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斯·福山︱反對身份政治：新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上）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
翻譯｜蘇子瀅
原創｜澎湃思想市場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從這些變化中受益。在以發達民主國家為主的許多國家中，經濟不平等也極度加劇，因為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流向了富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的貨物、金錢和人口從一處向另一處轉移，帶來了破壞性的變化。在發展中國家，以前用不上電的村民突然發現自己住進了大城市，開始看電視、用手機上網。中國和印度出現了一大批新中產階級——但他們做的工作取代了發達國家原本的中產階級的工作。製造業從美國和歐洲平穩地轉移到了東亞及其他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同時，在服務業日益占主導地位的勞動力市場中，男性正被女性取代，低技能工人則被智慧型機器取代。
這些變化最終減緩了朝日益開放和自由的世界秩序演變的進程，這一進程開始搖擺，很快就扭轉了方向。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09年開始的歐元危機，是最後一擊。在這兩次危機中，精英階層制定的政策都導致了大幅度的衰退、高失業率和無數普通工人收入的下降。美國和歐盟是採取自由民主制的主要典範，因此這幾次危機也損害了整個自由民主體系的聲譽。
事實上，近年來民主國家的數量有所下降，民主制幾乎在世界各個地區都有所撤退。同時，許多專制國家則變得更自信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一些似乎很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國家——包括匈牙利、波蘭、泰國和土耳其——已經倒退。2010-2011年的阿拉伯起義擾亂了中東的獨裁統治，但在民主化方面沒有取得甚麼成功：起義後專制政府仍然掌權，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葉門深受內戰折磨。更令人吃驚、也或許更重要的是，2016年民粹民族主義在世界上最老牌的兩個自由民主制國家取得了選舉的成功：英國選民投票脫歐，特朗普則在總統競選中令人不安地意外取勝。
這些事態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都與全球化的經濟、技術轉型有關。但它們也取決另一個現象，即身份政治的興起。二十世紀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問題規定的。左翼政治以工人、工會、社會福利專案和再分配政策為核心；右翼則主要關心縮小政府規模，並發展私人產業。然而，規定當今政治的與其說是經濟或意識形態問題，不如說是身份問題。在如今的許多民主國家中，左派對構建範圍更廣的經濟平等的關注減弱了，轉而更多地關注如何促進各個邊緣群體利益，如少數民族、移民、難民、婦女和LGBT群體。與此同時，右翼將其核心使命重新定義為對傳統民族身份的愛國式維護，這種身份通常明顯是與種族、族裔或宗教相關。
這一轉變顛覆了一種長期以來的傳統，即認為政治鬥爭是經濟衝突的反映。儘管物質性的個人利益很重要，人類會也受到其他力量的驅動，這些力量更能解釋如今的狀況：世界各地的政治領袖都憑著這樣一種觀念動員支持者，即他們的尊嚴被冒犯了、必須恢復這種尊嚴。
當然，這種呼籲在一些國家已經是老生常談。比如俄羅斯總統普京談到了蘇聯解體的「悲劇」，並指責歐美借俄羅斯在1990年代虛弱之機擴大北約。但是，對受屈辱的憤恨在民主國家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黑人生命平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發源於一系列廣為人知的員警殺害非裔美國人的事件，它也促使世界其他地區關注員警暴行的受害者。大學校園和美國各地辦公室裡的女性，對似乎普遍存在的性騷擾和性侵犯感到憤怒，她們認為男性夥伴們根本不把她們看做和自己平等的。變性人——他們之前並沒有被普遍當做區別對待的目標——的權利引起了一時的轟動。許多投票給特朗普的人都嚮往更加美好的過去時光，他們認為那時候自己在社會中地位的更穩固。
群體開始一次次地認為他們的身份——無論是民族、宗教、種族、性、性別還是其他的身份——沒有得到足夠的承認。身份政治不再是個次要現象，僅限於大學校園內，或者為大眾媒體推動的「文化戰爭」中的低成本、小規模衝突提供背景。相反，它已成為解釋全球事務進展的主要概念。
這種狀況為現代自由民主國家帶來一個重要挑戰。全球化引發的經濟、社會急速變化使社會變得更多樣化，並產生了要求對原本被主流社會忽視的群體予以承認的要求。這些要求引起了其他群體的激烈反應，他們產生了地位喪失、被取代的感覺。民主社會正斷裂為按照日益狹窄的身份劃分的碎片，這對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展開商議和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構成了威脅。這條路只會導致國家崩潰，以失敗告終；如果這些自由民主制國家不能回歸於對人類尊嚴的更普遍的理解，它們將會使自己——以及整個世界——陷入無盡衝突的厄運。
福山9月即出的新著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靈魂的第三部分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的行動是由對物質資源或物品的欲望驅動的。對人類行為的這種理解深深植根於西方政治思想，構成了大部分當代社會科學的基礎。但這一理解忽略了古典哲學家們發現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對尊嚴的渴望。蘇格拉底認為這種對尊嚴需求構成了人類靈魂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它與「欲望的部分」和「計算的（calculating）部分」並存。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稱這一部分為「激情」（thymos），英文勉強翻譯為「精神」（spirit）。
