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如何成為權力的幫兇？——從京都學派與日本軍國主義說起

作者 | 楊不風
節選自《薔薇花與十字架》，原標題為《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京都學派》。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文有部分刪節。
三輝按：在《薔薇花與十字架》一書中，楊不風借京都學派哲學家在太平洋戰爭時代對政治的介入，談論了知識份子是如何被裹挾到歷史洪流中，又是如何通過意識形態影響政治建構的。
在楊不風看來，「哲學與藝術顯然更適合在面對歷史洪流的時刻提供統觀全域、激揚鬥志的意識形態強心針，它們往往不由分說地將所有人都納入以國家、民族為名義進行的集體行動，並相信真的存在他們那套宏大敘事中以國家、民族為主詞的歷史進程。」不過，哲學與藝術在本質上並非熱衷於為國家崛起和民族主義行動提供理論背書，它首先取決於從事哲學和藝術工作的人。
當軍國主義建立起專制政權時，京都學派的一些學者選擇與國家權力主動合謀，為日本的軍事擴張政策提供了一套「合理化」的哲學說辭，他們也由此成為了權力之惡的幫兇；另有學者對時任政府抱持批判的態度，儘管這些努力不見有任何效果。
為政治藍圖勾畫的理論框架若未基於對現實語境複雜性的分析，都是值得警惕的。而理論的加持往往會使得知識份子為權力之惡進行的辯護更具「迷惑性」。楊不風的這篇文章通過回顧歷史而觀照當下，或許能夠讓我們更加直觀地理解這一事實。

這段日本戰時思想史可從日軍空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兩周前講起。1941年11月26日，高阪正顯、高山岩男、鈴木成高和西穀啟治四位京都學派成員和所謂日本浪漫派的藝術家及若干其他學者參加了當時日本《讀書》雜誌的中央公論社舉辦的圓桌座談，會議名為「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這個名稱蘊含著京都學派吸收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歷史主義學派思想發展出的一套世界史的哲學。且不論這套歷史哲學體系，單是將世界史與日本對立就已彰顯出大日本帝國崛起時期日本思想家們自信滿滿的心態。在中央公論社座談會上高談闊論的與會者除了京都學派的哲學家，還有詩人、音樂家、電影工作者、文藝批評家以及歷史學家，倒也與高呼「大國視野」的思想中年、文藝中年們的職業成分相類。哲學與藝術顯然更適合在面對歷史洪流的時刻提供統觀全域、激揚鬥志的意識形態強心針，它們往往不由分說地將所有人都納入以國家、民族為名義進行的集體行動，並相信真的存在他們那套宏大敘事中以國家、民族為主詞的歷史進程。

這些身具浪漫氣質的人文學者與國家權力的主動合謀，跟關心務實的國家治理、社會組織的法學、經濟學學者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過程中的遭遇恰成對比。早在 1932年「五一五事變」後，日本軍部勢力不斷座大，文官政府式微，法律和經濟專家就開始喪失在政界的影響力。1932年10月日本憲政學家美濃部達吉的著作和主張被當局禁止。美濃部達吉是1912—1926年大正民主時代聲譽卓著的憲政學家，他所主張之「天皇機關論」對以「立憲政友會」為首的政黨政治家們頗有影響，其在 1912年發表的著作《憲法講話》幾乎被所有日本大學採納為標準法學教材。但時至昭和年代，脆弱的大正政黨民主制逐漸瓦解，美濃部達吉也被主張「天皇主權論」的右翼教授以「不敬」之名抨擊，為當局壓制。三年多之後的「二二六事變」中，殘存的文官政府再次遭到右翼軍人清洗，這次死在暗殺者手中的包括大藏大臣（財政部長）、銀行家和經濟專家高橋是清。

哲學與藝術自然並非本質上熱衷於為國家崛起、民族擴張提供理論背書，它首先取決於從事哲學與藝術工作的人。就在美濃部達吉事件後，京都學派宗師西田幾多郎在日記中寫道：「我對美濃部達吉感到難過——未來會變成這個樣子，我們將無法研究公法，特別是，我們將無法研究真正的民族歷史。」儘管一直被同事和學生批評缺乏對現實政治的關懷，西田幾多郎對時局的感受無疑是準確的。這一感受與他早年的政治傾向有關。《日本的政治哲學》一書的作者戈托-鐘斯提到，西田在中學時即對當時的立憲運動抱有熱情，閱讀了民主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著作，1889年《明治憲法》頒佈時還與一干同學拍照留念。可惜後來作為維新元老的薩摩-長州藩閥同盟阻礙了日本走上健全的憲政國家道路。1890年開始在所有學校重要活動上宣讀的《天皇教育敕令》將對天皇、國家的忠誠等保守的儒家價值觀設立為學生倫理準則，西田對此非常反感，與同學一起退學以示抗議。此後入讀京都帝國大學的西田越來越遠離政治，潛心修煉禪宗，鑽研西學，對費希特、黑格爾乃至當時德國影響力最大的現象學均有相當的瞭解。1911年他出版《善的研究》，開始構建以後來提出的「絕對無」概念為核心的哲學體系。1913年西田擔任京都大學宗教學講座教授，轉而升任哲學史第一講席教授，與同事田邊元、學生西谷啟治思想上相互激蕩，漸成學派之勢。然而時局的變化使西田無法繼續置身政局之外，當軍國主義建立起專制政權時，作為哲學界泰斗，他已不可能擺脫現實的干擾。

