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法蘭西斯・福山推遲了歷史的終結（上）

作者｜Louis Menand
翻譯｜史慶
法意導言：
2018年9月3日，《紐約客》雜誌官網刊登了其特約撰稿人路易士・梅南德（Louis Menand）的一篇文章，題為〈法蘭西斯・福山推遲了歷史的終結〉。文中，與福山同齡的梅南德通過步步挖掘福山1989年〈歷史的終結？〉一文的創作背景，同時追溯其主要參考座標柏拉圖和科耶夫的思想，不僅從源頭上批判了其「不同身份群體對認同的欲求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威脅」的觀點，還質疑了其「歷史的終結」背後的方法論。他認為，福山對「認同的欲求」這一論點所使用的策略，就是其在〈歷史的終結？〉中對自由主義所使用的策略——使其普世化，而福山的主要問題也出在其一以貫之的「驚人的自我麻痹假設」——西方思想是普世思想。在當今時代背景下，福山在不斷推遲歷史的終結。

 一、
1989年2月，法蘭西斯・福山在芝加哥大學發表了一場關於國際關係的演講。當年福山36歲，正從聖塔莫尼卡的蘭德公司的蘇聯外交政策方面專家一職，轉到華盛頓國務院的政策規劃辦公室副主任。

這是個談論國際關係好時機，尤其對於蘇聯專家而言。因為兩個月前的1988年12月7日，戈巴契夫在聯合國的一次演講中宣佈，蘇聯將不再干涉東歐衛星國的事務。這些國家現在可以變為民主政體。這是冷戰結束的開端。

在蘭德，福山作過關於蘇聯政策的集中分析。在芝加哥，他則允許自己想得更加宏偉。他的演講引起了一家華盛頓的期刊《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編輯奧雲・哈利斯（Owen Harries）的注意。哈瑞斯提出發表這篇文章，起名〈歷史的終結？〉的文章在1989年夏天出版，引起了整個外交政策世界的轟動。福山的觀點是，隨著蘇聯即將崩潰，最後一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替代品已經消失。法西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扼殺，現在共產主義正在崩潰。在像中國這樣自稱為共產主義的國家，政治和經濟改革正朝著自由秩序的方向發展。

因此，如果你把歷史看作是自由主義制度——代議制政府、自由市場和消費主義文化——變得普世的過程，那麼就有可能說歷史已經達到了它的目標。顯然，事情仍會發生，而較小的國家可能會經歷種族和宗教的緊張局勢，並成為狹隘觀念的大本營。但是，「對於阿爾巴尼亞或布吉納法索的人們來說，奇怪想法的作用並不重要，」福山解釋道，「因為我們感興趣的是，在某種意義上人們可以稱之為人類的共同意識形態遺產的東西。」

福山說，黑格爾曾寫過，一個完全理性的社會和國家將會取得勝利。現在，隨著共產主義被征服，主要大國集中在一種單一的政治和經濟模式上，黑格爾的預言終於實現了。國際關係的「共同市場化」將出現，世界將會實現內在平衡。

即使在一眾小雜誌中，《國家利益》也小得可憐。它於1985年由新保守主義的領軍人物歐文・克里斯托爾發起，到1989年發行量為6萬冊。福山本人在蘇聯問題專家之外幾乎不為人所知，人們也不接受末世論的反思。但是，「歷史的終結」的說法在主流媒體中得到了體現，福山的畫像被詹姆斯・阿特拉斯刊登於《紐約時報》，而他的文章也在英國和法國引起了辯論，並被翻譯成從日語到冰島語等多種語言。一些對〈歷史的終結？〉的回應顯得不屑一顧；幾乎所有人都持懷疑態度。但不知怎麼的，這個短語在冷戰後思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還站住了陣腳 。

 
站得住的原因之一是福山的運氣。他的文章出現在了轉折發生的前六個月——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以及1989年11月柏林牆被拆除之前。福山對目前趨勢的持續進行下注，這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總將是一場高風險的賭博。

在戈巴卓夫承諾不兌現的情況下可能會發生很多事情：蘇聯內部的政治阻力，東歐傀儡政權拒絕交出權力，美國犯錯。但是，歐洲的事情在福山的預測下或多或少發生了，1991年12月26日，蘇聯宣佈停止其存在。冷戰真的結束了。

亞洲的事件就沒有如此友善了。福山完全忽視了中國對於民主運動的鎮壓。〈歷史的終結？〉沒有提及天安門廣場的屠殺事件，估計是因為在1989年6月的事件發生之際，文章已經在付梓中。然而，似乎這沒有影響坊間如何接受這篇文章，回應福山的文章亦沒有一篇有提過天安門，儘管許多人已經相信是中國，而非俄羅斯，才是自由民主國家未來必須考慮對付的力量。所以說，〈歷史的終結？〉是一篇頗為歐洲中心主義的文章。

