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底層的生活》：要了解窮忙族，就要先成為窮忙族

【01哲學編按】本文節錄自《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台灣版中文譯本。本書是女性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作家與社會運動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代表作品之一。芭芭拉關心美國女性勞工的權益與生活狀況，她相信「如果你想了解一個階級，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他們！」因此親自投身在美國被視為低下階層的職業，包括鐘點清潔工、看護之家助手，與沃爾瑪的售貨員。本文的記述來自她擔任餐廳女服務生與旅館房務員的經歷。

我當房務員的第一天，也是我這一生在西嶼過低薪生活的最後一天，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這點。那一天，卡莉的心情很糟。我們被分配要打掃十九個房間，大部分都是「退房」而非「續住」，退房的房間要進行全套清潔整理，包括換床單、吸塵以及擦洗浴室等。當我們發現其中一個原本被列為續住的房間結果卻是退房時，卡莉打電話向米莉抱怨，但當然毫無用處。「那就把這個該死的王八蛋弄好。」她命令我道，於是我負責弄床鋪，她在浴室噴噴擦擦。一連四小時我不曾休息。我把床單褪下來，再重新鋪床，每張大床平均花四分鐘半，我是可以加快到三分鐘，但看不出有必要這麼做。我們用手把較大的灰塵髒物撿起來，試圖減少使用吸塵器的機會，但大多數時候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努力把重達三十磅的巨大吸塵器拽下清潔車，費力地把它在地板上拖來拖去。有時候卡莉會遞給我一個噴瓶，上面的標籤寫著BAM（實際上，那是幾個字的縮寫，第一個字不祥地以「丁酸」［Butyric］開始，但其他的字已經磨損得看不見了），然後她就讓我清理浴室。在這裡，可沒有服務生面對客人的責任感能激勵我，我只能全神貫注把浴缸裡的陰毛撿乾淨，至少是我能看得到的暗色系毛髮。

清潔續住房間的時候，我原本滿期待那種私闖別人空間的感覺，以為有機會檢視陌生人祕密的一面。但這些房間裡總是乏善可陳，而且整潔到令人訝異：拉鍊袋裝的刮鬍刀組、整齊地貼牆放置的鞋子（房間裡沒有衣櫃）、浮潛之旅的宣傳單、最多再加上一、兩個空酒瓶。使我們能一直工作下去的是電視，播放的節目從傑瑞．斯布林格秀（Jerry Springer Show）、莎莉．拉菲爾秀（Sally Raphael Show），再到檀島騎警（Hawaii Five-O），最後則是肥皂劇。若電視上出現特別有趣的東西，比如傑瑞秀著名的那句「我們可不接受『不』這個答案」，我們就在床沿坐下來咯咯笑一會兒，彷彿我們正在開睡衣派對，而不是在做一份毫無出路的工作。肥皂劇是最棒的部分，卡莉會把音量調到最大，這樣她在清潔浴室或開著吸塵器的時候也不會錯過任何對白。在五○三號房的時候，瑪西雅質問傑夫跟蘿倫的關係；在五○五號房的時候，蘿倫冷酷地嘲笑丈夫外遇的可憐瑪西雅；在五一一號房的時候，海倫要給亞曼達一萬美金，條件是亞曼達不能再見艾瑞克，這段對話使卡莉從浴室裡走出來，仔細瞧著亞曼達困惑的臉。「當然要拿，小姐。」她忠告道：「我就一定會拿。」

不久之後，我們所打掃的觀光客房間，開始漸漸跟肥皂劇裡的高級裝潢融合在一起。我們進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裡只有舒適可言，每天都是放假日，只等著被浪漫的邂逅填滿。然而在這個夢幻世界裡，我們只是兩個闖入者，被迫要為自己的出現付出代價——背痛和永遠只能乾瞪眼的份兒。旅館裡有太多鏡子，不斷映照出一個身影，樣子就像推著破舊超市購物車在馬路上蹣跚前進的人：邋遢，穿著大了兩號的潮濕旅館馬球衫，汗從下巴淌下來，宛如口水一般。當卡莉宣布休息半小時吃午餐的時候，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這時才發現，原來她一直放在清潔車上的那袋乾癟熱狗捲，並不是某位退房客人留下的垃圾，而是她的午餐。頓時，我自己也吃不太下了。