美濃部達吉事件後不久，教育部設立教育與學術復興委員會，西田與同事田邊元、和辻哲郎被要求參加。他和這個委員會的教育改革思想完全對立，對此只能消極應付。1936年的「二二六事變」讓西田明確意識到軍國主義將把日本引向災難。但次年他在貴族學習院任教時的幾位學生近衛文麿、木戶幸一和木村毅擢升為政要後，西田不得不在後者的邀請下進一步捲入政治漩渦。這一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西田和他的這幾位學生尚且還對軍方主導的擴張政策持批評態度，西田發表演講，呼籲尊重世界上諸民族的多樣性。在給木村毅的信中他寫道：「我想我們必須思考處於世界中的日本，不僅僅是日本的日本，否則像『大亞細亞主義』之類的東西將毫無意義……」1940年時任首相的近衛文麿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主張，從中可以看到西田思想的影響。木村毅甚至安排老師與海軍將領高木惣吉會見，希望他能影響軍方開明派。但西田對於介入政治仍保持謹慎的態度，他小心地與當局的極端民族主義說辭保持距離，發表數篇文章試圖批判地評論日本帝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重要文獻《國體本義》。這些努力卻又不見任何效果，儘管他擁有給天皇做新年演講的殊榮。

相反，他的京都學派同仁紛紛投身政界。和辻哲郎積極參加教育與學術復興委員會的活動，參與撰寫了臭名昭著的《國體本義》。三木清成為近衛文麿發起的新秩序運動的智囊。尤其是京都學派的另一位奠基者田邊元在教育與學術復興委員會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還鼓勵學生獻身帝國戰爭，發表了一系列軍國主義的宣傳文章，為日本的軍事擴張政策提供了一套黑格爾式的哲學說辭。1940年西田私下對一位學生說：「田邊這傢伙完全是個法西斯！」

田邊元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在西田的支持下留學德國，師從當時的哲學新星海德格，在日本發表了最早介紹海德格爾思想的文章。1924年在歸國的船上田邊研讀了康得的《判斷力批判》，為他後來發展出的一套歷史目的論打下伏筆。思想日趨成熟後，在發展西田幾多郎絕對無概念的同時也開始批評自己的這位師友。與許多同道一樣，田邊認為西田看重的純粹經驗僅僅是一種稍縱即逝的靜止狀態，缺乏辯證的發展，他過於忽視真實世界，忽視民族、國家的重要性，由此田邊發展出種族的邏輯理論作為對西田場所邏輯的超越。1942年9月29日田邊元在京都海軍學校的秘密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論共榮圈之邏輯》的演講，《捍衛日本的太平洋戰爭》的作者大衛·威廉斯特意將其譯成英文。田邊在演講中用非常純粹的哲學語言論述了從家庭、國家到種族共榮圈的辯證發展。家庭、國家在他看來都不是靜態的穩定結構，它們雖然具有縱向的權力等級秩序，但在橫向上卻面臨變動，家庭必然經過通婚接受其他家庭的女性成員，國家則始終經受保守與改革的角力，改革與保守又造成不同國家之間先進與後進的橫向差異。差異造成衝突，衝突又必然尋求和解。田邊以為不同國家之間的衝突將通過種族共榮圈消解，而共榮圈的建立必然且必須依賴一個縱向上的地區霸權，最終實現橫向上的國與國之間的平等與整合。無疑，日本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無可推卸的擔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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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2年11月，中央公論社又相繼舉辦了多場討論，其中兩場分別以「大東亞共榮圈的倫理性與歷史性」和「總力戰的哲學」為題的會談成果於1943年與「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的成果一起結集出版。京都學派哲學家此時試圖為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進行理論辯護。儘管他們出於大亞細亞主義的立場意識到難以為日本侵華找到合理解釋，卻又強調這場戰爭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日本繼承了歐美帝國主義的殘餘；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果真承擔起世界史的角色，這場戰爭就具有了道德含義，是日本對亞洲國家的解放戰爭，太平洋戰爭更是東洋道德與西洋道德的直接對決。在日軍已於中途島海戰失利的情況下，哲學家仍舊徒勞地用自己豐富的學養為戰爭做出種種理論美化。鈴木成高直接斷言：「市民的、資本主義的秩序所構造的國家正在崩潰中，現代的世界觀也在崩潰中。……總力戰進行於現代陷於窮途末路之時。換言之，總力戰即是現代的超克。」高山岩男甚至能將佛家思想與戰爭捆綁，他聲稱東洋道德就在於超乎善惡相對的大乘立場，而非持善惡相對的小乘立場。西穀啟治則一方面以「脫落自我」「減私奉公」的倫理觀鼓吹戰時動員，一方面幻想日本也應否定自身私利，考慮別國立場，向世界大同提升。