福山的觀點還有一個引人注意的轉折。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他提出，歷史之後的生活可能是傷悲的。當所有的政治努力都致力於「無休止地解決技術問題、環境問題和滿足複雜的消費者需求」（對我而言不錯），我們可能會懷念那些為自由主義和民主而奮鬥的「勇氣、想像力和理想主義」。這種投機的繁榮讓人想起了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說他年輕時問自己的一個著名問題：如果你所深信的所有政治和社會改革都成為過去，這會讓你成為一個更快樂的人嗎？這總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福山的文章引起注意的另一個原因可能與他的新工作頭銜有關。國家政策規劃辦公室由喬治・肯南於1947年創立，肯南是第一任首席執行官。同年7月，肯南在《外交事務》中發表了所謂的 X 文檔「蘇聯行為的根源」。這篇文章以匿名的方式出現——署名為「X」——但一經媒體知曉其身份，這篇文章就被當作美國冷戰政策的官方聲明。

「蘇聯行為的根源」定義了遏制原則，根據這一原則，美國政策的目的是讓蘇聯的影響力局限於一定範圍。肯南相信，美國不需要干預蘇聯事務，因為共產主義必然會因自身的低效而崩潰。四十年之後，〈歷史的終結？〉出現了，這正是似乎正在發生的事情。那年4月，當85歲的肯南現身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宣佈冷戰已經結束時，他獲得了在場長時間地起身鼓掌。因此，福山的文章可以被看作是肯南的收尾。

這並不是肯南所想要的結尾。遏制政策是一種現實主義理論。現實主義者認為，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應該以冷靜的方式來考慮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出於道德原則，抑或是認為國家之間共用一種「利益的協調」。對肯南來說，美國不關心蘇聯在他們自己的地盤做了甚麼。唯一重要的是不允許共產主義擴張。

正如其名，《國家利益》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雜誌。但福山的前提是，各國確實共用一種利益協調，而它們在自由政治和經濟模式上的匯合是互惠互利的。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之間存在著永恆的競爭；福山曾說過，這將不再是事實。他給冷戰時期的現實主義者作了了斷：他們的使命，雖然哲學上錯誤，但已經完成了。現在他們失業了。「法蘭西斯認為，正在發生的事情意味著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世界的終結」，哈瑞斯後來談道。他一定很高興發表了福山的文章。

29年過去了，現實主義者似乎並沒有去其他地方，而這段歷史卻呈現出更多的走向。事實證明，自由民主和自由貿易實際上可能是相當脆弱的成就。（消費主義現在看來是安全的。）有一些外面的事物不喜歡自由主義，並且正在對其制度生存製造麻煩。
 

二、
福山認為他知道這是甚麼，他的答案可以用他的新書《身份：尊嚴需求與怨恨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法勒、施特勞斯和吉魯出版社）的標題來概括。「對認同／身份的需求」，福山談道，「是解釋所有當代針對全球自由秩序不滿的核心概念」：普京、拉登、習近平、黑人生命平權運動、#MeToo、同性婚姻、ISIS、英國脫歐、復蘇的歐洲民族主義、反移民的政治運動、校園的身份政治以及川普當選。這本書也解釋了新教改革、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中國共產主義、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多元文化主義，以及路德、盧梭、康德、尼采、佛洛伊德和西蒙・波娃的思想。哦，整個事情從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開始。福山將這一切涵蓋於不到200頁的篇幅中。他是怎麼做到的？

做得並不好。有些問題源自諸如對波娃以及佛洛伊德的形象誤解；有些則源自於把像盧梭和尼采這樣的複雜作家的作品縮減到一個哲學要點上。而更多都來自於那驚人的自我麻痹假設——這也是〈歷史的終結？〉中驚人的自我麻痹假設——西方思想是普世思想。但是整個工程，試圖把普京融入黑人生命平權運動的分析範式，並將它們一起追溯至馬丁路德，顯得牽強附會。這是一個「大書卷主義」（Great Booksism）的範例：歷史如同一串從書中剪出的紙娃娃，只有一小部分人聽說過。福山是一個聰明人，但是沒人把這個論點說通。

為甚麼對承認的欲求（the desire for recognition）——或者像福山所說的身份政治——是對自由主義的威脅？因為它不能通過經濟或程式改革來滿足。擁有和其他人一樣的財富，或者獲得同樣的機會，並不能代替尊重。福山認為，那些似乎是關於法律和經濟平等的政治運動——例如同性婚姻，或者是 #MeToo ——都是關於認可和尊重的。在工作場所受到性騷擾的婦女認為她們的尊嚴受到了侵犯，也即她們被當作不完整的人對待。

