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兩種瘋狂體制

上河卓遠文化編按：本文收錄於阿爾曼多・弗蒂格裡奧尼（Armando Verdiglione）主編的《精神分析與符號學》（Psychanalyseet semiotique），Paris，10-18，1975，p.165-170。在1974年五月米蘭的一詞學術會議上，在弗蒂格裡奧尼主持下，德勒茲（Gilles Deleuze）宣讀了此文。德勒茲十分成功地發揮了瓜塔利（Felix Guattari）的主題，瓜塔利的論文題目是《能指符號學和非能指符號學》（Semiologies signifianteset semiologies asignifiantes）。德勒茲直接參與的討論部分，後來沒有保存下來。
作者｜吉爾・德勒茲
譯者｜藍江
編者｜唐晉濱

第一節

今天，我們不再問權力的本質是甚麼，而是和傅柯（Michel Foucault）一樣，詰問權力如何實現，權力在何處成形，為甚麼權力無處不在。

我們先舉一個例子：傀儡木偶師。他有某種權力，來操縱木偶，而且他也向孩子們施加了某種力量。對於這個主體，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寫過一篇極為絕妙文章【編按：指〈論傀儡戲〉（On the Marionette Theatre）】。我們可以說，那裡有三條線。傀儡師並不按照人物將要呈現的動作來操縱木偶；他用一根垂線來操縱他的木偶，或者說他替換了木偶的重心，更準確地說，他讓木偶變得輕巧。這完全是一根抽象的線，而非有形的線，不會像有形之線那樣具有象徵意義。這條線是動的，因為它由許多如同奇點（singularities）一般的停頓點組成，不過這些停頓點沒有破壞線。在垂直的抽象的線（因此，這些線也更為真實）與木偶的具體運動之間不存在二元關係（binary）或對應（bi-univocal）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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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還有一些完全不同的運動：可感的和表徵性的曲線、環繞自己一圈的手臂、歪斜的腦袋。這條線不再是由奇點組成，而是由一些靈活的環節（segment）組成的——一個姿勢，然後是另一個姿勢。最後，還有第三種線，這是一些個相當堅硬的環節，它對應於木偶劇呈現出來的故事要素。結構主義告訴我們的二元關係或對應關係或許是在分成各個環節的線之中形成的。傀儡師自己的權力更多時候出現在兩種線的轉換點上，一邊是抽象的無形之線，另一邊是環節性的兩條線。

再來以銀行家、資本主義的銀行權力為例，這幾乎是同一回事。眾所周知，有兩種形式的貨幣，但有時候這兩種貨幣很難準確界定。有一種貨幣作為金融結構，甚至作為金融性的創造和毀滅：無法兌現的貨幣的量，一種帶有奇點的抽象的或運動的線。其次，還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線，具體的由可感曲線組成的線：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能夠分配在各個環節，用來發工資、創造利潤、獲取利息等等。這種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反過來會產生第三種環節化的線：在一個既定時代，所有的產品、所有的設備、所有的消費都是作為一個整體生產出來的（參看貝爾納・施米特（Bernard Schmitt）和蘇桑尼・布呂諾夫（Suzanne de Brunhoff）的著作）。銀行權力發生在抽象之線（金融結構）與具體之線（支付生產出來的商品的手段）之間的轉換點上。而這個轉換點發生在央行、金本位，和美元的流通地位等方面。

另一個例子，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談「絕對戰爭」時談到了流動，在純粹國家中不會發生「絕對戰爭」，絕對戰爭已經貫穿了整個歷史，是無法解決的、獨特的，變動的和抽象的。或許這種戰爭流（war flow）事實上存在於獨一無二的遊牧創造之中，作為一種不依賴於國家的戰爭機器。事實上，大國以及龐大的君主機制，似乎都無法將自己的權力建立在戰爭機器之上，而是建立在官僚制和治安基礎上。戰爭機器總是來自於外部，來自於遊牧根源：一種巨大的抽象的變化之線。但是，正因為如此，可以十分容易理解，國家為了它們自己必須佔有這個機器。它們需要集中武力，支配戰爭，讓戰爭為它們的政治服務。戰爭不再是絕對戰爭（抽象之線），變成了某種不再有趣的東西：有限戰、整體戰等等（第二條線，這一次是可以分環節的）。這些戰爭採用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取決於政治上的需要，以及支配戰爭的國家的本質，國家賦予戰爭目的，設定戰爭的界限（第三種分節的線）。所有的戰爭的權力在於這些的線的轉換之上。

還可以給出更多的例子。三條線既不同步，速度也不一致，它們各自的領域不同，而且也沒有相同的解域化運動（deterritorializations）。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的一個主要目標，在我們倆人【指德勒茲與瓜塔利】這裡，都在尋找一條跨越線，這就是欲望本身的線：逃逸的無形的抽象之線，也就是解域化；環節化之線，無論是靈活還是堅硬，我們要麼捲入其中，要麼逃逸而去，在抽象之線的地平之下運動，從一條線到另一條顯得轉換如何發生。

