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別讓我走》｜封鎖思想的高牆始於何處，又止於何地？

上河卓遠文化編按：
本文原標題為「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選自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文學評論集《在其他的世界》（蔡希苑、吳厚平譯）。《在其他的世界》中，瑪格麗特・愛特伍講述了她的一生與科幻小說的關係，從作為兒童讀者的孩提時代，到在哈佛大學求學，學習維多利亞時期的科幻小說形式，再到後來成為科幻小說作家和評論家。在這些文章中，愛特伍詳細講述了烏托邦、反烏托邦以及自己對這些構建的探索，她還探究並闡明了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小說」和「推理小說」的差異。

《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是石黑一雄第六部小說。石黑一雄曾在《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中成功地創作了一位小心伺主、情史空白的英國管家，並因之斬獲了1989年的布克文學獎。而《別讓我走》卻是一部對向任何群體施以泯滅人性的對待所觸發的後果的研究，一次思想深刻、方法高明，卻令人憂慮的研究。因為石黑一雄文筆卓絕，所有的後果都安排得含而不露，全書沒有一處彼莠我良的訓誡，只有一種感覺，那就是該群體對未來的期望已經徹底破滅，讓他們跳出僵化思維模式的大門已經徹底關閉了。倘若讀者一路讀到結尾部分，一定會很想弄明白他或她那看不見的、將思想封鎖的高牆到底始於何處，又止於何地？

石黑一雄喜歡嘗試將不同故事的風格雜糅互融，把各種流行文體形式掠為己用，讓文章形神合一，將小說內容置於一個晦暗的歷史背景中。《我輩孤雛》（When We Were Orphans）一書就是這樣將三十年代的偵探小說與《男孩的冒險書》（The Dangerous Book for Boys）融合到一處，並為之添上一個全新的二戰題材。石黑一雄從不需要假裝某個寫作意圖。《別讓我走》一如既往保持了他的風格，你可以認為這是伊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的女學生故事與《銀翼殺手》（Blade Runner）結合的產物，或者還化入了幾許約翰・溫德姆（John Wyndham）筆下被冷遇的孩子的經典社會形象。比如在溫德姆的小說《蛹》當中的孩子，就像《別讓我走》當中的孩子，讓人毛骨悚然。

故事的敘述者凱西・H，在一個表面上充滿田園詩意的名叫海爾森（Hailsham）的機構內回憶自己的學校生活。（這個「sham」讓人想起查爾斯・狄更斯筆下的海威森小姐，一位專剝削懵懂無知的孩子的人。）起初，你會以為「凱西・H」的「H」是姓的首字母，可是整座海爾森學校沒有一位學生有真正的「姓」。於是，很快，你便明白這所學校的特別之處，比方說，湯米，全校最好的足球運動員，卻常常因為拙於美術而受責罰，而在正常的學校，情況斷然不會如此。

事實是，海爾森是一所「克隆孩子」的學校。這些克隆孩子被生產出來的目的只是為其他「正常」人提供器官。他們沒有父母，也不可以有孩子。一旦畢業，需要先擔任一段時期的「看護」，照顧已經被取走器官的同類。之後，「看護」本人也要完成四次捐獻，直到捐無可捐。（當然這些術語可不是石黑一雄想出來的，他只是讓它們舊詞添新意而已。）這整件事情，像一切應予倫理質疑的人類的偉業一樣，披著委婉隱晦的外衣，掩藏在陰影之內：外面的世界之所以需要這些孩子的存在，只因為貪求他們能給予的益處。但是，外界的人又不想直視真正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假設——雖然故事中從未提及——針對這樣的體制，無論曾經有過怎樣的抗議，都已經被制伏了。到如今，規則已經形成，人們對此也已經司空見慣，覺得理所當然，如同很早之前的奴隸制度一樣，無論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本人都習以為常。

下面是小說的背景。石黑一雄其實對器官捐獻和克隆沒有多大興趣。（你也許會好奇到底是哪四個器官，一個肝臟，兩個腎臟，一個心臟？但是難道連第二個腎臟也捐出去了，人不會死嗎？或者，我們還會同時額外奉送我們的胰腺？）這篇小說也不想描寫未來的恐怖。故事也不是發生在英帝國尚未崛起之時，而是在英帝國已經沒落之時。而克隆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就存在。凱西・H 在1990年代末剛剛三十出頭，照此算來1970年代到1980年代間，正是她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與石黑一雄十分相近。石黑一雄本人1955年出生於長崎，五歲時隨家遷往英格蘭。（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童年與他的小說間一定存在某種聯繫：幼年的石黑一雄一定親眼看見許多人年紀輕輕就撒手人寰，可這又絕非因他們犯了甚麼過錯。）小說中許多的視覺細節也非常真實，例如海爾森的風景，運動員的更衣室，教師與學監，甚至連凱西聽音樂用的都是磁帶而不是 CD 機。

