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賑災小記：讀《想像災難：東京與1923關東大震災的視覺文化》

作者｜思兼

眾所周知，日本是自然災害頻繁之國。每年日本都遭遇颱風帶來的風災與水災，以及不定期來襲的地震。我們印象最深的，恐怕是2011年3月11日的東日本大震災，遺留的生態問題、社會問題以至受災者的心理問題，很多都仍然未能解決。

對於這個多災多難之地，瀏覽亞洲（包括日本本國）的傳媒報導，除了是滿目瘡痍的景象外，通常還有日本人克己互助，共度時艱的景象。這時候網絡上就會有不少留言稱讚日本人的素養與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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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雖然對災難的報導手法各有不同，但卻有一定的傾向。美國杜克大學藝術史及視覺文化教授維森菲爾德（Gennifer S. Weisenfeld）曾深入研究1923年關東大地震發生後的媒體報導手法，尤其是當中的視覺元素。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中提到「景觀不僅是影像的集合，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影像串聯起來」。換而言之，由於我們很難親身到北海道觀察災況，成千上萬的影像疊加起來，就成為我們對「北海道地震」的想像。

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時，繪畫、攝影、電影各自表現出對於地震不同面向的想像。繪畫集中在地震、大火跟神祇、神罰的關係（如下圖），攝影及電影則多用作反映真實環境，尤其是災後的廢墟圖片。此外我們非常難找到死難者照片，北京大學外語系副教授王京在《關東大地震與航空寫真》中提到，在關東大地震之後兩日，亦即1923年9月3日刊行的《報知新聞》號外，因為載有燒死者的照片而遭查禁。或者因為這樣，之後媒體報導關東大地震的慘況，更多會採用高空拍攝（鳥瞰或斜拍）。

「多難興邦」：災難、戰爭與國家的合流

在日本，災難跟國家記憶密不可分。災難的破壞與傷痛常常被吸納作為國家的集體回憶，並以此呼籲國人及市民自強的鼓舞說辭。

在關東大地震後不久，由講談社出版的《大正大震災大火災》中就將死難者比擬為名士。亦將東京的復興視為一場戰鬥，眾人必須要「勇往直前」、「肅然、凜然、毅然」地重新建設大東京。更將勇氣視為最大美德：「【在地震後的】此際，我們第一需要勇氣，第二需要勇氣，第三、第四仍然是勇氣。」然而，更有趣的是，被國家收編的災難記憶並不是只在災難後穩定社會。它還以特別的方式流傳給下一代：日本小學生在背誦關東大地震發生年份1923年時的諧音口訣是「地震、人搖、國散。」（地震ひと（1）揺れ国（92）さん（3）ざん）。這同樣將國族災難記憶在普及教育的教程中傳揚並保留下來。

然而，維森菲爾德認為，最能顯示到兩者合流的要數東京都慰靈堂（Tokyo Metropolitan Memorial Hall）。於1930年時，時稱震災紀念堂中安放無名者的骸骨。然而到了1944年，東京都被美軍多次空襲，約半年間造成超過十萬人死亡。後來在1948年，無名者骸骨也是安放在這裡。1951年震災紀念堂改稱現名。直到1973年，有關當局為於關東大地震中喪生的近六千名韓國人樹立紀念碑。

至此，災難（不論天災還是人禍）都被綑綁在一起，以傷痛作為基調，成為日本民族的創傷回憶。然而，發生在東京的災害與發生在偏遠地區的災害，在日本人的眼中非常不一樣。文首提及的災害會不會成為國家記憶的部分，還是漸漸被遺忘，實在無法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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