從近衛文麿受西田等知識精英的大亞細亞主義影響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美麗說辭，到田邊、西穀們主動建構共榮圈理論，為戰爭辯護，京都學派哲學家在急於成為黑格爾一樣的時代精神代言者之路上越走越遠。到了1943年，西田也更深地涉足政治活動。與此前一直與較為開明的海軍高官保持聯繫不同，這一年他受到陸軍邀請參加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會議。懷著有可能影響東條英機政府的心態，他在會上提交了《新世界秩序原理》一文，但文章很快被以難以理解為由退回。西田將文章交給田邊，請他加以簡化改寫。田邊改寫後的文章被轉交給東條英機及陸軍和海軍總長。西田仍舊擔心改寫後的文章是否能向這些權力執掌者準確地傳達他關於日本精神不是囿於國粹，而是具有環球視野的理念。不過無論掌權者們是否理解了他的思想，東條英機於是年11月大東亞會議上的發言很快讓他徹底失望。《新世界秩序原理》一文卻讓西田在戰後背上與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同流合污的罪名，儘管他已於1945年戰爭結束前去世。

戈托-鐘斯在他的著作中將西田視為日本戰時一個不成功的政治異見者，極力將他與他的京都學派同仁們拉開距離，試圖重新發現其政治哲學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義。常年生活在日本、尖銳批判美國霸權地位的大衛·威廉斯更進一步，將田邊元和整個京都學派的戰時政治哲學視為反抗仍由美國主導的白人文化霸權的思想資源，因此處處為京都學派開脫，強調若干京都學派學者從1942年2月到1945年月一直與反東條英機的海軍將領會面，甚至可能策劃了刺殺東條的計畫。在這樣的思路下，這位作者自然也質疑了美國主導的太平洋戰爭書寫史上中國完全無辜的受侵略形象。然而無論是西田這位失敗的政治異議分子，還是可能也懷有一個「和平崛起」的日本之夢的田邊與其他京都學派成員，不管他們從理論上構建出多麼完美的國家與世界圖景，在政治強權和武裝暴力面前他們毫無力量可言。西田本人雖然德高望重，從1944年起也因為「過於西化」的言論受到日本教育部思想審查機關的監視。日本戰前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戶阪潤和三木清這兩位曾經的京都學派成員也分別在戰爭結束前後慘死獄中。京都學派哲學家們更無法無視的是軍部專制在日本國內及國外犯下的種種罪行。

儘管知識份子成為權力陪葬的悲劇如此之多地上演，讀書人卻總是不厭其煩地重蹈覆轍。他們那些貌似高瞻遠矚、引領時代的宏論，也不過是重複前人陳舊的邏輯。看看那些讀過卡爾·施米特的「陸地與海洋論」便以為把握住了時代脈搏，乃至吊著書袋向軍方將領上書的青年學俊，跟試圖影響大日本帝國海軍的京都學派成員何其相似。看看那些一味復古，把主權在君揀出來說道一番，進而擁護國家威權的新「新儒家」，與鼓吹天皇主權說，卻被實權政客當作棋子的皇道派又何止幾分形肖，甚至所謂華夏獨具、迥異於西方霸道、踐行王道的天下視野又哪裡比京都學派的「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看起來更美？更不用說那位曾主掌國內《中央公論》，以中國歷史文化特殊性批判西方民族國家發展道路，尋求中國對西方之超克的知名學者，也曾援引另一家東洋史京都學派的類似思想，且不知他是否像那些世界史哲學家一樣清楚地意識到所謂超克必須以戰爭為手段。誠然，思想家總是為自己準備了好幾處洞穴，以便躲避來自不同方向的攻擊。當他們曾經為之歡呼的歷史潮流湧向未曾預料之處時，會立刻使用理論的圓滑將自己與之劃清界限，海德格便在戰後申冤說自己的尼采研討班是對納粹的嚴肅批判。可無論如何，他們都逃不脫對權力之惡的主動漠視以及成為權力之惡的被動幫兇的指控。

 
原載：三輝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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