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投身基布茲的經歷，使我對新左派的狂潮持懷疑態度

三輝圖書編按：
1909年，俄羅斯猶太社群 Bilu 的成員們來到巴勒斯坦，建立起第一座以農業為基礎的集體社區，基布茲（kibbutz）。這是一種結合了社會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的烏托邦社區，旨在「將散居海外的年輕猶太人們從沒落與被迫同化的生活中拯救出來，在巴勒斯坦的農村地區建設一個無人攪擾也與世無爭的農業社會」。
隨後，越來越多的基布茲開始出現。迄今為止，以色列國內已有超過270個基布茲。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私有化的出現，以及工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納入，基布茲的生產形態開始變得越發多樣化。
集體社區的根基——強有力的社區合作和活動仍被保留了下來。很多人會就此聯想到中國曾經如火如荼開展的人民公社建設。需要說明的是，兩者間還是存在著很大的不同，比如外人選擇加入、或成員退出基布茲都相當靈活。
托尼・朱特（Tony Robert Judt）曾在六十年代成為了基布茲社區的一員。在一開始，他也深為這種「自給自足、平等主義、民族獨立」的理想主義生活所吸引；但朱特也很快看明白了基布茲和其成員的狹隘，他們只熱衷於直接關係到自身以及它們國家的事，對外界和其他群體缺乏瞭解和關心。
這段投身於基布茲的經歷，暴露出了烏托邦構想在現實層面必然的局限性。它使朱特歷經了從信奉與跟隨猶太復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群主義到放棄的全過程。這也能夠解釋，朱特為甚麼會對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反資本主義和身份政治的浪潮持懷疑態度。
今天，我們再回過頭來讀朱特的這篇《基布茲》。身份認同和平等主義的話語是很吸引人的，但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當它們被作為一種政治實踐時，是否會引出更多的問題？

我的六十年代與同齡人的有些不同。當然，我也迷披頭四，也用軟性毒品，也持不同政見，並且同樣加入了性解放的時代狂潮（這最後一個狂潮，與其說真有甚麼行為上的「加入」，不如說只是進行了「想像」更貼切，我想在這點上大多數人同我是一樣的，然而即便如此，那個年代還是被神話化為性解放的年代）。但就政治運動而言，1963年至1969年間，我曾偏離社會主流，全心投身左翼猶太復國主義麾下。我在1963年、1965年和1967年這三年的夏天前往基布茲勞作，並利用期間的大把時間，為廣招信徒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無償負責某少年分支的管理組織工作。1964年夏，我在法國西南部一個訓練營，為成為領導人而接受「預備訓練」；1966年2月至7月，我在上加利利（Upper Galilee）地區一個叫作瑪哈納耶姆的集體農莊做全職工作。

過激且煽情的教育一開始很有效。至少，1967年夏天，我停止合作社的義務勞動、調去輔佐以色列武裝力量時，曾是個理想的信徒：善言、忠實、意識形態上高度服從。就像昆德拉在《笑忘書》裡寫到的跳圓圈舞的年輕人一樣，我與懷著同志般友情的人們一起在集體中沉醉，排除異己，為我們有著統一的精神、目標及服裝而慶祝、欣慰。我將猶太民族的獨立理想化了，本能地領會並彰揚著復國主義對分離與民族差異的強調。我甚至——在16歲這個年輕得令人臉紅的年紀——被邀請在一個巴黎舉行的復國主義青年團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斥責吸煙為「資產階級的不良行為」，是對猶太青少年戶外活動積極性的威脅。即便在當時我都懷疑我是否相信自己說的話（不管怎麼說，我自己就吸煙）：不過我演講的能力倒真的很強。

那個時代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仍忠於創建之初的教義，其核心內容乃是猶太教典籍中的一句許諾，即：它將把散居海外的年輕猶太人們從沒落與被迫同化的生活中拯救出來，送到遙遠的巴勒斯坦農村地區集體居住——在那裡建設（並像教義所說的那樣，「重建」）一個無人攪擾也與世無爭的農業社會。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因為融會了十九世紀早期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思想以及之後俄國出現的平等村社的神話，其信眾具有分裂為幾股相互衝突的教派的特點：一部分人認為基布茲的每個居民都應有一致的服裝，共同飲食、共同養育後代，使用（但不擁有）同樣的傢俱和日用品，甚至閱讀同樣的書籍，每週按規定舉行集會，對生活各方面事務做出決定；溫和派的中心教義則允許稍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擁有少許私有物品。另外，基布茲成員之間還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小分歧，雖然其表現為對原教旨的理解不同，但實則往往由個人或家庭的內部衝突引起。