在政治上，激情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我所說的「特大激情」（megalothymia）：渴望被視為高人一等。前民主社會基於等級制度，它們認為某一階層的人——貴族階層（nobles, aristocrats）、王室成員——固有的優越性是社會秩序的基礎。「特大激情」的問題在於，每當一個人被視為高人一等，就會有更多的人被視為低人一等，後者作為人價值得不到公眾的承認。一個人得不到不尊重時會產生強烈的憤恨感。另外一種同樣強大的感受——我稱之為「平等激情」（isothymia）——則使人希望被看做和其他人一樣好。
現代民主制的興起是「平等激情」戰勝「特大激情」的歷程：只承認少數精英權利的社會被承認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取代了。二十世紀，階級化的社會開始承認普通人的權利，被殖民的國家也爭取獨立。美國政治史上反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爭取工人權利和婦女平等的偉大鬥爭也是由這樣一種要求驅動的：希望擴大能被政治體系承認為完整人類的個體的範圍。
然而在自由民主制國家，法律規定的平等並沒有引起經濟或社會上的平等。對一系列群體的歧視依然存在，市場經濟也造成了巨大的結果不平等。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總體上富有，但在過去30年間，收入不平等的現象極度加劇了；大部分人口收入增長停滯，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經歷了階層的下滑。
人們對個人經濟地位受到威脅的感受，或許有助於解釋美國及其他地區民粹民族主義的興起。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高中以下的美國工人階級，近幾十年來的處境一直不好。這不僅反映在收入停滯或下降和失業上，也體現為社會崩潰。對非裔美國人來說，這一過程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大規模移民十年之後）就開始了，當時黑人移居至芝加哥、底特律和紐約等城市，許多人在肉類加工、鋼鐵或汽車行業找到了工作。當這些部門衰落、男性開始因去工業化而失業，一系列社會弊病隨之而來，包括犯罪率上升、可卡因流行以及家庭生活狀況的惡化，這使貧困從一代人傳到了下一代人。
在過去十年間，這種社會衰退已經蔓延至白人工人階級。阿片類藥物的盛行掏空了美國各地的農村白人工人階級社區；2016年，嚴重的藥物濫用導致60000多人因吸毒過量而死，這是該地區每年死於交通事故的人數的兩倍。2013至2014年間，美國白人男性的預期壽命有所下降，這在發達國家十分罕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白人工人階級兒童的比例也從2000年的22%上升至2017年的36%。
但是，把特朗普送進白宮（也促使英國投票脫歐）的新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驅動力，或許也在於人們感到被忽視了（perception of invisibility）。憤憤不平、害怕失去中產階級身份的公民指責精英階層，認為他們忽視了自己，同時也指責那些在他們看來得到了不公正的優待的窮人。經濟困難往往被個體視作身份的喪失，而不是資源的喪失。努力工作應該能為個體贏得尊嚴，但許多美國白人工人階級認為他們的尊嚴沒有得到承認，政府還給那些不願遵守規則的人提供了過多的好處。
收入和地位的關聯有助於解釋，為甚麼民族主義或宗教保守主義的呼籲比傳統的、從經濟階級出發的左翼呼籲更有效。民族主義者對那些不滿的人說，他們一向是一個偉大國家的核心成員，而外國人、移民和精英一直在密謀壓制他們。「你的國家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他們這樣說，「你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得不到尊重。」宗教右翼也有一套類似的說法：「你是偉大的信徒團體的一員，這個團體被不信教的人背叛了；這背叛導致了你的貧困，也是對上帝的犯罪。」
這種說法的盛行解釋了為甚麼移民在那麼多國家都備受爭議。移民和貿易一樣，能提高整體的GDP，卻沒有惠及社會中所有的群體。占多數的族裔幾乎總把移民看做對他們文化身份的威脅，尤其是在跨境人口流動如近幾十年這般頻繁的情況下。
然而，對移民的憤怒本身還不足以解釋為何歐美民族主義右翼近年來也吸引那些原本支持左翼政黨的選民。右轉的趨勢也表明，當代左翼政黨沒能與那些相對社會地位由於全球化和技術變革而下降的人對話。過去的進步主義者，訴諸對富有資本家的剝削和憤恨這一共同經驗：「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在美國，從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一直到1980年代羅奈爾得·雷根掌權，絕大多數工人階級選民都支持民主黨。歐洲的社會民主制也是在工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團結的基礎上建立的。
但在全球化時代，大多數左翼政黨都改變了策略。他們不再圍繞大的群體——如工人階級或遭受經濟剝削的人——建立團結，而開始關注越來越小的群體，這些群體感到自己以各種不同的、獨特的方式被邊緣化了。普遍和平等承認的原則，轉變為對特殊的承認的要求。這種現象也逐漸從左翼轉移至右翼。
（未完待續）
本文原標題為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載《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18年9/10月號，Vol. 97，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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