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伊德|如何用海德格來談當代的技術哲學?【技術人文】
作者|唐・伊德(Don Ihde)
譯者|韓連慶
如果一方面,技術在歷史上甚至比人類(現代早期智人)還要古老,另一方面,當代技術又是技術科學化(technoscientific)的技術,那麼對於技術的一種批判的、哲學的研究應該如何進行呢?我自己的回答就是──這種研究是現象學的,或者說最終是後現象學的。我將利用這次機會來陳述一下我三十多年來進行研究的特殊方法。我所說的技術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technics)是我早期研究技術的主要觀點,我很榮幸這項研究成果被多次收錄在多份重要的技術哲學文獻中。
技術現象學研究人類經驗技術的範圍和各種形式。它首次出現在我的《技術與實踐》一書中,在《技術與生活世界》(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1990)中又得到了重新表述和深化。為了給後面兩次講座中對兩個具體的或「經驗的」研究做導引和鋪墊,我在這裡將回顧一下這項研究:
──具身關係(Embodiment Relations)。實用主義和現象學都將基本的人類經驗作為分析的起點。我同時也認為後期胡塞爾、海德格和梅洛-龐蒂都將實踐作為基礎。在實踐中,具身是我們參與環境或「世界」的方式,儘管我們沒有明確認識到這一點,很多這樣的活動都包含了對人工物或技術的應用。我把海德格分析的錘子、梅洛-龐蒂分析的婦女帽子上的羽飾或盲人的手杖作為我所說的具身關係例子。具身關係是我們跟環境之間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包含了物質化的技術或人工物,我們將這些技術或人工物融入到我們身體的經驗中。這種關係直接參與了我們的知覺能力──在視覺上,我們的視野是由眼鏡或目鏡為中介的;我們的聽覺是由手機作為中介的;在觸覺上,我們用儀器探頭的末端來感覺遠處研究對象的表面結構。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我們「身體」的感覺從方向和方位兩個方面,都在遠處體現,而技術成了我們通常「對⋯⋯的經驗」(experience of ⋯)的一部分。另外,不管工具是簡單的還是複雜的、現代的還是古代的,這並不能改變我們對這種包含(技術)的感覺,它進入到我與環境的身體的、活動的和知覺的關係中。技術就像海德格所說的「抽身而去」,變成了我所說的准透明的,因此,技術在這裡並不是「像對象一樣的東西」。我把這種關係表示為:
(人一技術)→環境 (human—technology)→environment
人造物被一併「融入到」我的身體經驗中,導向環境中的行為,或者作用於環境。
──詮釋關係(Hermeneutic Relations)。我經常說,人與技術的(經驗)關係形成了一個連續體(continuum),如果按照這個連續體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很多技術更多地應用了我們語言的、以意義為指向的能力。在這裡,儘管這種應用還是主動的,但是這一過程更類似於我們的閱讀或解釋活動。這一點在海德格和胡塞爾那裡也有暗含的線索。海德格曾提到過早期歐洲汽車的老式轉向信號的例子,而胡塞爾也以某種方式提到書寫如何轉化了我們對意義的感覺。但是,我的例子出自對設備的解讀。設備的儀錶板依然是用來「指示」的,但是它們卻是從知覺的角度,將刻度盤、量表或者其他「可讀的技術」展示在人與世界的關係中。儘管它們是用來指示的,但是人卻是「閱讀」人工物,而所讀到的東西是身體和知覺意義上的。我將這種關係表示為:
人→(技術一世界) Human→(technology—world)
──它異關係(Alterity Relations)。我們與技術的關係並不都是指示性的;我們也可以(同樣是主動的)將技術作為准對象(quasi—objects),甚至是准它者(quasi—others),因此就有了「它異」(alterity)這一術語。在我早期著作中我用了玩具的例子,玩具既是看起來像活物的對象,也是可以玩耍的對象。現在,我更願意用機器人為例子:有一次在日本,我曾在一個商店裡遇到過一個機器人,它能夠回答關於「從甚麼地方找到甚麼東西」(where to find what)的問題。從這裡我聯想到了人工物──儘管最終很可能的結果是,機器人成為指示某種東西而不是自身的一種簡單有趣的方式。我將這種關係表示為:
人→機器人 human→robot
(在這種關係中,環境還是作為背景)
──背景關係(Background Relations)。機器人的例子已經暗示了一種沒有被注意到的背景。因為我們是在一種切近的環境中生活、運動和從事活動的,所以就把環境中的大多數組成部分當作不言而喻的東西,沒有作為專題來對待。在任何滲透技術的「世界」中,這種背景都包含了無數的技術,但我們基本上沒有注意到它們。一旦天氣轉冷,我就打開自動調溫器,而一旦機器開始運轉,我就不會再注意它,除非它失效,或者像海德格說的那樣「損壞」了。一旦開了燈,我們就不再注意燈,直到上床熄燈。技術是我們環境的一部分。
──關係存有論(Relational Ontology)。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每一種人與技術的關係,都是一種內在關係存在論的模式。這種類型的存有論帶有一系列的含義,其中包括暗示了存在著一種人和技術的共同構造。技術轉化了我們對世界的經驗、我們的知覺和對我們世界的解釋,而反過來,我們在這一過程中也被轉化了,而轉化是非中性的。正是在這裡,歷史和任何的經驗轉向在有效性上、存有論上都變得重要了。這反過來使我們回到實用主義的觀點,即歷史在任何哲學分析中也同樣重要。
我在這裡沒有對這種分析進行詳細的闡述,也沒有提出更進一步的觀點,但是我卻想指出這種現象學分析風格的一些用處:就如上文已經提示的那樣,這種分析對古代技術和當代技術都很有效。中國古代訓練有素的書吏,通過毛筆的「透明性」寫出優美的字體,毛筆越好,寫出來的字就越好。與此類似,訓練有素的外科醫生在使用腹腔鏡時,也能在最低限度干擾的情況下修補肩旋肌腱(shoulder rotator cup),醫生還通過設備應用了他的身體技能。在這裡,簡單(技術)與複雜(技術)的差別也只是最低程度上的經驗差別。然而在另一方面,除非經過實際的分析和特殊的對待,我們不可能在事前預測結果。此外,我們也要考慮到技能的獲得。初學者和熟練操作者對技術的使用是不同的。正如我們所預料的,有可能出現多種結果;技術傾向於是多元穩定的(multistable)。在下一次講座中,我將闡述一項我多年來進行的研究規劃,這個規劃包括了成像技術所發揮的作用,而成像技術對於當代科學來說是最重要的。這將是我所說的當代後現象學中「經驗轉向」的一個例子,而當代後現象學又是在當代技術哲學中成形的。
選自《讓事物「說話」:後現象學與技術科學》,唐・伊德著,韓連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暴風驟雨,原標題為〈當代技術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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