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分裂症和社會（下）：作為過程的分裂症

（二）作為過程的分裂症

第一部分 精神分析和「分裂症」家族

問題有兩個方面：分裂症不確定的外延，和構成整體上的分裂症的症候的本質。症候的本質讓它們很難系統化或整合為一個容貫的和穩固的可定域實體。它們在縫隙處分崩離析了。分裂症就是在任何地方都紊亂不堪，不停地避開自身的綜合症。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用主要的兩極來概括了他的早發性癡呆的概念：（1）青春期分裂症是後青春期的精神症狀，展現出崩潰的現象；（2）作為呆滯形式的僵直症具有肌肉活動上的問題。1911年，尤金・布魯勒（Eugene Bleuler）創造了分裂症一詞，他強調的是關聯功能的碎片化或功能性紊亂。最重要的紊亂就是它們之中缺乏任何關聯。但這種碎片化的聯繫也是人的解體的一個負面產物，與實在的分裂，內在生命具有了某種有限性或自治性，讓內在生命成為嚴格的自我封閉的東西（布魯勒的「自我中心主義」一步步地強調的是：「我幾乎是在說，原初的紊亂一開始是應用在內在本能的生命之上」）。似乎從其呈現的狀態來說，精神治療在試圖建立分裂症的在動因和症候上廣泛統一的意圖，幾乎沒有甚麼成就，反而在整體上的紊亂人格中發現了它，所有的症候在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更有前途的是尤金・曼可夫斯基（Eugene Minkowski）尤其是路德維希・賓斯萬格（Ludvig Binswanger）作出的努力，他們在「在世存在」的心理形式上尋找它的統一，尋找它的空間化和時間化（「跳躍」、「旋渦」、「皺縮」、「淤塞」）。我們也不要忽略吉塞拉・潘可夫（Gisela Pankow），他將分裂症鎖定在身體形象中，使用了時間和空間的實踐方法來重新祛除人格紊亂的分裂現象，並讓精神分析可以治療它（「修復身體形象上被破壞的區域，成功地接近家族結構」【註5】）。

然而，真正的困難在於將分裂症看成具有某些經濟特徵的東西，像這樣，不是將它還原為在一個人身上產生的間隙性或破壞性的特徵。這些否定性的特徵包括了在一個預設的結構中分裂症導致的虧空和紊亂。不可能說，精神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逃離這種本質上十分消極的角度，因為精神分析與分裂症有著曖昧不清的關係。一方面，精神分析意識到它診斷的材料來自於精神疾病（對於蘇黎世時期的佛洛伊德來說就是這樣，對於梅蘭妮・克萊因和雅克・拉岡來說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因為精神分析的方法是根據神經現象來調整的，如若要發現一條通向精神疾病的門徑，會經歷十分嚴重的困難。佛洛伊德在神經症和精神病之間做出了十分明確的區分：在神經症那裡，現實原則受到保護，換來的是「情結」的壓抑；而在精神疾病那裡，情結在意識中顯現，換來的是逃離外部世界的力比多導致的對現實的摧毀。拉岡的研究提出了神經壓抑（包括「所指」）和精神排斥（這是象徵秩序中處在「能指」層面上的操作，這是結構上的一個洞，一個空位置，它導致了在象徵界之中的被排斥的東西重新在真實界中作為幻覺出現）之間的區別。現在，分裂症是這樣的人，即他不可能認識或處置他自己的欲望。如果精神分析師問道：允許精神分析機制來「接管」他的分裂症所遺失的東西是甚麼，那麼否定性的角度就得到了鞏固。

