的一系列批判與論爭，正好成為哲學詮釋學的後續發展與自身視域融合的最好示例。
「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是伽達默爾哲學中的一個概念，但是這個概念所涉及的其實是對於傳統與經典文本的理解困難時，如何透過對於時間、文化、語言差距的克服，能夠讓我們不斷產生出新的理解，將自身所自我受限的視野能夠在歷史的基礎上不斷與之交流，並且以此形成新的視域，而我們始終身在視域之中一同運作。事實上這個概念也帶有許多自身融合的痕跡，海德格的此有的前結構、現象學時間意識中的延續、尼采修辭學中的歷史意識等等。然而正是透過視域融合，我們可以看到伽達默爾哲學中某種「異中求同」的堅決態度，並且始終抱持著與其他哲學思考不斷對話的企圖與行動。
在幾次最知名的論爭中，除了最早與法學家的客觀性論爭外，便是與哈伯馬斯與德里達的爭論。在1960年末與哈伯馬斯的幾次文章爭論中，伽達默爾分別對語言經驗、精神分析的解釋作用以及詮釋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說明了其與批判理論的不同，並且就哲學詮釋學本身的內容、主題、範圍等問題作出相當的澄清。而論爭中的實質性內容也影響了雙方哲學家對於自身思考的深化。但是另一次發生在1981年的巴黎論爭，卻是哲學詮釋學與解構思想的遭遇，此番遭遇更像是三度空間中互不相交的歪斜線，當伽達默爾再次重申哲學詮釋學立場，並且認真回應解構思想的內容時，德里達則是簡短質疑伽達默爾立場中的善良意志、精神分析對於詮釋的抗拒以及理解的根本條件，並於隔日演講申論海德格的尼采詮釋。兩人後續皆有文章，而最終是以德里達於伽達默爾逝後的紀念文章作出兩人思想爭論的總結。
此次爭論的重要性不只是令眾人與讀者霧裡看花，同時也更突顯了兩種哲學特徵的差異。一方重申其理解的基礎並且顯現其認真閱讀解構思想的意圖，但另一方卻直接挑動對方的理論行動，如同站在語言哲學中的語言行為層次上，直接質疑哲學詮釋學的行動意圖、行動基礎，以及精神分析正是以理論行動抗拒意義內容之詮釋的行動理論。雖然在這次論爭的後續發展上，伽達默爾也數次為文澄清，但讀者仍然可見哲學家彼此的差異仍多過於相同之處，正好顯現了視域融合的異中求同之精神與解構哲學拆解對象思想的行為結構之方法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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