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亞：祭奠物質與真實之死的「後現代」大祭司
作者｜黎子元
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間，法國媒體文化理論家、社會學理論家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年7月27日～2007年3月6日）的著作曾一度在思想界炙手可熱。他更被稱為「後現代」的大祭司——祭奠消散的物質（「去物質化」）和死去的真實（「祛除真實」）。他的「祝禱」給人一種錯覺，彷佛物質、真實、歷史事實，乃至所有對於現代社會而言根深蒂固的事物，都可以瞬間喪失掉存在質感，成為某些虛無縹緲的東西。閱讀他幾十年的理論發展給讀者這樣的直觀感受：布希亞總是先拋出一個引人矚目的理論洞見，然後在持續的論述中將這個洞見推到極致，以至於在理論的激進化推演到終點時，從論述對象、對象所處的世界，甚至再到理論論述自身，所有原本堅實可靠的東西便都已煙消雲散了。
布希亞出身草根階層，祖父為農民，父母為普通公務員。他自己的求學經歷頗為坎坷，首先在巴黎高師的入學考試中落榜，接著便錯過了正常升讀大學的機會。若干年後，他又沒能通過大學教師資格考試。這便導致他必須經過曲折的道路才能進入大學，進入學術精英階層。或許這也影響了他對於主流文化的看法，漸漸形成了旗幟鮮明的批判精英意識的思想立場。直到1960年代中期，布希亞才逐漸把握住改變自己命運的契機。1966年，他參加了羅蘭．巴特在高等實驗學院舉辦的研討班。同時期，由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擔任導師，他完成了自己的社會學博士論文。
到了1960年代後期，兩份左翼激進刊物《Utopie》和《Traverses》成為他發表文章的陣地。隨著《物體系》（1968）、《消費者社會》（1970）、《符號政治學批判》（1972）、《生產之鏡》（1973）與《象徵交換與死亡》（1976）的陸續出版，布希亞以其對現代消費社會的犀利批判，以及觀點獨到、深具原創性的媒體文化理論建構，在二十世紀晚期奪取了思想大師的地位，就連著名的科幻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也要特意向他致敬。
The Matrix廿二世紀殺人網絡｜《擬像與擬仿》一書與「真實已死」
從物體系到物的消散
布希亞的早期著作，試圖通過思索消費問題，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多地關注生產問題，而圍繞著生產建立起來的一套理論語言，卻無法恰當地描述、理解二戰以來日益受消費活動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新形態。為此，布希亞提出：只有藉助新的符號學模型，才能準確把握現代商品的意義系統和交換系統。這種符號學模型的新穎之處，就在於它不再迷信符號與符號所指涉物之間的對應關係。在商品消費活動中，符號（詞語、圖像）與指涉物（物品、功能）之間發生了斷裂，決定了雙方之間關係如何重構的不是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慾望。
這便涉及布希亞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編碼（code），以及基於編碼而建立起來的整個消費品的分類系統。消費者的日常行為和群體劃分正是受到編碼影響，這一切由消費品藉助語言符號功能對消費者的行為施展影響來實現。例如，廣告通過編碼在消費品之間建立差異，進而把某一類物品歸類成一個系列，而消費者對某物品的消費，就等同於將某種意義轉移到了自己身上。經由這個過程，消費社會的社會秩序得以建立，而消費者也誤以為自身擁有著某種做決定的自由。其實一切皆是符號遊戲罷了。
從1970年代開始，《符號政治學批判》、《生產之鏡》、《象徵交換與死亡》三部著作的出版，標誌著布希亞的理論發展進入了激進化推演的快車道。他對早年自己從中受益的理論資源，如馬克思主義、索緒爾的語言學、結構主義，進行了清算。他質疑索緒爾將符號分裂成能指和所指並以所指（指涉物）為根本依據；他也痛斥了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實則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鏡像，不過是在為這個社會及其意識形態提供認證；他更批駁了羅蘭・巴特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的非歷史主義及形式主義傾向。通過對於資本主義象徵體系作出歷史性分析，他的結論是到了二十世紀末，符號已經徹底跟指涉物分離，而只留下沒有了所指的能指（the signifier without the signified），以及一個類似於純粹信號的結構：能指就如同不斷發射信息卻得不到語言回應的信號燈。