分裂症中所遺失的東西有可能正好是伊底帕斯（Oedipus）那裡的某種東西嗎？從最早的階段開始，它是否是弑父娶母情結（二者都可以解釋俄狄浦斯結構上存在著裂隙）的變形？依照拉岡的說法，摩德・曼諾尼（Maud Mannoni）提出了「對父親能指的原初排斥」，這樣「伊底帕斯的角色就到位了，但如果將各種結果並列起來，就存在某種類似於空位置的東西。這個空位置仍然十分神秘，開啟了欲望所引發的焦慮」【註6】。然而，並不十分確定一個毋庸爭辯的家族結構，是否就是分裂症的好的衡量單位，即便這個結構延伸到三代人，包含了祖父母。研究「裂殖」（schizogènes）家族，或家族中的裂殖機制，是傳統精神治療、精神病學、精神分析、甚至反精神治療的共同特徵。他們工作中令人失望的是，他們都引用的機制（例如，格列高利・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雙盲或同時遺漏了兩種彼此對立的資訊秩序：「做這個，但不要做這個……」）事實上是所有家庭中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平平淡淡的部分，沒有讓我們弄明白分裂症的生產方式。即便我們用一個父親作為隱喻，或者以父親之名成為與語言共存的能指，讓家族參照系具有了特有的象徵權力，我們仍然無法逃脫狹隘的家族話語，其中，分裂症是通過預設排斥某個能指來否定性地界定的。

第二部分 突破走向「更多的實在」

奇怪的是，分裂症何以不斷地回到並非它們自己的問題上，這一點十分明顯：父親、母親、法律、能指等等。分裂症並非如此，也沒有理由得出結論說分裂症缺少某種他並不涉及的東西。貝克特和亞陶已經說得十分明白了：我們應該使用藝術家或作家擁有的觀念，他們對分裂症的洞見比精神治療師和分析師要深刻得多。一旦我們用否定或匱乏的術語來界定分裂症（如紊亂、失去真實、自我中心主義、排斥），以及當我們用家族結構（這種匱乏就出現在家族結構中）來塑造分裂症時，我們也會犯同樣的錯誤。事實上，譫妄現象絕不會再生產出以匱乏為中心的家族傳說，即便從虛構角度來說也是如此。相反，譫妄是歷史的溢出，是普世歷史的隨波逐流。種族、文明、文化、大陸、王國、強權、戰爭、階級和革命都混雜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並不需要深入研究譫妄。在譫妄中，你們發現了黑人、猶太人、中國人、蒙古人，雅利安人。譫妄是由政治和經濟組成的。沒有理由相信譫妄表達的東西僅僅是其展現出來的內容。譫妄表達的是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欲望得以流動到整個社會歷史領域之中，通過這種方式，無意識欲望囊括了它無法化約的物件。即便在家族問題上的譫妄式的交流時，貫穿於家族的洞、切口、流溢，並將其視為裂殖，這些問題在本質上是超家族的，導致了整個社會領域都被捲入到無意識決定當中。正如馬塞爾・雅閣（Marcel Jarger）說得不錯：「無論精神治療的大師在想些甚麼，精神病人所說的東西都不僅僅是清楚地表達了他們個體的精神紊亂。在其所有方面，瘋癲的話語與另一種話語相關聯，即歷史話語、政治話語、社會話語、宗教話語，說的是每一個東西」【註7】。譫妄並不是圍繞父親之名，而是圍繞著歷史之名構築起來的：專名。彷彿分裂症在無器官身體上（我感覺到我在生成……）穿越的強度的區域、界檻、梯度，是由種族、大陸、階級、人格等專名來決定。這並不是將分裂症等同於人。相反分裂症借助專名，辨別了無器官身體上的那些層面和區域。