福山提出了一個關於身份認同的欲求的希臘詞語，這個詞來自柏拉圖的《理想國》：血氣（thymos 或 thumos）【編按：血氣是柏拉圖提出的人類靈魂三分結構的其中之一，請參考下文】。他說，血氣是「人類本性的一個普遍存在，它一直存在」。在《理想國》中，血氣與蘇格拉底所稱的靈魂的另外兩個部分，理性與欲望，截然不同。我們與動物都有欲望；理性使我們成為人類。 血氣則介於兩者之間。

這個詞語【編按：thymos】有不同的解釋。「激情」（passion）是一種翻譯；蘊含在「勇氣」（spiritedness）中的「意氣」（spirit），則是另一種。福山將血氣定義為「價值判斷之所在」。這似乎是一種語義上的過度。在《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將血氣與兒童和狗聯繫在一起，它們的反應需要被理性控制。當我們感到自己被不尊重時，這個詞通常被用來指我們的本能反應。我們發怒。我們的自尊心膨脹。我們狂按喇叭。我們反應激烈。

柏拉圖讓蘇格拉底把靈魂分成三部分，以便為他想像中的理想國的公民分配角色。欲望是平民的主要屬性，戰士對應意氣，為王的哲學家則是理性。理想國是哲學；它不是認知科學。然而，福山採用了柏拉圖的啟發法，還將其生物學化。「今天我們知道，驕傲和自尊的感覺與大腦神經遞質中的血清素水準有關」，他談道，還指出了關於黑猩猩的一些研究（蘇格拉底認為這是動物，但沒關係）。

但那又如何？很多感覺都與血清素水準的變化有關。事實上，我們所經歷的每一種感覺——欲望、憤怒、抑鬱、惱怒——都是大腦化學的必然結果。這就是意識的運作方式。也即，福山之所為，「對地位的欲求——那種優越感——根植於人類生物學」就如同學術上的「手相術」。這只是福山杜撰的故事。

福山採用了這種策略，因為他想要對「認同的欲求」做的，就如同在〈歷史的終結？〉中對自由主義所做的事情。他想要使其普世化。例如，這讓他可以辯稱，導致普京崛起的感覺和一個女人抱怨她的潛力受到性別歧視影響的感覺完全一樣（儘管「在更大的範圍內」）。這個女人不由自己。就像俄羅斯人一樣，她需要血清素。

黑格爾認為，當人類達到了完美的自我認知和自我掌控之時，當生命理性而透明之時，歷史的終結就會到來。理性和透明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理性和透明應該是讓自由市場和民主選舉發揮作用的原因。人們理解體系是如何運作的，這使他們能夠做出理性的選擇。血氣的問題在於它不是理性的。人們不僅為了獲得認可而犧牲世俗的物品；他們為了獲得認可而死。死亡的選擇是非理性的。「人類的心理比簡單的經濟模型所暗示的要複雜得多」，福山總結道。

但是，理性經濟行為者的模型是如何變得可行的呢？這不僅僅是因為人類是神經過敏的；在人類神經過敏的事項清單上，金錢是最接近頂端的。人們囤積金錢；他們浪費它；他們為之結婚；他們為之而殺人。經濟學家不讀小說嗎？從奧斯丁和巴爾扎克到詹姆斯和沃頓，幾乎所有的現實主義小說都是關於人們在金錢問題上表現糟糕的故事。自由市場並沒有改變這一點。他們可能會讓人變得更瘋狂。

生活的大部分和金錢一樣。我們有一些稱之為「理性」的心智慧力，這一觀念是柏拉圖式的，獨立於我們的需求、欲望、焦慮和迷信。現在，你正試著決定是讀完這篇文章或是轉看卡通標題的比賽。你是用哪一種心智慧力來做這個決定的？哪一種導致了你對特朗普的看法？你怎麼看出來的？

《身份》可以被解讀為對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所指出的立場的一種糾正。「普世自由主義不受意識形態的阻礙，比如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而受制於激情／意氣。」自由主義仍然是理想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但它需要找到方法來適應和消除這種令人討厭的對認同的欲求。福山的困境的奇怪之處在於，在他關於歷史終結的最初理論的哲學源頭上，認可並不是問題。事實上，認可是到達目的的手段。

* 本文編譯自文章：Francis Fukuyama Postpone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3 2018.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經01哲學編輯，並補譯被省略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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