這些失去指涉物的能指的組織形式，就是編碼。例如電視廣告便是將這些空洞的能指以編碼的方式傳遞給受眾，而受眾則臣服於這種編碼的恐怖主義之下。其結局就是一個喪失了嚴格規定，任何事物都能成為任何事物的社會，一個完全受編碼統治的社會——直至死亡，只有死亡才能從編碼中逃脫。
擬象與「真實被謀殺」
布希亞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論誘惑》（Seduction）中，再次預示了他的思想即將發生激進變化。書中，他延續著對結構主義的批判，進一步否定了西方正統的理論設想，即認為於表象背後還存在某種深層的、隱藏的「本質」或「結構」。相反，他將自己的理論建構全部押注在「表面」（surface）以對抗任何深度探索，並在這個維度來談「誘惑」的運作。而「誘惑」概念則成了他的另一個重要概念「超真實」（hyperreal）的先聲。
到了1981年，布希亞正式推出《擬像與擬仿》（Simulacra and Simulation）。在這本影響頗廣的著作中，布希亞宣稱編碼不再對於消費品而言具有優位性，物品與再現、事物與概念之間的區別也已經失效。世界因而僅僅由沒有真實根據、僅僅自我指涉的「擬像」（simulacra）所構成。「擬仿」不但將不在場的顯示為在場，將想像的塑造成真實的這麼簡單，它更破壞一切與「真實」之間的關聯，將「真實」吸納到自身當中，以至於在「真實」與「非真實」之間作區別已經毫無必要（所謂「虛假」的廣告和廣告中的所謂「真實」的消費品如今要如何被區分？）。這樣一來，所剩的就僅僅是由純粹符號（沒有所指的能指）的自我指涉建築起來的世界，也就是布希亞所說的「超真實」（hyperreality）。
布希亞的理論，推演到極端便得出了「取消真實」的結論，或者更確切地說，真實是被充斥著高級技術的資本主義社會謀殺掉的。面對這樣的處境，布希亞提出了極度「悲觀」的應對策略，即198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拋出的所謂「致命的策略」：取消（現代）主體的位置（及一切相關範疇），然後唯一能做的就是從物品的角度思考這個世界——當然這裡的物品指的恰恰就是擬像，超真實的物品。這樣一來，一切現代以來宏大論述便註定要全部失效，其中自然要包括馬克思主義建立起來的宏大論述。與之同時一並被剝奪的就是主體通達真理、真相的途徑，以及由主體推動社會變革的可能性——他們不過淪為消費者，淪為物品（擬像、超真實）的犧牲者，永久被編碼所決定。由此繼續推論，再結合「虛擬」（virtual）的概念，布希亞在1990年代初便寫出了《海灣戰爭沒有發生》（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這樣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奇書。
在後期寫作中，布希亞越發「不守規矩」，既不提供引文出處、參考書目，更時常採取一種宣言式的論述姿態，對提出的概念也不給出任何解釋，又或者像在《冷記憶》（Cool Memories）中那樣，書中字句彷彿都是信手拈來。直到1996年出版的《完美罪惡》（The Perfect Crime），布希亞在反思自己的理論發展與他身處的社會文化之間的關聯時，終於連同自己提出的重要概念和理論一併進行消解：由於擬像在今天就是真實，因而再提這個概念也就毫無用處；當一個理論已經實現，它便不再值得被稱作理論。
縱觀布希亞的理論生涯，馬克思主義是他的起點，到了1970年代，經過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他逐漸建立了後（或新）馬克思主義立場，而隨著理論的激進化推演，到了1980年代，他則已經完全叛逃到了反馬克思主義的一邊。布希亞的反唯物主義立場，也成了不少人將他歸類為後現代主義者的原因。最後讓我們以布希亞在《冷記憶 III》尾聲寫下的文字作結，一窺這位後現代大祭司的思想風貌：
Keep objects as a system
Keep production as a mirror
Keep death as an exchange
Keep the world as a simulacrum
Keep the evil transparent
Keep the majorities silent
Keep your seduction alive
Keep your memory cool
Keep yourself as an other
Keep perfection as a crime
Keep illusion for the end
Keep on line for the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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