不過，大框架上的道德目標是一致的：讓猶太民族回到故土，停止漂泊無依的民族退化。對一個初皈此派的15歲倫敦少年來說，這個承諾是激動人心的。它是「猶太民族性勢力」最具誘惑力的一次偽裝：它躲在健康、多產、強健體魄、共同奮鬥、自給自足以及對分離主義的自豪之中——對作為孩子的猶太人來說，它尤其魅力無窮，因為我們將是第一代基布茲，它將令我們擺脫歐洲同齡人的所有顧慮與禁忌（我們也將不會有像他們一樣多的文化包袱——當然，那時我還尚未開始為文化包袱犯愁）。

我曾熱愛這種主義。喜歡在加利利海邊蒸籠一般的香蕉種植園裡，連續8小時進行高體能消耗的純體力勞作，喜歡勞作間穿插的歌唱和遠足，喜歡長時間的教義討論（全程有人極為小心地控制局面，以降低有青少年反對的風險，使共同目標這齣戲演得更鼓舞人心），喜歡到處都有性愛無罪的暗示：那時的基布茲和它的意識形態仍曖昧地承認著二十世紀早期激進派所謂的「自由愛」的純潔性。

然而現實中的基布茲只是些民風相當保守的小地方社群，社群意識形態僵化背後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其成員的眼界太窄。以色列經濟不再依賴國內的小規模農業，這一點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就已相當明顯；左翼基布茲運動反對徵用阿拉伯勞動力，實質上只是閉眼不看中東問題，並沒有將他們的平等主義信條發揚光大。我當時就無法對這些完全苟同，並且我記得，自己那時候還在奇怪，為甚麼身處這個國家阿拉伯人口最密集的地區附近，卻從未在長期逗留基布茲期間遇見過哪怕一個阿拉伯勞工。

我雖未公開承認，卻的確很快就看明白了基布茲和其成員的狹隘。單單是集體自治和平等分配耐用消費品，並不代表你更優越、更包容。相反，它助長的是極大的自恃和自私，恰恰是對最糟糕的民族唯我主義的強化。

時至今日我仍記得，當時自己多麼驚訝於基布茲夥伴們對外界的瞭解之少、熱情之低——除了直接關係到自身以及他們國家的事。他們只管農田，只關心鄰居的配偶和財產（且都要滿懷妒意地與自己的配偶和財產做比較）。性解放呢，至少在兩個我長期待過的基布茲中，表現為婚姻不忠、隨之而來的閒話以及相互之間的謾駡——從這方面看，這些模型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與中世紀農村倒是很相像，觸犯眾怒的行為一旦被披露也會產生相似的後果。

結果，這些觀察導致我在面對猶太復國主義幻想時，有了一種認知失調。一方面，我要把基布茲作為猶太教的生活方式與更高層面的猶太教的具象來信奉，加上我本人一貫奉行教條主義，輕而易舉就讓自己保持了多年對基布茲原理優點的信仰。然而另一方面，我本心卻一點兒也不喜歡它。我總是迫不及待地在結束了一週勞動後的安息日，搭順風車或巴士離開基布茲去海法（離上加利利最近的大城市），一邊猛喝優酪乳，一邊從碼頭憂傷地望著發往法馬古斯塔、伊茲密爾、布林迪西等大都市的渡船。那時的以色列就像監獄一般，而基布茲就是這監獄裡擠滿了囚犯的牢房。

由於兩件全然不同的事，我擺脫了這個困擾。首先是被劍橋大學錄取。當我的基布茲同事們得知這一消息時，大家全都震驚了。整個大遷徙的文化——「歸升」（回到以色列）——意味著必先斷絕回到散居狀況的一切通路和機會。當時的青年運動領袖們心裡完全明白，身處英、法的少年一旦被當地大學錄取，便永遠不會回到以色列了。

於是相應的，官方主張被大學錄取的猶太青年放棄自己在歐洲的學位；投身基布茲勞作，花幾年時間採橘子、開拖拉機、分揀香蕉；接著，如果情況允許，再向社團證明自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資格——且必須明白，所學的科目將根據候選者將來對集體所要起的作用，由大家集體決定。

