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馬斯｜現代性：一項未完成的方案（下）
作者｜尤爾根・哈伯馬斯
譯者｜劉清越，英國肯特大學藝術史碩士，從事藝術史研究和視覺文化研究。
文化的虛假否定的替代方案
我認為，我們應當從那些錯誤的運動以及伴隨著現代性方案產生的一系列偏差中總結經驗，而不是放棄現代性和現代性方案。如果我們把對藝術的接受作為一個例子，或許至少能夠提出一種走出文化現代性困境的方案。藝術批評自浪漫主義發展至今，它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矛盾，隨著前衛藝術運動的興起，這種矛盾變得更為極端化。藝術批評聲稱其自身具有雙重角色，它一方面作為藝術作品具有推動作用的補充，同時又作為辯護者，提供解釋以滿足公眾需求。資產階級藝術將這兩種方式同時傳遞給了它的公眾：一方面，欣賞藝術的外行需要把自己提升到和專家一樣的水準；另一方面，他又可以把審美經驗聯繫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從而扮演起鑒賞家的角色。或許第二種方式是更加無害的接受模式，因為它可以避免由於和第一種方式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而喪失自身的激進特徵。
無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被當作一個專家的、自主性問題而進行專業化處理，並且不顧大眾需求，必要的藝術生產就會在語義層面上退化。所有與藝術生產相關的人員（包括受過職業訓練的批評家），都需要根據有效性的一個抽象標準去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但是，一旦審美經驗被帶入到一種個人生活的歷史語境或有關生活的集體主義形式中，這種專注於一個問題、一個維度的做法就不可行了。外界普通公眾，或是日常生活中的某個專家，他們與關注純粹的藝術內部發展的專業批評家對藝術的接受程度顯然是不一樣的。魏瑪（Albrecht Wellmer）曾向我指出，一種未曾被轉譯為趣味判斷的審美體驗會改變它的自身屬性。當這種審美體驗涉及到生活問題，或是被當作一種試探性地要素去解釋一個生活-歷史的情境，它就會淪為一種語言遊戲，而不再是藝術批評。在這樣的情況下，審美體驗不僅使我們用來感知世界的必要解釋得到了復興，也影響了認知性闡釋和規範性預設，並且改變了所有這些契機彼此相互指涉的方式。
彼得‧懷斯（Peter Weiss）指出藝術有一種具有探索性、能夠指引生活的力量。當一個人處於人生的危機關頭，如果此時他能看到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那麼這種力量就會迸發出來。在這裡，懷斯描述了這樣一個例子，其中的主人公在經歷了西班牙內戰帶來的絕望之後黯然回到巴黎，並期待著能夠走進盧浮宮，讓自己的心境和經歷從傑利柯所描繪的那幅關於海難的油畫中找到共鳴。我在這裡說的是某種關於藝術接受的變體模式。在懷斯的《對抗美學》（Aesthetik des Widerstandes）第一卷中，我所說的這種模式得到了更清晰的描述。懷斯在書中描繪了1937年柏林的一群年輕人，他們通過在夜校的學習找到了瞭解歷史的方式，包括社會史和歐洲繪畫史。他們克服客觀認識造成的阻礙，把學到的知識帶入自身所處環境的經驗主義視角之中；而這個環境是與傳統教育和現存的政體截然不同的。這群年輕人就在這樣的環境裡反復咀嚼著他們擁有的知識碎片，直到它們開始閃光：
我們對文化的構想很少能夠與文化自身呈現的狀態相吻合。文化呈現給我們的樣子就像一個深藏著發現和啟示的大倉庫。我們一無所有，帶著初來乍到的恐懼和敬畏接近這個大倉庫，直到最後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不得不獨自對現有的所有給出評價；而整體的概念只在涉及我們的生活情況，以及我們的思想過程所經歷的那些困難和偶然時，它才會是有用的。【註18】
班雅明AURA理論新詮釋｜氣息（下）：歷史凝止，藝術的政治化
通過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專家文化從日常生活的視角中被挪用了出來，並在註定會失敗的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初衷裡，甚至在布萊希特（George Brecht）那兒，以及班雅明針對被摧毀了靈光的藝術作品的接受所進行的實驗性反思中找到了得以保留的位置。如果我們認為人類、社會和行為科學不可能完全從面向實踐的知識結構中分離出來，我們或許會在科學、知識和道德領域內尋找到類似的反思，而且，普世的倫理道德對公正問題的關注是一種抽象概念，需要和它自身最初所排斥的、關於美好生活的那些問題建立起關聯。
現代文化可以成功地與日常生活實踐重新建立聯繫。這種日常生活實踐依賴於一種活的遺產，同時也會因為純粹的傳統主義而變得赤貧。只有當社會現代化也可以被引向其他非資本主義的方向時，並且生活世界可以在經濟和行政體系的內部動力學之外獨立地發展自身的體制，這種聯繫才能被成功地建立起來。
