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攻殼到超人類——後人類主義的狂歡

但其實由尼采大聲疾呼說「上帝已死」時，「人類」這個概念就開始崩潰了。（連結）

「上帝已死」指的當然不是如神話中某神祇的死亡，也不完全是指人們不再信仰上帝，而是整個西方形而上學體系作為信仰的崩塌。「以神、形上概念為基點來確立人之存在」的形而上學本體論，由柏拉圖開始，經歷過中世紀，直到笛卡兒甚至到黑格爾都未曾停止。如果「上帝」不再存在，亦即依賴它而建立的「人類」概念都會隨之崩解。

這些哲學本體論都為「人」預設一個先驗的、普世的概念，給出「人之為人」的條件，要麼用以作為人安身立命之本，去指示出審美、倫理道德的規範；要麼就是作為人禽之別，以突顯人類地位。除了哲學，經濟學、生物學、心理學等學科都對「人」這概念有所界定。只是人們好像忘記了這些信仰和思想，背後的動力離不開技術的改良——今天生化人技術的發展，更促成了後人類主義思潮的來臨，信奉它的人從後結構主義或精神分析中吸收養份，解除現代社會中「人」的定義。傅柯指出，人的概念並非先驗存在，而是由歷史和社會構建。亦即，在不同的時空之下，「人」的定義、含意也會不同，並無一個貫穿一切的「人之本質」。

彷彿人類只剩下赤裸肉身，人造器宮以及生化人概念甚至連「人之本質」都撼動了。如果「人」，甚至肉身，都可隨著技術和生產力而變形、改造，變成生化機械人，那「人」這個概念在20世紀開始已在消失，將來某天甚至會被抹去。我們不需要等到生化人出現才面對這個問題，這種狂熱擁抱科技和人類革新的思潮以人類的普遍理想作為根基，而並非真正從現實出發去考慮到當前科技、生理條件和心理特質等等——改造人是一種信仰，是一種深信未來世界每人都可以自由塑造自體肉身、個人的生活和自我與他人的關係。

現代倫理意識的前設將被生化人技術摧毀

只是，現代人類社會組織具備一個前設，那就是個體自由必須是集體倫理的根基，無論是責任、善惡和自由，幾乎都建基於自由之上。然而，如果人類完全掌握了這種改造人類肉身的技術，這個行動主體的肉身就是多餘的。情況就如同電影《發條橙》（Clockwork Orange）中，抓住一個壞人，然後以技術改造他的腦袋，使「它」成為能對一切惡行「過敏」的「善的肉身」。然而，相信今天絕大部份人也不認為這樣的一個人是倫理主體，根據現代社會的定義，只有能「自由地」選擇自己價值觀的人才能算是「倫理人」。因此，改造技術的發展正在動搖這種看似牢不可破的定義，也使人類對生化人技術帶來焦慮。

由此可見，現代社會對生物科技所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焦慮。這種焦慮是源於生物科技嚴重地衝擊現代人的「人類是的自主個體」價值觀。現今社會對生物科技的筆伐口誅，正是因為生物科技衝擊了現代社會的倫理意識，同時也動搖了整個社會系統。哲學家哈伯馬斯基於同樣的疑慮，才批判由科技主義衍生的人體生物工程。這位年邁的哲人認為，如果人類社會追求從生物科技來「優化」人類，那麼「自由」這個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就會支離破碎，到時「如何有效地控制肉體」就會取而代之成為社會組織的基調。同時，哈氏認為生物工程的發展也在破壞社會平等關係，因為有一些人可以通過基因工程的改造，一出生就有著高貴的肉體和基能，而人類的自我教化和修行來實踐德性便失去了價值。

哈伯馬斯深刻地指出了問題，卻沒法提出解決方案。因為即使我們認為這種這種知識和科技的發展對傳統意義下的「人性」有害，但是限制它們並不是解決的方法。齊澤克（Slavoj Žižek）就曾在他的對話錄中清楚地解釋了原因。首先，科技發展趨勢無法停止，即使我們意識到這個發展對「人類」的威脅，但事情尚未普遍發生，危機似乎遙遠，但實際功能例如醫學價值卻很直接。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論這種技術會否真的普及，這個改造的可能性（不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已使我們無法懸崖勒馬。簡而言之，人類一旦知道肉體可以被操控和改造，就已吃下這個力量無限擴張的「知識禁果」，就早已騎虎難下。人類對生產力大幅提升的欲望將遠超對所謂傳統倫理道德觀崩壞的恐懼和焦慮。

或許我們依然認為這個想法太不現實，因爲人體重塑只能靠科技力量達成，可惜現今人類文明卻未有如此高度。正如上文所說，這種想法並不需要現時的科技去支持，此想法出現的那一刻早已撼動了我們的認知。而且在事實上這些生物和機械技術的發展已經開始成熟。例如，喬治亞大學為一傷殘鼓手研發的電動手臂，在接駁後能敲出更快和更穩定的節奏。故此，我們無法無視，只要這些技術繼續發展，生化人將不再只存於電影與幻想之中。

生化人的未來社會身份想像

或許，生化人與人類的矛盾、分別，都出自一個極為簡單的理由——死亡。科幻小說文豪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小說《雙百人》，講述一個活了200年的機械人故事。他有著豐富的感情、創造力、藝術「天份」，和其他機械人最大的分別就是，他想成為一名「人類」。