第二節

瓜塔利正在謀劃一個符號學體制的表格，我想在此給出一個例子，我們很容易稱之為病理學（pathological）或歷史性的例子。符號的兩種體制的一個重要例子，就出現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精神治療中，但這個例子也超越了精神治療領域，涉及到所有的符號學。我們可以想像第一個符號學體制，它通過相當複雜的方式來發揮作用，但這種方式非常容易理解：一個符號接著其他符號，這些其他符號又接著另一些其他符號，以至無窮（輻射狀，甚至一個外延的環狀）。某人出門上街，他注意到他的大樓管理員正在盯著他看，他閃了過去，一個小孩朝他吐舌頭等等。最後，說所有符號都被雙重銜接的，以及說符號總是無窮無盡地指向其他符號，還有說一個假設的諸多符號本身的集合指向一個更大的能指，這些說法都是一回事。這就是偏執狂（paranoid）的符號體制，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專制的或帝國的符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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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還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符號體制。這一次，一個符號或一組符號，或一小串符號，開始沿著某條線流動。我們不會在無窮無盡的外延中找到一個巨大的環形構造，它毋寧是一種線性網絡。與其說符號一個接一個地相連，不如說符號依從的是一個主體：以具體化的方式出現的譫妄，這更多是行為的譫妄，而不是觀念的譫妄，在另一條線開始之前，一定要讓這條線走到頭（訴訟狂，德國人稱之為「爭辯狂」）。通過這種方式，像克雷宏波（Gaëtan Gatian de Clérambault）這樣精神病學家區分了兩種譫妄：偏執狂和激情狂。

或許這就是精神治療陷入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這個體制嚙合了完全不同的各種符號。對於偏執狂病人，我們可以將他鎖起來，他表現出所有瘋狂的符號，但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完全瘋掉，只是他的推理不可理喻。激情狂的病人並沒有表現出瘋狂的符號，除非在某些難以辨識的地方，他是瘋的，他的瘋狂自身展現為一種魯莽的表現（比如暗殺者）。在這一點上，傅柯再次非常深刻地界定了兩種瘋狂的差異和互補性。我提到兩種情況，是為了給出符號的多元性觀念，也就是說，各種符號的聚合既不具有相同的體制，也不具有相同的功能。

第三節

問題並不在於符號體制是否獲得了一個臨床或歷史的名稱。這也不是一回事，但符號體制穿越了大相徑庭的「分層」（stratifications）。我剛剛才談過偏執體制和激情體制的臨床用語。現在我們談談社會形態。我不想說皇帝就是偏執狂，也不是相反。在一個帝國形態中，無論是上古（archaic）甚至是古代（ancient），都有一個大能指，即君王的能指，在它之下有一個無窮無盡的符號網路，它們彼此相連。不過，你還需要各種各樣的專門的人的範疇，他們的任務就是讓這些符號得以流傳，去說出這些符號的意思，解釋它們，因而將它們凝固成能指：牧師、官僚、信使等等。這就是意義與解釋的配對。那麼，總還有其他一些東西：仍然還有一些主體，他們接受了這些資訊，他們聆聽了這些東西並加以遵循，執行了繁重的分配任務——正如卡夫卡在《中國的長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或《皇帝來信》（The Emperor’s Message）中說的那樣。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說它觸及到其極限，所指產生了更多的意義，讓迴圈可以增長。

所有的社會形態總是看起來運轉得很好。它沒有理由不運轉得好，因為它不起作用。然而，總存在著它要逃離的一面，消解自身的一面。我們從來不會知道消息是否會到來。人們越靠近這個體系的週邊，就會有更多主體發現他們自己陷入到某種誘惑當中：要麼自己服從於一個能指，遵守官僚體制的秩序，聽從大祭司的解釋——要麼進入另一條路，走向超越的瘋狂的路徑，走向解域化的切線——這是一條逃逸路線，走向遊牧之路，表達了瓜塔利所謂的非能指的粒子（a-signifying particles）。再來舉一下古羅馬帝國這個陳舊的例子：日耳曼人面對兩種誘惑，讓自己沉浸在帝國之中，將自己整合為帝國的一部分，但與此同時匈奴人的壓力也形成了一條逃逸的遊牧之線，新的變化，邊緣性的和無法同化的戰爭機器。

讓我們來看看完全不同的符號體制，即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十分有序地運轉著，它也沒有不好好運轉的理由。此外，它也屬於我們所指的激情狂。與帝國主義形態的偏執狂不同，無論或大或小的符號聚合，都依照不同的線來展開，而各種事物都會在這些線條上出現：貨幣資本的運動，將主體當作資本和勞動的代理人，不平等的產品分配，給那些代理人的支付手段。有人告訴那些主體，他越聽話，他就能支配更多，因為他聽從的就是他自己。在同樣的資本法則的名義下，人們不斷地從支配主體轉化為服從主體。毫無疑問，這個符號體系與帝國體系完全不同：它的優勢在於，它填補了溝壑，讓邊緣主體走向中心，並在軌道上讓遊牧變得固化。例如，在哲學史上我們非常熟悉的革命，即話語從帝國階段（在帝國階段，符號永恆地指向一個符號）走向作為激情狂的主體性階段，它總是將主體拋回到主體那裡。即便在那裡，它運作得越好，它的漏洞也就越大。貨幣資本主體化的線條從來不會停止產生威脅到它們的平面的連接線、斜線、橫切線、邊緣主體、解域化之線。內部的遊牧，一種新型的解域化的流動形式，非能指的粒子開始與既定情境，與整個構架相妥協。水門事件（the Watergate affair），以全球性的規模膨脹。

本文出自〈兩種瘋狂體制〉，吉爾・德勒茲著，收錄於《精神分析與符號學》（Psychanalyseet semiotique），阿爾曼多・弗蒂格裡奧尼（Armando Verdiglione）編，Paris，10-18，1975，頁 165-170。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上河卓遠文化，授權自微信公眾號「激進陣線聯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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