凱西・H 對自己的命運之不公沒有絲毫怨言。事實上，能生長在海爾森這樣出色的學校而不是標準的器官農場讓凱西感到十分幸運。與大多數人一樣，她對人際關係相當關注：對與自己最好的朋友，霸道的、掌控欲極強的露西之間的關係就十分在意，還有她愛的男孩，湯米，那個親切的、繪畫蹩腳的足球健將。石黑一雄的筆觸幾近完美：凱西，聰明又普通；談起話來就是一副敏感至極的小姑娘的絮絮叨叨的樣子：不斷回憶過去的對話，把每一個評論，每一次拉扯、擁抱、打擊、怠慢和拉幫結夥的事都記錄下來。對任何一位曾保存著少年時代的日記的人來說，這樣的情形既熟悉又可憎，既可怕又欲罷不能。

在她成長的過程中，凱西・H 為許多長期困擾著她的問題找到了答案：為甚麼讓孩子們畫畫很重要？為甚麼他們的畫全被收走了？既然無論如何都註定年紀輕輕就死去，接受教育對他們來說有甚麼重要意義？他們到底還是不是「人」？這是在特雷津集中營裡繪畫的孩子發出的讓人脊背發涼的回聲，是折出紙鶴卻死於輻射的日本兒童發出的令人不寒而慄的共鳴。

藝術的用途是甚麼？小說中的眾人物只將這個問題局限在同自身的環境的關係上，但無疑地，他們代表每一個與藝術休戚相關的人問出了這個問題：藝術的用途是甚麼？認為藝術必須服務於某個用途，承載某個清晰的社會功能，比如：讚頌神威，提振人心，宣禮化夷的觀念幾乎從柏拉圖時代開始就一直將我們包圍了。到了十九世紀更成為一種專橫強制的理念。即使當下，它依舊在我們身邊遊蕩，特別是當家長和老師為學校課程爭得不可開交之時。雖然在《別讓我走》之中，藝術確實發揮了某種作用，可惜並不符合故事人物所苦苦期待的願望。

《別讓我走》的一個核心主題即是「圈外人」的境遇，以及這些「圈外人」如何又在自己的內部進行分化，組成眾多小的「圈內人」。這些被排擠的人並不能因為自身遭受排擠而從此決不排擠他人。即便等到他們死去，露西、湯米，以及其他器官捐獻者組成的一個驕傲又殘忍的小團體，依舊把凱西・ H 排除在外。因為從不曾捐獻，她不可能真正理解這件事。

這本書亦是關於我們以人吃人的方式保證自己一路順暢的行為傾向的思考。娥蘇拉・K・勒瑰恩寫過一篇短篇故事《離開歐麥拉的人》（The One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書中多數人的幸福完全建立在少數被犧牲掉的人身上。《別讓我走》就像它的姊妹篇。海爾森的孩子就是人類的犧牲品，獻祭在大多數人提高健康水準的聖壇上。因為有這些從嬰兒時期就開始為了器官而被生產製造出來的孩子——比如幫助痛苦的兄弟姐妹——海爾森的學生的困境將有著更加普遍的意義。誰將擁有你的身體？誰有權把它捐獻出去？凱西的不甘心，夥伴們最終面對一直等待他們的命運的事實——痛苦、殘損與死亡，足以解釋為甚麼在凱西對同伴的生活的描繪裡，獨獨缺少與身體有關的內容。所有人都不吃，也不嗅，連主要的幾個人的相貌也是語焉不詳，甚至連性愛也是奇怪的，毫無生氣的。只有關於山川風景、房屋建築和天氣的描繪頻頻出現。凱西似乎一直將自我感覺遠遠地投注在身體之外的部分，僅為求得少受一點傷害。

最後，這本書是關於我們想要把事情做好，獲得贊同的願望。孩子們最強烈的願望就是能得到「拍拍腦袋」的獎勵——長成一位「好的看護」，能為捐獻了器官的人減輕痛苦；或者長成一位好的「捐獻者」，可以撐過全部四次捐獻——這是多麼讓人心碎的願望。然而，正是這樣的願望將他們困死在籠子裡：沒有人思考怎樣逃走，向社會上的「正常」人尋仇。露西選擇瑟縮在矯揉造作的外殼之下，躲進自己的白日夢裡——也許有一天她可以得到一份辦公室文員的工作。而湯米則時不時對遭遇到的不合理大發雷霆，繼而又為自己的失控道歉。海爾森的世界，和我們身處的環境一樣，大多數人還是按照吩咐做事。

很明顯，有兩個詞一直反復出現。一個，如你所料是「正常」，而另一個則是「期望」，像小說的最後一句話：「無論在何處，我都得按照別人的期望去做。」定義「正常」的是誰？告訴我們應當做甚麼的又是甚麼人？這些問題在非常時期只會愈發緊迫。除非我們錯得離譜，在不遠的將來，它們必然駭然而現。

《別讓我走》不可能符合每個人的心意。小說裡沒有英雄，結局也不能給人慰藉。儘管如此，它依舊是一位技藝純青的大師的高超的作品。他選擇了一個艱難的主題：「自我」，一個從鏡子中看到的，隱蔽在陰暗處的自我。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上河卓遠文化

《01哲學》，哲學入門，深入淺出，更好地理解，更好的邏輯。
立即下載《香港01》App：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