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克對話許煜：數碼物件和元數據圖式（上）

對話者｜洛文克（Geert Lovink，下文簡稱 GL）、 許煜（Yuk Hui，下文簡稱 YH）

時間｜2016年6月

譯者｜盧睿洋  

編譯｜01哲學

許煜提出何謂數碼物件（digital object）的問題，從而大膽地將哲學帶進了廿一世紀。他來自香港，但從2006年起就已經在歐洲奔走。他在倫敦金匠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在巴黎與斯蒂格勒一起在創新研究中心（IRI）工作，之後來到柏林，在呂訥堡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在其著作《論數碼物件的存在》（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2016）中，他讓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恐懼技術的形而上學與法國技術思想家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論技術物件的存在方式》的作者，這本著作被人們低估及忽視了）對話。在這部處女作中，許煜精妙地操作了「本體論」（ontology）一詞的雙重含義：其一，存在問題的永恆維度；其二，該詞在電腦科學的用法中的技術含義，指對知識的再現（比如元數據）的內部層級。
 

在互聯網的語境中，本體論通常與萬維網的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以及他的「語義網」（Semantic Web）相關。「語義網」是指數據格式和切換式通訊協定的一系列標準。闡釋《論數碼物件的存在》的角度之一，就是它為伯納斯－李動人而又非常工程師式的觀念模式建立了一個堅實的歐陸思想基礎。程式師並不是整天都掛在 Slashdot、4Chan、Reddit 上，他們也閱讀胡塞爾，至少一些精力旺盛的人會這樣做。我的問題是，為何極客們（geeks）沒有預料到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的興起，比如谷歌（Google）和臉書（Facebook）的壟斷。本體論的資訊科學進路鋪得就太幼稚、太短視了。工程師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作為公共領域的互聯網幾乎消失殆盡，沒有任何讓人在基礎層面上（尤其是本體論上）做實驗的餘地。問題在於，本體論上的冒險，比如眼下這一個，是不是可以排除政治角度而獲得成功？

對許煜而言，「一個在局外僅僅只是批判、捍衛思想純潔的哲學家形象已經被技術發展的流量衝垮了。」當思考存在時，技術的本質也必須被思考。這是一個志存高遠的起點。然而，真實存在的社交媒體統治向我們逼問，哲學研究（比如許煜所做的）能起什麼作用呢？研究應該變得更加技術式嗎（為了被接受，有必要更加傳統）？或者它應該逆反潮流，拒絕為保守的工程師階層建立基礎，而那些傢伙急需齊澤克式的政治刺激？而另一條路徑是把許煜驚人的去德勒茲式（Deleuze-free style）研究和美式程式師－理論家如加羅偉（Alexander Galloway）和全喜卿（Wendy Chun）對比，後者從不深挖古典哲學來尋找我們數碼式生存的基礎。誰準備好了一邊讀 XML 語法、一邊讀謝林、一邊把 Python 和 C 語言的知識化作行動，從而轉變哲學語言自身？

《論數碼物件的存在方式》有時也會習慣性地落入比較兩個作者的異同，但它很快又跳脫出來，給我們提示正在到來的事物。對於這個醞釀中的數碼哲學而言，未來最大的麻煩是「黑箱社會」（由 Frank Pasquale提出）、無法解讀的秘密演算法，一手遮天。我們要再問一遍，假如哲學只能思辨它的物件，它又如何能變成「技術的」？

讓我們讚揚許煜卓絕的努力，他實踐的是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畢生追求而不得的事情：逃離古希臘。斯蒂格勒為許煜著作所寫的前言也充滿激賞。許煜的下一站是同樣雄心勃勃的對中國的技術本質的研究，他剛剛完成了一部著作——《論中國的技術問題》（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我們回到主題：數碼物件，它們以虛擬的、不可見而又密切的方式包圍我們、引導我們。

GL：請大致描繪一下你的哲學進路所受的長期影響，及其是如何被教授的？從討論和實驗的角度看，我們能在何處把技術整合進哲學課程中？網路與哲學尚未相遇，你會如何呈現這場相遇？據說「相遇」一詞首先是個基督教觀念。