那麼，我們就需要用肯定的詞語來描述分裂症。「紊亂」、「自我中心主義」、「失去真實」，對於那些想要壓制分裂症的人來說，是很方便的詞語。「紊亂」是一個很貧乏的詞彙，指的是那些組成了特殊的分裂症機器的元素的狀態——我們可以從肯定的角度來確定分裂症機器——在這個方面，我們很快意識到缺乏關聯所擔當的機械性角色。「自我中心主義」也是一個貧乏的詞彙，它指的是無器官身體以及它之上所有的流溢，這與脫離現實的內在生命沒有關係。「失去真實」，我們如何評價那些在一個無法支撐的點上接近真實的人（亞陶在他的《神經儀器》（Le Pèse-Nerfs）中寫道：「這種感受，與心靈相關聯，打破了物質的聲音」【註8】）？與其從給人帶來巨大摧殘的浩劫來界定分裂症，或者從結構上出現的洞和裂縫來解釋分裂症，我們不如將分裂症理解為一個過程。當克雷佩林試圖提出他的早發性癡呆概念時，他並不是從動因或症狀來界定，而是將其看成一個過程，一個發展和中斷的過程。不幸的是，他將中斷狀態視為整體的明顯崩潰，為了讓病人的自然生命得以安寧，他主張將病人關起來。今天卡爾・雅思佩斯和隆納．萊恩（Ronald D. Laing）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理解過程的觀念：斷裂、迸發、突破，它摧毀了人格的連續體，讓它走上「更為真實」的旅程，有強度的和恐怖的旅程，它遵循的是同時吞噬了自然和歷史，有機體和精神的逃逸線。這就是為甚麼分裂症的器官－機器，無器官的身體，以及身體互動的強度流，導致了機器與飄蕩不定的歷史之間的關聯。

現在我們看到偏執狂與分裂症之間的差異（即使分裂症的形式往往會被貼上偏執狂的標籤）：偏執狂「我－不想－留下－你－一個人」和分裂症「讓－我－一個人」，偏執狂組合了符號，分裂症則是機器裝置，偏執狂有巨大的整體，分裂症只有細微的多元性，偏執狂有著巨大的反應綜合的領域，分裂症只有積極的逃逸線。如果分裂症似乎就像今天社會的病症一樣，那麼我們不應該尋求將我們的生活方式一般化，而是要尋找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本質的機器。我們的社會不再在符碼和領土基礎上起作用。恰恰相反。它們在廣泛的解碼和解域化的基礎上發揮作用。與恢復符碼，重新創造領土而瘋狂的偏執狂不同，分裂症不停地走向自我解碼和自我解域化運動（這就是分裂症的突破，旅程或旅途，它們的過程）。分裂症就像我們社會的界限一樣，不過是一種被迴避的界限，總是被放棄。萊恩理解了分裂症的真正問題所在：我們如何突破（breakthrough）一個不會崩潰（breakdown）的東西【註9】？我們如何可以阻止無器官的身體在緊張性僵直症中徹底停擺？譫妄的敏感狀態如何克服其伴生性焦慮，不會讓位於一種慢性的耗竭狀態（我們通常可以在醫院裡看見這種狀態，最終會陷入到完全崩潰的狀態）？在這個方面，醫院裡常用的條件，以及在家庭裡的條件，都不太令人滿意。似乎正是醫院化，家庭化恰恰產生了自我中心主義和失去真實的症狀。生命化學的力量如何以這種方式與分裂分析相結合，讓分裂症不會變成其對立面，也就是說，將分裂症的禁閉起來？用何種組織，甚麼樣的團體來做這個事？

註解：

註5：Gisela Pankow, L’Homme et sa psychose, Paris, Aubier-Montaigne,1969, coll. « La chair et l’esprit», IV, A., p. 240.
註6：Maud Mannoni, Le Psychiatre, son fou et la psychanalyse,Paris, Seuil, 1970, p. 104.
註7：Marcel Jeager，«L’Undergrowwd de la folie » in Partisan, fevrier 1972.
註8：Antonin Artaud, Le Pèse-nerfs in Œuvres complètes, I, Paris, Gallimard,1956, reed. 1970, p. 112.
註9：Ronald D. Laing, La Politique de l’experience, Paris,Stock, 1969, p. 93. 文中的英文「breakthrough」和「breakdown」，是德勒茲的原文用詞。

* 本文出自 Encyclopedia Universalis, vol. 14，Pari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1975, p. 692-694. 德勒茲著，藍江譯。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激進陣線聯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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