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拉岡嫡系弟子霍夫曼：精神分析的實踐 （下）
在上一回的訪談中，霍夫曼教授提到精神分析在現今文化背景所面對的衝擊，以及拉岡有關自我的主體意識問題。而在這裡將緊接上篇的內容，同時我們也邀請了精神分析家楊春強博士，與我們繼續探討有關自我認知的問題、精神分析和中國文化的聯繫。
莫：01哲學特約記者莫修
霍：克里斯蒂安．霍夫曼教授(Christian Hoffmann)，法國著名精神分析家，拉岡嫡系弟子，巴黎七大(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教授，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博士學院現任院長，巴黎七大前副校長
楊：楊春強，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學博士。現任教於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第一個在北京開業的拉岡派精神分析家。
認知行為療法：對「自我」的再教育
莫：這種對自我的過分關注以及對形象的自戀在香港社會似乎頗為普遍，甚至成為很多心理問題的肇因。在香港，絕大多數心理治療從業者（包括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和輔導員）採用的是認知行為療法(CBT)，就和在英美地區一樣。您如何看待這種療法？
霍：我對認知行為療法也有一些研究。這一療法以帕夫洛夫的制約理論為基礎，並且結合了當代神經科學和認知科學的一些理論。它本質上仍然是一種行為療法，它的目標是依據社會規範去糾正主體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它與精神分析可以說是互相對立的。認知行為療法的治癒力主要來自於「再教育」，治療師對病人進行再教育，從而使他的行為能夠適應社會。這是一種針對「自我」的再教育，因為行為主要是由自我掌管的。所以，這是一種「自我的療法」(une thérapie moïque)：調整自我，使自我更好地管理症狀。這種療法的效果也許能夠維持一段時間，但是很多治療師都會提到復發的現象：問題會以原本的症狀或者新的症狀的形式再次出現。原因是這種療法只在問題的表面做功夫，而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也就是主體的存在層面的東西。
而精神分析處理的正是主體的存在，從主體的無意識中發現他的症狀根源。認知行為療法也折射出新自由主義社會的特徵，新自由主義不處理「為什麼」的問題，為什麼我這樣做，為什麼我做夢，為什麼我有這樣的症狀。新自由主義只關心如何更好地管理自我和自我的事務，從而獲得最大程度的享樂(la jouissance)。某種程度上，新自由主義等同於自我管理。而精神分析關心恰恰是「為什麼」，為什麼我有這樣那樣的症狀，對於我不理解的東西我想要更好地理解，這就涉及到無意識的問題。
二元關係的「死胡同」與愛情生活的「重複」是普遍問題
莫：精神症狀的表現形式往往與時代、社會環境與文化相關聯，而症狀的起源──伊底帕斯情節──卻具有某種普遍性，這是為什麼呢？
霍：精神分析發現的一條普遍定律是二元關係對於人類來說是行不通的，無論是母親與孩子之間的二元關係，還是任何其他人之間的。因此，所有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如何離開二元關係，走向集體。也就是說，我們需要讓某個第三方介入這種二元關係，它可以是孩子的親生父親，也可以是其他人。孩子在伊底帕斯(oedipus)時期經歷的就是這樣一個過程。無論在什麼樣的家庭結構和社會結構中，二元關係都是令人無法忍受的，這是人類學家和精神分析家在各自的實踐中得出的一致結論。這個道理就好比攀岩，你要向上爬必須有三個支點：兩隻腳以及它們之外的第三個支點。在人類社會中，只有三元的關係才是可行的。
莫：在愛情生活中我們也有一些共同的困擾，比如重複：總是愛上某一種特定類型的人，總是在某一個問題上反復出錯。精神分析如何看待愛情生活中的重複？它能否幫助我們跳出這種重複？
霍：在法國和歐洲，很多人來做分析都是因為在愛情生活中碰到的問題，他們抱怨在愛情生活中總是反復遭遇同樣的失敗。而精神分析在這一點上確實能夠幫助他們，因為精神分析的療癒作用正是在於打破重複，從而給予主體更多自由。具體來說，精神分析的治療會從分析者當下的處境追溯到他的幼年經歷，從那裡找到一再重複的某種模式的原型。只有抵達這一原型，重複才能停止，主體才有其他的可能。舉個例子，一個女人發現自己總是愛上最後會拋棄她的男人，也就是不善待她的男人。在分析室中，她談到自己小時候跟父親的關係，她父親也常常對她不好。由此，她意識到她交往的男人和她父親之間的相似性。而正是通過回憶往事，直至在記憶中找到重複的原型，重複才會停止，主體才可能擁有另一種模式的親密關係。