由於有電視，再加上身為第一天上班的新人，我沒有什麼資格打開話題，因此我對卡莉所知不多，只曉得她身上很多地方都在痛。工作時她都慢慢移動，低聲抱怨著關節痛之類的，但這點也許會使她失去工作。因為年輕的外籍房務人員（來自波蘭和薩爾瓦多）都會在下午兩點把房間打掃完，而卡莉則拖到六點才做完。她說，反正我們是領時薪的，實在沒必要這麼急。然而管理階層已經僱來一名女子，進行工作效率評估之類的工作，而且據說以後可能會改成以打掃的房間數來計算薪水。她也對於種種不尊重她的小動作感到耿耿於懷，而且不只是管理階層這麼對待她。「他們壓根兒不在乎我們。」她如此形容旅館住客；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注意到我們的存在，除非房間裡有東西被偷了，「這會兒他們可不會放過妳。」我們並肩坐在休息室吃午餐，一名身穿維修人員制服的白人男子走過，卡莉出聲叫他。「嘿，」她語氣很友善：「你叫什麼名字？」

「彼得潘。」他說，人已經背向我們走開。

「這一點都不好笑。」卡莉說，她轉頭看我。「那根本不算回答，為什麼他要開這種玩笑？」我大膽回答說他是在擺架子，於是她點點頭，彷彿這是醫生做的診斷：「對，他是在擺架子。」

「也許他今天很不順。」我繼續多說點，但並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替白種人辯護，而是從她扭曲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有多受傷。

我在下午三點半要求下班，此時另一名房務人員對我提出忠告，到目前為止，從來沒人能一面在傑瑞餐廳當服務生一面還當房務員，「一個小伙子曾有一次成功做了五天，而妳已經不是小伙子了。」我把這項有幫助的資訊記在心裡，然後衝回第四十六號拖車屋。我吞下四顆布洛芬（Advil，這次的止痛藥名），沖澡，彎著身體擠進淋浴間，努力讓自己穩定下來，迎戰即將來臨的另一輪工作。這大概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的再生產」，意思是，一名勞工得做一些事情讓她能再度進行勞動。雖然我想一氣呵成地從一個工作轉換到另一個，傑瑞餐廳規定要穿的那條褲子卻成了意外阻礙。昨晚我用手搓洗夏威夷衫的時候，那件褲子在四十瓦的燈泡下看起來還過得去，但在白天的陽光下，我才發現它上面都是沙拉醬弄的汙漬。結果兩份工作之間大約一小時的休息時間裡，我幾乎都在試圖用海綿除去褲子上的食物斑，然後把褲子攤在車子引擎蓋上曬乾。

