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nthia Enloe：以性別分析國際政治的女性主義者

作者｜李柏翰
原標題：「好奇的女性主義者」：以國際政治提出性別分析的Cynthia Enloe

在所謂「國際關係」和世界史中，女人一直都處於不顯眼的位置——說不顯眼，因為女人並沒有完全隱形，我們還是看得到「位高權重」、肩負國家安全的女性政務官，比如美國國務卿 Madeleine Albright、Condoleezza Rice 和 Hillary Clinton，或其他國家的女性外交部長、駐外大使等等，因此難以斷言女人處於「邊緣」，但又絕對稱不上有影響力。從性別政治的角度來看，更需要觀察的是從事一般業務的專業人員的任職與互動。

當然，高級官員的政治任命是否一個里程碑，但這還取決於該名女性政務官是否具有性別意識，以及她出於性別意識的行動能否不受工作環境限制。但事實上，涉及層面更深遠的性別政治，其實是一般業務的女性專業人員，她們的工作如何被配置，處理哪些業務，被用甚麼工作標準檢視和評比，才更能突顯一國外交體系性別分工；而各國互動時，往往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外交人員互動之中，看見對於「女人」智識、能力、身體等不同理解。

這是辛西亞．安羅（Cynthia Enloe）於2013年接受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線上雜誌訪問時的回應。以《香蕉、海灘和基地：女性主義對國際政治的理解》（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聞名政治學界的安羅，現在是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國際發展、社群暨環境系的研究教授。對於被封為國關領域中女性主義研究先鋒，她曾自承「很羞愧」，在學術生涯中期，才發展出「女性主義式的好奇心」（feminist curiosity）。

早些時候，安羅其實是東南亞的區域政治專家（尤其關注菲律賓和印尼），研究興趣專注於族群政治與種族關係之間的問題，還有各國革命行動對國際局勢的影響，出版諸如《全球化與軍事主義》（Globalization and Militarism）等研究；後來，安羅才帶進更多女性主義的視角，並關注「陰柔氣質」在國際政治中的體現及其被貶斥的位置，比如《大推動》（The Big Push: Exposing and Challenging the Persistence of Patriarchy）。

女性主義者的好奇心對「權力」尤其敏感

加入女性主義的視角，讓她開始提問：「國際關係」（IR／international relations）究竟是（is／are）甚麼？分別作為一門學科領域（單數的存在“is”）和國家之間具體的互動行為（複數的存在“are”）時，「女人在哪？」由此，安羅開始思考女人的生命經驗，她們在社會中的主體位置與勞動關係，與國家的外交政策之間有甚麼關聯，比如孟加拉的紡織女工、外交官夫人，甚至部隊中的女性戰鬥員——後者更顯現了陽剛與陰柔交織的揉雜意義。

在上述訪談中，安羅就提到，促進女性參與軍隊，或許能解讀為軍事「體制內」的性別平等，卻不應該當作「體制外」、整體社會性別平等的指標，因為軍事系統本身就是一個社會中父權的終極體現，是國家「雄風」最赤裸的展現——不問目的是否良善，它採取的畢竟是暴力手段。因此，越來越多女人加入軍事系統，甚至戰鬥位置，或許只能視為軍隊內部的制度調整、承認女性成員的「戰力」與升遷機會，打破了黃銅天花板（brass ceiling，編按：形容打破職業領域中的升遷障礙）。

安羅更提醒道，這一切不等於軍隊「陰柔化」，而是這些女人被要求「表現得像個男人」，因此更不可能促進甚麼整體性別平等，這是不同層次的問題。這也是真正女性主義者的提問法：陽剛性（masculinity）如何轉化成「權力」的具體展現？即便透過「權利」或平等的言語包裝，又多大程度真的能讓女人自由行動？而這也是為甚麼女性的政治任命不必然等於國家機器「父」的陽剛、威嚴形象，能夠產生內在的質性轉變。

因此，安羅比較有利用女性主義視角與沒有利用相關視角分析國際關係時，會出現的差別。對前者來說，廣泛的「好奇心」很重要——不能只關注顯而易見的政府及其決策，不能只關注政治菁英的話語，必須對貌似與國策無關的邊緣群體感興趣，必須關照他們對國家、對權力的理解和影響——儘管他們無聲，他們的沉默也與國家的正當性息息相關。進一步而言，談論國際關係（Relations）時，應要看見國家以外其他行為者彼此之間的關係（relations）。