拉岡的「缺失」對應中國文化的「空」
莫：拉岡在討論班中多次提到莊子、孟子，他甚至懂得《周易》的八卦，是什麼使他對中國文化如此著迷？您認為中國文化和精神分析有何共通之處？
霍：拉岡曾在著名漢學家程抱一先生那裡學習中國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程抱一先生確認說，中國文化中最吸引拉岡的是「空」的概念。我來中國做精神分析的培訓已經有三四次了，我發現精神分析，尤其是拉岡派精神分析，對中國社會來說是易於接受的，我覺得這很有意思。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拉岡理論中的「缺失」和中國文化中的「空」的對應性。這是第一個共通點，而第二點則涉及到漢字，這些我留給楊春強博士來回答。
楊：確實，中國的某些古代思想和精神分析非常接近。在《道德經》中，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真理是不可言說的。道家思想中有這樣的理解，有些東西是不可說的，既不能被想像，也不能被符號化。拉岡研究主體的精神器官(l' appareil psychique)，他發現，精神器官是圍繞著一個疑問而建構的。孩子最早的時候總是想待在母親的懷抱裏。如果母親去了別的地方，他就會形成一個困惑（當然不是用話語的方式，而是在無意識領域），為什麼她離開了？她想要的是什麼？拉岡說，我們精神世界的構成正是從這個點開始的。而這個點是「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母親的慾望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她是去工作，去找她丈夫，還是做什麼。從這個「空」出發，圍繞著這個「空」，我們構建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這就像《道德經》說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最初的道，就是那個「空」，世界是從這個「空」，圍繞這個「空」被創造出來的。在拉岡看來，這個「空」，不是空無一物的空，而是一個「缺失」(le manque)，一個實在的缺失，它的密度是非常大的。這讓我想起另一個問題，我研究的是拉岡後期思想，也就是主體拓撲學。拉岡的主體拓撲學也是圍繞著空建立的，例如莫比烏斯環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空，而波羅米結的三個環也組成了三個空。最後，拓撲學研究的是處於連續運動中的不變的結構。這又非常接近周易思想中的「生生之謂易」的觀點。
漢字是精神分析和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關聯之處。百分之八十的漢字是形聲字，而形聲字具有一種拓撲的結構。一個漢字包含想像、符號和實在三界，這是中國的第一個精神分析家霍大同先生發現的。他說，無意識像漢字一樣構成。我的看法略有不同，即首先無意識本身具有拓撲結構，其次才有漢字作為其產物而很好地反映出了這個拓撲結構。因此，漢字是認識無意識拓撲結構的一種很好的媒介。
精神器官的源泉與動力在道家思想中得以表達，而精神器官的結構和製作又通過漢字得以體現。我認為，這兩個方面是精神分析與中國文化之間最根本的相通之處。所以我相信中國的精神分析家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我們甚至可以嘗試去發展拉岡的某些理論。
莫：楊博士提到漢字的實在，這裡的「實在」表示什麼？
霍：拉岡對「字母的實在」(le réel de la lettre)這個問題非常感興趣，他在其中定義了驅力，也就是能指或者言語在身體上產生的迴響，身體的迴響即是享樂。這最初的享樂的痕跡構成了無意識，並且在其中登錄，而這些最初的痕跡指涉的就是拉岡說的字母。字母是書寫的實在，是言語的實在面向。拉岡對此很感興趣，他說，一旦我們接觸到字母的實在，我們就能夠從意義中解放出來。這個十分清晰和重要的觀點，是拉岡從對漢字的研究中得出的。
楊：是的，拉岡一直在尋找一種文字來代表身體的享樂，最後他在漢字中找到了。例如在中國書法中，我們可以看到寫書法就好像作畫，從中不論是旁觀者的我們或者是書法家都很強烈地體驗著身體的一種快樂，這就是精神分析意義上的享樂。之所以說這是一種享樂而不是通常的快樂，這是因為拉岡發現，人類的語言，包括其言說和書寫，是和缺失的痛苦經驗相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