若我能灌下足夠的咖啡，又不對喬治越來越糟的狀況耿耿於懷，理論上我應該能同時做好這兩份工作。被懷疑偷竊之後的頭幾天，喬治似乎並不明白自己惹上了什麼麻煩，我們快活的會話課仍持續進行。但他最近來上班都顯得無精打采，鬍子也沒刮。跟我擔心的一樣，今晚他看起來更像鬼魂，眼睛底下掛著兩個深深的黑眼圈。有那麼一刻，我因為必須把配烤馬鈴薯的酸奶油醬裝在一些小紙杯裡，而暫時站著沒跑來跑去，他於是走上前，顯然很想努力用有限的字彙跟我談一下，可是我卻在這個時候被叫去外場負責一張桌子。我當場決定，今晚我賺到的小費全都給他，管它什麼低薪生活實驗的省錢原則。八點的時候，愛倫和我一起站在廚房裡臭得要命的角落囫圇吞幾塊點心，但我只來得及吃下兩、三根義大利乾酪棒，而午餐我只吃了幾塊麥克雞塊而已。我告訴自己，我一點都不累，但也許「我」只是連感覺累的力氣都沒了。若我對整個情況更有所警覺的話，就會看到毀滅的力量已經朝我逼近。餐廳裡只有一名年輕廚師當班，名叫「耶穌」（請用法文腔念），而他才剛接這份工作。另外還有喬伊，我們工作到一半她才出現，腳上穿著高跟鞋，身穿一件緊貼身體曲線的白色洋裝，氣得七竅生煙，顯然剛從某個雞尾酒吧被硬叫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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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巨大的人潮來襲。我負責的桌子有四張立即客滿。如今四張桌子的客人對我來說不算什麼，但前提是他們大發慈悲，別在同一時間進餐廳。當我去服務二十七桌時，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八桌的客人都嫉妒地看著。當我服務二十五桌的時候，二十四桌的客人則對我怒目而視，因為還沒人去幫他們點菜。二十八桌是四個雅痞型的客人，意思是每一樣菜他們都有意見，連雞肉凱撒沙拉都要另外指示。坐在二十五桌的是一對中年黑人夫婦，他們抱怨冰茶不新鮮、桌面黏黏的，雖然這些抱怨其實不無道理。但二十四桌的客人才真是海嘯級的：十名英國觀光客，他們似乎下定決心要完全透過嘴巴來吸收美國經驗。每個人都至少點兩份飲料：冰茶和牛奶雪客，麥格（Michelob）啤酒和水（請在水裡加上檸檬片），還有數量龐大、種類繁雜的食物：早餐特餐、義大利乾酪棒、雞肉條、墨西哥薄餅，要起司和不要起司的漢堡，配料是薯餅，要加切達起司、加洋蔥、加肉汁，還要調味炸薯條、原味炸薯條、香蕉片。耶穌累慘了！我也是！當我終於端著他們的第一波食物抵達時（在此之前因為要幫他們加點，我又跑了三趟），其中一個大概自以為是黛安娜王妃的女人，竟然拒絕把雞肉條跟鬆餅及香腸特餐一起吃，因為她現在才說，她點雞肉條是要當作前菜。其他人原本會接受眼前的食物，但已經在喝第三杯啤酒的黛安娜王妃卻堅持，他們在吃前菜的時候，其他食物都要端回廚房去。同時，那些雅痞正召我過去幫他們添更多無咖啡因咖啡，而那對黑人夫婦看起來就像隨時要叫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的人來抗議一樣。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大多淹沒在一片戰雲中。耶穌開始撐不住了，他面前的小印表機吐出點餐單的速度比他把單子撕下來的速度還快，更別談趕得上進度出餐了。一種逼人的躁動不安開始從客人之間升起，而所有的桌子都坐滿客人。就連堅不可摧的愛倫都因壓力顯得臉色蒼白。我把二十四桌重新加熱的主菜拿去，他們立刻要我退回廚房，理由不是微波得太冷就是太硬。當我帶著他們的托盤回到廚房時（一次拿三個托盤，連跑三趟），喬伊雙手叉腰等在那裡質問我：「這是什麼？」她的意思是指食物：好幾盤被退回的煎餅、各種口味的炸薯餅、土司、漢堡、香腸、蛋。「呃，切達起司炒蛋，」我試著回答：「而那是──」「不對，」她對著我的臉尖叫：「它是傳統炒蛋，巨無霸炒蛋，還是特製炒蛋？」我假裝研究菜單找尋線索，但混亂的程度已經達到頂峰，不只那些餐盤如此，我的腦袋也一樣。而且我得承認，我已經根本想不起原始的點餐內容了。「妳不知道特製炒蛋跟傳統炒蛋的差別？」她狂怒地逼問我。事實上，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雙腿已經沒興趣再繼續支持下去，它們大喊著要彎下來。我被一名雅痞給救了（老天慈悲，不是我負責那桌的雅痞們），因為他選擇在這一刻衝進廚房裡，大吼他點的食物已經過了二十五分鐘還沒來。喬伊尖叫著請他滾出她的廚房，接著暴怒地朝耶穌發火，順便還把一個空托盤扔過廚房表達她的憤怒。

我離開了。我沒有大喊「我不幹了！」，就只是離開。我沒有完成分內的雜項工作，也沒有從收銀櫃檯那裡拿走我的小費（如果有的話），更沒有要求喬伊允許我走。而令人驚訝的是，我真的可以不經允許就走出去，門會打開，厚重的熱帶夜晚空氣會散開來讓我過去，我的車也仍然停在先前停的地方。走出餐廳，我沒有沉冤得雪的感覺，也沒有罵了「去你的！」之後的爽快，只有令人招架不住的沉重失敗感籠罩我和整個停車場。我帶著科學精神開始從事這項實驗，以為它就像一道數學命題，但在實驗的過程中，太長時間工作、太需要不計一切專注在眼前事情上，使我不知不覺變成一個眼界狹窄的人。這場實驗變成對我的試煉，而顯然我沒通過。我不只沒能力身兼房務人員和服務員，也忘了把小費給喬治。對此我感到很難過，像蓋兒和愛倫這種辛勤工作又慷慨的人，一定能了解其中緣由。我並沒有大哭，但多年來我第一次發現，我的淚腺還在，而且仍然有實力發揮它的功能。

《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新版）

作者｜芭芭拉・艾倫瑞克

譯者｜林家瑄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0年1月22日

【本書內容獲「左岸文化」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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