換句話說，女性主義者對權力尤其敏感，與傳統國關學者（不論現實主義或自由制度主義，或甚至是馬克思主義學派）對「權力」的詮釋大相徑庭。2017年再度接受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訪問時，安羅表示，「理應『解釋世界』的學科，竟然在大部分的時候，對特定現象的解釋，只能給出極其偏狹的『地方觀點』（比如美俄歐中）」。這就是出於國際關係研究者一直以來「對強權的執念」（“great powers” obsession）。

女性主義者的好奇心不該淪為「裝沒事」

2004年安羅出版了《好奇的女性主義者》（The Curious Feminist: Searching for Women in a New Age of Empire），將她當年隨口提出的「女性主義式的好奇心」好好梳理一遍，重新理論化他對女人、性／別、身體，以及女性主義方法論的理解。雖然安羅不敢邀功，覺得「就是時候到了」，但確實自她之後，各派女性主義學者紛紛加入國關領域的大大小小論戰中——關於性別分析的專書、論叢、研討會、期刊專號陸續出爐。

不過，2009年接受一份專注人類安全研究的期刊 PRAXIS 專訪時（“The Gendered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vol. XXIV, pp. 81-87），安羅特別以自身從「性別盲」到女性主義者的經驗，提醒其他女性主義研究者：永遠記得自己缺乏性別意識的過去！這件事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提醒我們，「為甚麼『問不出』性別問題，是如此『自然而然』地發生著？」因此我們能試著追究：為何「對性別問題沒有感覺」，本身就是個問題？

這在在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分析，因為加入性別的視角，看待「事件」的切入點就會不同。比如探討某個武裝衝突之爆發、過程、終結，以及牽涉其中的行動者：男人看戰場上的男人，男人看戰場上的女人，女人看戰場上的女人，女人看戰場上的男人，都會得出不一樣的詮釋。而這些「男男女女」也會因時空背景、歷史條件、各地性別階序與社會發展等變因，再得出不同結果——陽剛與陰柔的定義、差異、評價，朝鮮、迦納肯定不會一樣。

不僅「女性主義式的好奇心」是靠後天啟蒙和不斷練習而來，真正能一直保有好奇心的人，也該允許自己對任何出乎意料的發展——不論令人失望或振奮——感到「意外」（驚訝或驚嚇）、承認意外、直面意外，並試著分析「自己為何意外？」這在一份知名女性主義學術期刊 Signs 於2000年專訪安羅時（“The Surprised Feminist”, vol. 25(4), pp. 1023-1026），她不斷強調的一種女性主義實踐：不逞強，才能誠實面對歷史。

安羅認為，「感到驚喜」（to be surprised）是一種被嚴重低估的女性特質。許多女人投身知識生產之後，可能為了捍衛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被信任感和話語權，越來越不敢表示：哎呀！失策（不論事態過於正面或負面發展）。但性別政治的分析，重點從來都不在給出對的答案，而是針對「對的答案」提出「新的問題」，因此女性主義的學術實踐，在於要我們承認國際關係（relations）的多層次性、變動性和（因此）潛在的「預測不能」等性質。

女性主義者的好奇心：直面意外、看見邊緣

上述無法容錯的心態，導致當我們看到印尼蘇哈托下台、金磚四國幾乎全數崩盤、人權保障「北約化」（NATO-ization）、日本經濟泡沫化後大量失業的上班女郎（“OL”）、東歐女子出現在東南亞的妓院裡謀生、加拿大政府與北極圈內原住民因努伊特人協議建立努納福特地方（Nunavut Territory）等出人意表的情況，一票學者們雖語塞卻仍佯稱：這我早就想到了。「怎麼可能！」安羅強調，我們這時需要的是「重新分析」而不是硬拗、強辯。

雖然安羅在這裡提到的都是千禧年前後的例子，但時至今日，我們還有很多待解釋的事件。當我們覺察區域政治局勢越來越詭譎難測，當國際組織、跨國公司裡越來越多女性領袖，我們更要留心「邊緣」的陰柔主體（feminine subjects）：後殖民社會、血汗工廠、武裝衝突區內的女人（和「不夠陽剛」的性少數）。而這也啟發了另一個辛西亞（Cynthia Weber）提出：酷兒好奇心（queer curiosity）——這個，咱們擇日再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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