於是他把自己機械的部份都換上了人類也在用的人造器官（這也是它／他設計的），簡單來說他已是99.99%的人類。但是，有一個問題使得他不能成為人類——他不會死。人類並不能接受他為「人」，正正就是因為這一個原因。

小說透露了西方現代思維對死方的執迷。無可否認的是，當談論近代西方思想時很難脫離那個刻意命題化存在和死方的相互關係的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認為，所有人的存有中都可能會死，而這個可能性會深深影響人的決定、思想等的存在方式。當說到「死亡的可能性」時，這並不是指「凡人必有一死」，這種死亡只是一個事件；他是指人人都是「死著」的（Dying / das Sterben）。因此，無論一個人的出生如何，經歷如何，無論你被拋擲到什麼時空，其終點就是死亡。海德格認為，不論君王還是奴隸，富豪還是窮人，最後也還是要死。死亡事件（event of death / Begebenheit des Todes）可能不一樣，但至少在死上，人是公平的。

海德格認為存在與死亡有着的必然的關係，但他並不是相信有死亡的必然性，而是相信有死亡的可能性。因為人之有限性的存在，我的存在並非必然，而只是一個必然的偶然，所以，我的「存有」是可以「無」的，亦即「無」的可能性必然存在。既然如此，人就有「死亡的可能性」，因些就有「死著的必然性」。在來臨於世時，人已被扔到死亡的可能性之中，因此人「活著」亦是「死著」，人就是「向死存在」。但是，海德格或西方思想有問過自己，是什麼驅使他必須詢問存在與死亡的關係？

生化人在社會上的「不死」身份

生化人的現象或可以讓我們思考箇中原因。生化人有「死亡的可能性」嗎？如果身體不怕衰老，連意識都可以上傳，它／他的存有就不存在死亡的可能性。從神話、歷史都可以看到，永生不死是（某些）人類古有的慾望。生化人的出現，正正是這種慾望的具體——具有身體——的表現。

相對於海德格，另一西方思想家佛洛伊德並不在乎死亡和存在的關係，而把焦點放在具有不朽傾向的死亡驅力（Drive / Trieb）上。佛氏要問的是，什麼驅使我們想到死亡，並因而希望趨向不朽？他的答案是那種超越社會規範的動力——死亡驅力。社會上的位置、階級或角色等，逼使人類思考自身在社會上的存在或消失。試想想在古代，除了如秦始皇這類統治者外，誰會想到不朽和死亡的關係？海德格雖不關心這個問題，但無法否定的是，他對「存在與死亡」作出提問的大前提是：他在社會上擁有某種特定卻又不想失去的位置。因此，問題就延伸到，生化人雖然作為一種肉身不會消亡的個體，但他們的社會身份和位置又會被如何型構？他們不朽的肉體能否同時為他們帶來社會位置的「不死」？他們和常人的差異，又會否構成他們在社會位置上的死亡？

在此，艾西莫夫再一次用他的小說去探討生化人與人類的矛盾。在《分離主義者》這篇短篇小說中，自從機械人有了公民身份後，人類開始要求把金屬組件安裝於身上，而機械人卻渴望人類的纖維身體。小說中的兩名角色卻對這個情況有相反的見解：一個認為人類和機械人彼此趨近，最後將無法分辨兩者的差別——把人類和機器人的優點集於一身；另一個卻覺得，最後得到的並非相容並包，而是兩者皆空。因為我們應對自己的身體結構和身份感到驕傲，摻雜異物只會破壞這種尊嚴。

歧視，現在經已開始

日本著名的特攝片《假面騎士》由1971年播映至今，已經超過30個系列。它橫跨了日本的昭和與平成時代，見證日本的時代變遷。初代假面騎士本鄉猛本是一位年輕有為的科學家，卻被邪惡組織「修卡黨」抓去改造，除了腦袋外的身體部份，都用機械取代。當然，按劇情要求，正義的小伙子用他被改造後的身體反過來對抗「修卡黨」，為人類而戰。本鄉猛本心知肚明的是，自己所謂的敵人也是改造人，是他的「同類」，他同時為異類和同類死戰；然而他同時知道，有朝一日真把敵人完全掃清的話，自己在人類的眼中就會是餘下的「異類」，被排斥被攻擊的將會輪到自己。這種矛盾與衝突好像串通整篇文章，彷彿這正正是改造人、生化人，這些「非人的人」的命運。而往後在昭和時代的其他假面騎士，都是按此主旋律作故事。

當然，這只是科幻戲劇及小說才有的情況，不是嗎？現實生活中需要使用半人工或人工器官的人，大多是用以回復身體機能（如義肢和人工心臟），用以增強身體能力變成超人的似乎未有例子。即使科技日新月異，半機械半血肉的超人類，好像依舊離我們很遠。

有趣的是，在踏入平成系列後的假面騎士，改造人卻「消失了」。假面騎士不再是從其他地方獲得變身能力，就是本來已經是非人類。有說製作公司是為了顧及身體上有人造器官的人，而決定不再使用改造人為故事主角。恰恰是這個舉動，卻令身體的改造變成禁忌。避免設定改造人為主角與壞人，除了預視著未來生化人的可能性以及力量，更開始了他們被歧視和污名化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