簡單說來，我如果走運，可能會在25歲左右被送到以色列的大學，讀比如說電氣工程這樣的專業。如果有天大的運氣，且同志們對我百般溺愛，也許會被送去學歷史，以便日後成為一名小學歷史教員。在15歲時，這樣的一個未來對我來說是美好的。然而兩年後，勤奮讀書、好不容易進入國王學院的我再也沒有放棄機會的念頭，也不想再將自己放逐到種田的生活中去了。基布茲社區對我的決定表現出極大的費解和明顯的蔑視，這只能讓我愈發疏遠他們的社群民主理論與作為。

另一個刺激我放棄信仰的因素，是「六日戰爭」後我在戈蘭高地與軍隊在一起時的經歷。我在那裡驚訝地發現，大部分以色列人並非離開故土的現代農業社會主義者，而是一些心懷偏見的城市猶太人，他們與歐美城市青年主要的不同，一在於他們有大男子主義的剛愎自用，二在於他們隨時能荷槍實彈。他們對於彼時剛剛戰敗的阿拉伯人的態度令我震驚（也證實了許多年來我所信仰的基布茲只是一種錯覺）；他們談到未來將要佔領並主宰阿拉伯土地時的漫不經心，即使在當時也令我膽寒。回到當時逗留的基布茲後——位於加利利的哈庫克海灘——我感覺自己已然成了一個陌生人。此後沒過幾星期，我就背起行囊回家去了。兩年以後的1969年，我與當時的女友一起回到哈庫克。重訪瑪哈納耶姆時，我遇到了過去一道採橘子的「尤利」。然而他沒有認出我，更沒有像往日那樣問候我，只在經過我們時停下來問了一句：「你在這裡幹甚麼？」對啊，我究竟在那裡幹甚麼呢？

我不認為那些年被浪費或錯付了。相反，如果那10年我跟隨了時代大流，或許不會學到這麼多，不會有如此豐富的記憶。踏入劍橋之初，我就已經經歷——並領導——過一次理想主義的運動，而我的同齡人對這種運動則大多只有理論層面的認識。我已經明白了甚麼叫「信徒」——也同時明白了這樣激烈、極端的身份認同和毫無保留的忠誠，要求一個人付出多麼大的代價。在20歲以前，我就已經歷了對猶太復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群主義定居生活從信奉、跟隨到放棄的全過程：對一個來自倫敦南部的少年來說，已算是不少的經歷了。

在《世外桃源》中，美國小說家勞倫・格羅夫依據真實的歷史背景，虛構了一次——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不遠的未來橫跨數十年——的烏托邦實驗，描繪了一個「桃源理想國」的繁盛和陡然失敗。

也因此，相比我在劍橋的同代人，我對新左派的狂潮和誘惑有更強的免疫力，對自它衍生的更激進的主義——極左主義、第三世界社會主義等——就更興味索然。同理，學生組織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對我毫無號召力，更勿論馬克思女性主義乃至一切性別政治。我曾經並且一直都對任何在身份差異上做文章的政治抱著懷疑態度，特別是拿猶太身份做文章的政治。勞工猶太復國主義最終讓我變成了一個普世主義社會民主人士——也許有點兒早熟。這是一個無心插柳的結果，倘若我在以色列的老師中有誰關注了我的職業發展，定會感到驚恐萬狀。當然，他們是不會關注我的。因為對他們來說，我已被正信拋棄，與死人無異了。

註釋：

註1：朱特所指的新左派泛指1960年代反文化運動時期在英美出現的左翼激進政治運動，主體為大學生。

註2：題圖為1940年至1950年位於內蓋夫地區的一座基布茲社區 Ruhama 的日常生活場景。

《記憶小屋》

【美】 托尼・朱特 著

何靜芝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ISBN : 978-7-5086-5770-7

本書為托尼・朱特罹患「漸凍人症」後口述的回憶錄。在一個個無法動彈的寂靜黑夜裡，朱特以空間為線索搜索、整理了過往的記憶，築成了一棟「記憶小屋」。他坦言，病中的寫作基本上來自對記憶小屋的夜訪。他有時關注小事，描寫祖母的猶太料理、倫敦的綠線巴士、瑞士的小火車。有時放眼大千，論及西歐戰後一代鬧劇式的革命，時代的思想禁錮，以及自己對政治的觀察與參與。這些文字在動人與銳利、私人性與公共性、具體發生的歷史與身處其中的個體感受之間穿梭，追索的既是一個歷史學家的人生歷程，也是二十世紀的複雜歷史。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三輝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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