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從法治國到安全國
譯者｜孫健，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碩士
校對｜aowen，巴黎第四大學哲學碩士
本文譯自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De l’Etat de droit à l’Etat de sécurité》，原刊於《世界報》（Le Monde）2015年12月23日。
前言
對於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而言，緊急狀態並不是保護民主的盾牌，相反，它總是與獨裁相伴。
如果不把緊急狀態放在我們熟悉的國家模式劇變的語境中，我們便無法理解，法國將其延長（至二月底）的真正利害。首先應當揭露不負責任的政客的謊言，他們聲稱緊急狀態是民主的盾牌。
歷史學家非常清楚，真相恰恰相反。極權政府正是通過設立緊急狀態這一途徑在歐洲生根發芽。在希特勒奪取政權之前的幾年，魏瑪民主社會黨政府便曾頻繁地求助於緊急狀態（即德語中的例外狀態），我們可以由此認為，早在1933年之前，德國就已經終結了議會制民主。
然而，希特勒掌權之後的首要行為，便是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且再也沒有撤回。我們為納粹在德國犯下罪行而沒有受到制裁感到震驚，卻忽略了這些行為曾是完全合法的，因為德國當時處於緊急狀態下，個人自由被懸置了。
我們不能預言，相似的情景在法國不會重現：可以毫無困難地想像，當社會黨政府使公民習慣於緊急狀態之後，一個極右政權便可利用它達其目的。在一個緊急狀態被延長的國家裡，員警行動逐漸取代司法權力，我們可以預料，公共機構將快速且不可逆轉地退化。
維持恐懼
當下尤為明顯的是，緊急狀態被列入將西方民主推向如今稱作「安全國」（l’État de sécurité）的進程之中。「安全」這個詞在政治話語中如此常見，以至於我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說，「安全理性」已經取代了過去我們談論的「國家理性」。然而，對於這一新型政府形式的分析卻乏善可陳。由於安全國既不屬於法治國（l’État de droit），也不屬於傅柯所說的「規訓社會」，這裡便有必要做一些界定，以便得出一個可能的定義。
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模式對政治哲學有著深遠影響，在這個模式裡，權力通過契約移交給君主，這份契約預設了相互的恐懼以及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國家便是來終結恐懼的。在安全國裡，這一模式顛倒了，國家持久地建立於恐懼之上，並應不遺餘力地維持恐懼，因為國家從恐懼中獲得其根本功能和合法性。
傅柯已經指出，當「安全」這個詞首次出現在法國大革命前重農主義政府的政治主張中時，重要的並不是預防災難和饑荒，而是任其發生，以便隨後能夠治理災難並將其引向人們認為有益的方向。
毫無司法含義
與之類似，當下涉及的安全，並不在於預防恐怖主義行為（況且這極其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安全措施只有在事後才有效，而根據定義，恐怖主義是一系列首發事件），而是力求與人建立一種新型關係，一種籠統的、沒有限制的控制關係，其中尤其重要的部署，是針對公民資訊和交流資料的總體控制，包括獲取電腦內容的所有資訊。
這樣做的危險，首先是有可能持續演化，誕生出恐怖主義與安全國之間系統性的關係：假設國家需要恐懼來使其合法化，就應當製造恐懼，或者至少，不阻礙恐懼的發生。一些國家便是如此，他們的外交政策扶持著我們在國內打擊的恐怖主義，並且與已知的恐怖組織資助國保持著良好關係，甚至向其銷售武器。
其次，相當重要的一點，是公民和人民政治地位的改變，他們曾被認為是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在安全國中，一種可以稱之為公民逐漸非政治化的的趨勢不可抑制地出現，公民的政治生活縮減為選舉投票。這一趨勢因為納粹法學家曾將其理論化而更加令人不安，他們將人民定義為首先是非政治的元素，而國家應當確保其安全和發展。
然而，根據納粹法學家，僅有一種方式能將這個非政治元素政治化：通過同樣的祖先和種族，將人民與外國人和敵人區分開來。這裡並不是要將納粹國和當代的安全國混淆：需要理解的是，如果我們將公民非政治化，他們就會一直處於被動狀態，除非使用針對外國敵人的恐懼來鼓動他們，尤其當這些外國敵人並不僅僅來自外部時（就像德國的猶太人，法國今日的穆斯林）。
不確定性和恐怖
應當將剝奪雙重國籍者國籍的可怕計畫放在這個框架下考量，它讓人想起一條1926年的法西斯法令，關於剝奪「義大利公民身份中的的劣民」的公民權，以及關於剝奪猶太人公民權的納粹法令。
第三點，其重要性也不容低估，便是在公共領域建立真理和確定性的標準發生了巨大轉變。在對恐怖主義罪行的報導中，細心的觀察者最先注意到的，是對建立司法確定性的全面拋棄。
眾所周知，在法治國中，罪行只能通過司法調查來證實，而在安全國的範例下，我們應當滿足於員警以及依附於它的媒體的言論——也就是說兩個向來可信度極低的機構。事件的匆忙重建異常模糊，有著明顯的矛盾，有意規避核實和造假的所有可能，往往更像是流言而非調查。這意味著，安全國必須保障公民的安全，便需要公民始終處於對其威脅者的不確定性中，因為不確定性和恐怖並駕齊驅。
在11月20號頒佈的緊急狀態法案中，我們便能感受到類似的不確定性，援引如下「有嚴肅理由認為，每個人的行為都有可能構成對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威脅」。很明顯，「有嚴肅理由認為」這一用語完全沒有司法含義，它給了「認為」的人以裁定權，可以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使用。或者說，在安全國中，這些不確定語式成為準則，而它們之前一直被法學家認為有違法律確定性原則。
公民的非政治化
類似的模糊性和不準確性在法國政客的宣言中重現，他們認為法國處在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中。一場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在字意上便是矛盾的，因為戰爭狀態正是通過能夠明確識別敵人來定義的。與之相反，在安全國的觀念中，敵人應當是模糊的，以便於任何人——內部的，同時也有外部的，都能夠被認為是敵人。
維持普遍恐懼的狀態，將公民非政治化，拋棄所有法律確定性，便是安全國的三個特徵，已經足夠讓人不安。因為這意味著，一方面，我們正逐漸轉入的安全國做的事情與它承諾的相反——如果安全意味著擔憂（sine cura）的缺席，安全國卻在維持恐懼和恐怖。另一方面，安全國是一個員警國，因為借由司法權的消退，它將員警自由決定權的空間系統化，在緊急狀態成為常規的情況下，員警行使著越來越多的主權。
通過逐漸將公民非政治化，安全國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強勢恐怖主義，它超出了我們所熟知的政治領域，指向一個不確定的區域，當中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混淆，我們無法定義其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