三種保守主義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目前的希望尚且渺茫。一種推動對現代主義進行抨擊的風氣已經在整個西方世界蔓延。在這個過程中，由藝術和哲學的虛假否定帶來的失敗，以及文化現代性引起的困惑都造成了對現代性方案的某種幻滅感，這種幻滅感成為了保守主義立場的藉口。在這裡，我想對青年保守主義的反現代性（anti-modernism of Yong Conservatives）、舊保守主義的前現代性（pre-modernism of Old Conservatives），以及新保守主義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sm of New Conservatives）三者之間進行一下區分。
青年保守主義挪用了美學現代性的基本經驗，它揭示了擺脫了認知和目的性的束縛，以及從勞動和使用價值的戒律中解放出來的去中心化的主觀性，以此和現代世界脫離。青年保守主義者把一種不可替代的反現代性建立在現代主義態度上，他們把想像力的自發性力量和自我經驗，通過情感的方式置換到遙遠的過去，以此在工具理性和只能通過招魂產生的原則之間建立一種二元對立，不管其產生的結果是權威還是意志，是存在的本質還是詩意的酒神精神。在法國，這種思想從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經由傅柯一直延續到德希達。當然，他們都深受在20世紀70年代復興的尼采精神的影響。
舊保守主義者們不允許他們的思想被文化現代性所玷污。他們關注著實質理性的瓦解，科學、道德和藝術的差異，以及通過對世界及其純粹理性的質疑來進行現代理解。舊保守主義提倡一種回到現代性之前的立場（對此韋伯（Max Weber）指出了一種對形式理性的倒退）。如今，生態問題呼籲著對宇宙論的倫理觀念復興，針對這種思想，新亞里士多德主義目前已經獲得了一些成就。沿著從施特勞斯（Leo Strauss）那裡發展起來的主線，我們可以在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和羅伯特·斯帕耶曼（Robert Spaemann）等人那裡找到一些有趣的觀點。
新保守主義者對現代性的實現有著最為堅固的立場。在他們看來，只要是出於技術進步、資本主義發展與合理化管理這樣的目的，現代科學的發展是值得提倡的。至於其他方面，新保守主義提倡一種能夠解除文化現代性內部爆炸性因素的政治。根據他們的一個主張，在指引生活世界這個問題上，一旦科學和知識被正確地理解，它們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另一個主張認為，政治應該盡可能地不受道德-實踐的合法化過程的干擾。還有一個主張強調藝術固有的內在性，質疑藝術烏托邦式的內涵，並且呼籲藝術的虛構特徵，其目的就是把審美經驗局限在個人領域內。在這裡，我們可以列舉早期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中期的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以及晚期的戈特弗里德·貝恩（Gottfried Benn）的思想。隨著科學、知識、道德和藝術被局限在從生活世界分離出來的自主性領域內，並且被專家進行專門的管理，所有文化現代性的殘餘就是當我們放棄了現代性方案之後所剩下的那些東西了。最後剩下的空間將被傳統填充。當然，這些傳統如何在現代世界中，在政府的支持下將如何生存，我們就很難預計了。
我的這種類型學和其他任何一種類型學一樣，都是對問題的簡化。不過，對於當下知識界和政治界之間鬥爭的分析，或許能夠提供一點幫助。我所擔憂的是，帶著一絲前現代主義的因素，那些反現代主義的想法開始在綠黨和其他團體中站穩了腳跟。此外，在政治黨派對態度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意識形態轉變的結果，即一種後現代性與前現代性的聯盟。在我看來，還沒有一個黨派對新保守主義進行了壟斷並傷害了知識份子。因此，我有足夠的理由來向法蘭克福，這個有著自由精神的城市表達我的感激。感謝你們把一項以阿多諾的名字——他是法蘭克福的兒子，是知識份子的楷模，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內沒有人能像這位偉大的哲學家那樣塑造著知識份子的精神面貌——命名的榮耀授予給我。
注釋：
*本文是作者在1980年9月11日於法蘭克福聖保羅教堂被授予阿多諾獎時所做的演講。
18. Peter Weiss, Aesthetik des Widerstandes, Suhrkamp,Frankfurt am Main, 1978, vol 1,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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