YH：和斯蒂格勒一樣，我也試圖通過技術問題來重讀哲學，而且不僅涉及歐洲哲學，也包括中國哲學——針對後者，我正與一些中國學者合作，比如中國美術學院的高士明教授。斯蒂格勒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因為他將自己對哲學史的閱讀都建基於他所說的「第三滯留」（tertiary retention），也就是人工記憶之上。第三滯留是對胡塞爾所說的「第一滯留（印象）」和「第二滯留（回憶）」的補充。斯蒂格勒是以系統而嚴謹的方式展開閱讀的。然而我們仍需大量工作來推進，而且必須和一個「集體」一起工作，即便那不是一個學校（斯蒂格勒的確有一個哲學學校在 Épineuil-le-Fleuriel）。這個集體首先要深度捲入哲學文本和哲學傳統，而非僅僅做成一家機構，機構是必要不充分的；其次它必須密切捲入技術發展，由此看來，我們需要與工程師一起工作；第三它必須讓技術的概念超出西方話語，這對我而言是人類紀（Anthropocene）中的當務之急。

你談到網路和哲學尚未相遇，而我會說這種相遇是內在的。我們總是能或隱或顯地在不同的思想家那裡看到關於網路的問題。比如在聖西門、馬克思、海德格、西蒙東和德勒茲等人那裡就很明顯，更不用說很多當代的哲學家。然而我們需要回收、專題化這些思想家，按你說的「在基督教的意義上」，就像福音書裡說的相遇，回收他們關於網路的思考來回應我們時代的問題。這正是我所做的努力。

GL：圍繞大數據的整個話語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大數據既無聊又可疑？為何「數碼人文」還不起來對抗這個醜物？你認為數據已經徹底聲名狼藉了？或者你會說：另一種數據是有可能的？最近一份「防範數據宣言」（data prevention manifesto）被貼在網上。它反對保護與所謂「隱私」的範式，它說我們應該一開始就阻止生產數據，這樣我們的狀況才會好起來。你認為數據已經摧毀了大理論在藝術和人文領域的名聲嗎？對那些指責你是「批判性思想大敵」的幫兇的人，你會說些什麼？

YH：我認為大數據加上演算法的最大賭注是預測。這是另一種對時間的測定形式，這恐怕與我們在伯格森、海德格、利奧塔和德勒茲等人的著作裡看到的對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化形式有所不同。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大數據中發現一種新的、強大的對時間的綜合，並弄清如何處理它。這一對時間的新綜合我稱為「第三前攝」（tertiary protention），這可能是對斯蒂格勒的第三滯留概念的補充。如我們之前討論的，對胡塞爾來說有第一、第二滯留，同樣有第一、第二前攝（期待）。在斯蒂格勒的理論中，第三滯留是另外兩種形式的滯留和前攝的支撐；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前攝無法還原為滯留。

這一點在胡塞爾後期關於時間意識的寫作中非常明顯，比如在貝爾瑙手稿（1917–18）中。當然這裡有某種含混，比如說債務既是第三前攝也是第三滯留，因為它預期了我將要歸還什麼，同時它也是被記下的痕跡。第三前攝被放大，是因為機器預測和預期的能力大大增長了。可以說，只要我們成為大數據的一部分，我們實際上就總是「欠某人錢」。

我們知道博尼斯（Edward Bernays）的故事，我們也知道營銷心理學，從二十世紀起，營銷開始基於操控心理能力（psychopower）的機制。而今這一機制不僅僅覬覦心理能力，個人化和預測變得更加高效直接。大數據的預測給我們的是一種「平均的」經驗，因為大數據就基於平均值。而且，這種平均並非指每個人都一樣，相反大數據圍繞平均值表現出一些變異，給人造成每個人都不同的印像。這些變異是德勒茲說的「特殊性」，意味著它們可以被還原為平均值。社會學家拉什（Scott Lash）和盧瑞（Celia Lury）在《全球文化工業》一書中也把它們描述為「差別」，總之，這些差別是可還原的。

