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故我在：在 IG 年代重讀班雅明與拉岡

近年不斷有報導指出 Facebook 的用戶數目與使用率正在衰減，但 Facebook 旗下的 Instagram 卻如日中天。Instagram 的設計是以影像為基本單位的社交媒體，連同諸如微博、微訊朋友圈，與最新崛起的抖音（配合 B612、SNOW 與美圖秀秀等修圖軟件），總合起來就拼出一幅我們當前視覺文化的圖像：我們已經正式進入視覺至上的眼球世代，自拍，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最自然的動作。

班雅明式的媒介問題

在現今的 Instagram 世代，我們迎來的，是數碼資訊與網絡科技帶來便捷的圖像修改與傳播技術。以此為契機，我們可以回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以及他其他討論媒介的文章。

班雅明關心的不只是藝術家與觀賞者對於藝術作品的理念如何轉移的問題，他亦提出了一套關於媒介（media，指技術意義上的表現與傳播手段）的美學（aesthetics），或更準確的說，感性學（更接近 aesthetics 的古希臘文詞源 aisthetikos 的本來意義）。班雅明這套感性學並非傳統美學對於審美經驗的研究，而專注研究（新興）媒介與我們的感性能力之間的關係，並延伸到媒介對於我們的知覺方式、社會現實以至世界觀的影響。

班雅明認為，攝影是人類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圖像複製技術（比如從前的板畫與印刷術）。攝影的發明直接促成視覺主導的大眾文化出現，以挑戰過往以文字主導的高等文化。從班雅明的年代至今，攝影已經起了顛覆性的變化。我們應該如何重新以班雅明的視角，來研究我們當前的視覺文化？

攝影作為現實的中介

只要稍稍檢視今天以圖像主導的社交媒體，我們大概會發現當中照片的主題，以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佔多：買了新衣服或有新的穿衣配搭會自拍；用餐前要先拍攝食物（甚至有研究指出這動作會增添食物味道），到咖啡店要打卡分享；有新的餐具、傢具或床鋪被單會拍照；準備出發旅行，從機場的召集牌就要開始拍照打卡。

我們同時會發現，這些照片很多都會有經過美化或貼圖加工等修改，以及濾鏡（filter）處理。現在甚至連濾鏡的顏色，亦被包裝成「文青色」或「少女系」等符號。修圖與使用濾鏡已成為常態，沒有修圖或瀘鏡的照片才是例外。

我們可以說在這樣的視覺文化之下，我們的生活都被中介了（mediated）。在此，中介（mediation）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是指我們將我們的生活體驗拍攝成照片（並以軟件處理），透過網絡傳遞給他人，因此照片是一種中介；第二種意義是我們似乎不再能夠直接享受我們跟前之物，而要經過拍攝與分享作為中介，才能得到這些衣食往行上的滿足。

自拍反映的欲望與凝視

何以我們會不斷拍攝、修改與散播照片？以精神分析的用語來說，促成這些行為的驅力（drive）是甚麼？為何我們需要攝影作為中介，以滿足欲望、獲取快感？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用拉岡（Jacques Lacan）《研討班 XI》中的凝視（gaze）概念來解讀。

對於拉岡來說，凝視是自我與主體之構成的重要環節，凝視，指的是主體被凝視。以自拍為例，自拍行為出於一種以凝視運作的自戀結構：我做著他人所欲望之事，或我擁有他人所欲望的東西（或我本身就是他人的欲望），然後我拍攝自己，並分享到網絡上，使自己被看，想像自己被我這主體以外的某個東西凝視。

自拍手機的鏡頭恍如是大他者（the big Other）的眼睛。大他者是沒有形相，卻塑造著我這個主體之欲望的東西。自拍者將自己置於它的凝視之下，以反射的方式來凝視自己，以建立一個想像中的理想的自我。

當表象取代了現實

當我們的現實經過了中介，這就關連到表象是否合符「事物本身」的問題。我們已經開始會將照片戲稱為「照騙」，這意味著我們清楚照片並不一定呈現出現實（比如我們的身體）。以前我們仍會相信：我眼睛不及之處，照片與錄像為我轉載真實。現在的情況變得複雜了，對於圖像是否反映真實，我們不能簡單下判斷。

我們現今對於現實的知覺正經歷改變，我們開始預設出現在眼前的照片，所呈現的都是經修改過的（例如廣告照片中的模特兒或食物）。我們是否將這些照片當作現實接受？或是說，我們可以接受多大程度的照片修改？在氾濫地生產與消費圖像的社會，真假仍然重要嗎？在此我們甚至可以作一個辯證式的扭轉：假如表象本身已經成為了現實呢？我們是否有一種對於表像的肯定傾向：只要能帶來快感的表象，它是否對應於現實，只屬次要？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將照片視為再現式的幻象來看，而更應該根據班雅明的進路，肯定新的複製與修改技術必定會建構出新的感性與社會現實，並承認我們的現實已經被圖像技術完全轉化，以至我們的感官與生活經驗已經不可能再接觸到純粹的現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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