所以我不會說大數據是無聊的，但它的確很可疑，我們必須轉變對大數據的應用方式。這也關聯到你的問題，為何數碼人文還沒有奮起對抗它。很多數碼人文的項目正是這一範式的一部分。當你把成百上千的圖像間的關聯視覺化，你正採用（雖然無害）和大數據工業同樣的邏輯，你正展示它的美學。這類的數碼人文現今還有一席之地，但我相信它無法長久下去，因為我們已經接近過渡期的末尾。數據無論如何不是我們的「大敵」。我們應該意識到數據的歷史，它長久以來在人文學科當中是一個話題，只是未被專題化。現在是時候進入新階段了，要把數據的問題、數據的組織進一步推進。我認為這是未來的「數碼人文」的任務。

GL：你曾說「數碼是處理數據的能力」。可以深入談談嗎？這種「動態」的進路預設了一個靜態的觀點，也就是數碼等於0和1。如果數據的存在並不需要任何語境，僅僅是如此存在，這個想法不是難以忍受嗎？

YH：並非只有靜態、動態兩種觀點。存在不同的數量級（orders of magnitude），每個數量級自身都能被視為一種現實。《論數碼物件的存在方式》的方法論綜合了這種對數量級的理解，這在認識論中很常用。所以，0和1是一種數量級，數據是另一種。如果我們認為0和1是唯一的數量級，就走入了形而上死胡同。哲學家弗裡德金（Edward Fredkin）已經提出了「數碼的本體論」，或者「數碼的物理學」，他將0和1視為存在的基礎，就像泰勒斯（Thales）說的水，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說的火，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說的無定。

然而，我們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待事物的話，這種數碼形而上學並無幫助，只是確證了海德格對技術的批判：它的本質不再是技術的，而是座架（英：enframing／德：Gestell），而存在被視為可計算的常設備用物（德：Bestand）。這也是為何我提出要把數據的問題視為數碼的主要問題。這一洞見部分源於依路（Jacques Ellul），實際上，在上世紀70年代，在他的著作《技術系統》（Le système technicien）中，依路就觀察到系統總體化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電腦有了處理數據的能力。

GL：數據可以沒有任何來龍去脈地存在——僅僅作為自身而存在嗎？

YH：我認為可以，甚至不必透過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對相關主義 （correlationism）的批判來理解。首先我們需要瞭解數據（data）這個概念的歷史。數據就是所與物，如拉丁單詞「datum」的詞根所表示的那樣。同時，它也指感知材料（sense data），在這裡它的意思還是所與物——胡塞爾稱之為被給予者（英：the given／德：das Gegebene）。法語詞「donnée」是給予（donner）一詞的過去分詞，所以也是同樣的意思。我們可以說，經驗哲學和先驗哲學是以不同的方式組織數據的。對休謨而言，數據組織基於關聯原則（臨近、相似、因果），對康得來說則基於特定的先天結構，包括直觀和知性。

「數據」（data）一詞用來指電腦資訊起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實質上，這就給「數據」一詞帶來了新含義，也必須重新思考它的組織方式。這也是我寫《論數碼物件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當然，所與物是否可以被構想出來是另一個問題。當海德格談到存在是 es gibt（它給出），geben（gibt 的原型）一詞被強調為贈與（德：schicken），贈品（德：Geschenk），所與物同時既顯現自身又隱藏自身，就如赫拉克利特在《殘篇》中所說。我們也許可以像康德說物自身 (英：thing-in-itself／德：Ding an sich) 一樣說數據自身（Datum an sich），但這並不等於說數據是一個黑箱，或者它撤回自身，一些思辨實在論者（speculative realists）是這麼認為的。而對海德格來說，只有通過隱藏才可能顯現。即便我們說數據屬於本體世界，但大多數中國哲學家是不同意康德說的人類沒有智性直觀從而無法認識本體。這就是為何我想把「撤回」（withdrawal）和物自身的死胡同轉換為關於關係的問題。

（未完待續）

在訪問的下半部，許煜繼續談論何謂數碼物件和作為元數據圖式的本體論，更對現象學給出了總體批判——現象學傳統無法解釋技術物件和數碼物件，敬請關注！

原載於  e-flux 78期：原文連結

關於當代技術對人類社會的重塑，我們應如何看待？哲學可以對此給出甚麼分析、探索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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