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激進左翼政治哲學的主體規劃（二）：巴迪歐與「事件」理論

作者｜哈茲米格·科西彥（Razmig Keucheyan）

作者簡介｜法國巴黎-索邦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

內容提要：重塑解放政治的革命主體是當代激進左翼理論的核心論題，洪席耶、巴迪歐、齊澤克從各自的政治哲學創構出發對這一總問題進行了探討。巴迪歐認為，主體的建構源於創生性事件，政治真理的普遍性存在於個體對事件的忠誠，基督復活事件使所有主體間的差異平等化，從而為一種普遍主義革命主體的生成提供了前提。

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巴迪歐（Alain Badiou）和齊澤克（Slavoj Zizek）均是當代最著名的批判理論家。洪席耶的《民主之恨》，巴迪歐的《薩科齊的意義》和《共產主義假設》，以及齊澤克的大多數著作——例如，《歡迎光臨真實荒漠》，其標題受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它自身又是源自布希亞的觀點）的啟發——都赫然出現在近些年社會科學領域的暢銷書單之中。這幾本書在他們艱澀的作品集中算是最容易理解的。它們與其作者的專業——哲學——或者（用巴迪歐的說法）「以政治性為前提的哲學」有關。被這三位思想家所吸引的讀者群體的規模表明，當今的批判理論在社會不同階層中都引起了反響，特別是在那些政治上的激進分子中。

在向後結構主義轉型的當口，結構主義發生了一個「事件轉向」（turn to the event），也就是說，它使得社會現象的偶然性特徵日益被人們所重視。可以說，這一轉向肇始於傅柯1970年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講。隨後，在德里達和德勒茲的著作中得到了明顯的延續，二者都是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總體化」趨勢的批評者。

洪席耶和巴迪歐便是在這一歷史時期凸顯出來的。他們是20世紀60-70年代法國哲學家中的年輕代表。時間將會證明如此看待他們是否合適，或者也可以將他們視作不同於傅柯、阿圖塞、巴特、德勒茲和德希達的新一代思想家的首席代表。儘管如此，若是離開1968年的「五月風暴」及其理論後果，洪席耶的「無分之分」（即不屬於任何部分的那個部分，part of those with no part）理論與巴迪歐的「事件」（event）理論將無法被理解。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齊澤克，儘管更為間接。與洪席耶和巴迪歐相比，來自斯洛維尼亞的齊澤克更為年輕，他通過在法國學習並受某些代表人物——特別是拉康——的影響，也從屬於當代法國思想的語境之中。但是，齊澤克還屬於東歐世界，在其祖國處於「社會主義」時期，他一直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

阿蘭·巴迪歐：事件、忠誠、主體

在許多方面，巴迪歐的思想與洪席耶相似。這兩位哲學家的思想歷程也是類似的，從最初傾心阿圖塞式的結構主義——在那之前，巴迪歐還曾傾心於沙特，其影響至今可見——到與其最主要的決定論疏離，以及日益堅持政治進程中的偶然性。1968年「五月風暴」所表徵的事件對於這種轉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巴迪歐對「存在」（Being）與「事件」（Event）的區分，與洪席耶所闡述的「治安」與「政治」的對立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儘管如此，巴迪歐與洪席耶在許多方面也存在分歧。例如，前者對柏拉圖主義深表認同——柏拉圖主義的確有時令人困惑，但至少其顯著地致力於對常識（common sense）與「意見」的主導地位（the reign of “opinion”）的批判。洪席耶並不是為常識辯護，在他看來，常識構成了「治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並沒有將精力集中在「真理」這一備受指責的概念上，而巴迪歐則毫不猶豫地致力於此。後者明確區分了「真理」與「知識」，而這又是對阿圖塞的「科學」與「意識形態」之對立的回應。

巴迪歐是哲學體系的創立者。在當代批判理論家中，他毫無疑問是唯一一位接受了這一古典哲學任務的人。巴迪歐詳盡闡釋的學說是一種「事件」理論。這一高度複雜的理論——在此無法充分地加以說明——主要體現在兩本大部頭的著作中，即《存在與事件》（1988）和《世界的邏輯》（2006），當然還得加上《主體理論》（1982）。它也貫穿於其他各種不同主題的著作之中，通常卷數更少且更易理解，如《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1997）、《倫理學：論惡的意識》（1993）和《世紀》（2005）。

巴迪歐的事件理論基於四個主要範疇：存在、事件、主體和忠誠。首先是存在。就其最基本的意義而言，它由純粹非組織化的「多」（multiples）所構成。這種「基本粒子」無法通過現代物理學或訴諸古典唯物主義加以研究。它們位於物質的「背後」，在這一意義上，存在所涉及的並非真正的實體，而是存在的形式屬性。對巴迪歐而言，基礎本體論不是別的，而是數學，這意味著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存在擁有一種形式化的生存方式。

正如巴迪歐所言，當「多」被結構化或「計數為一」時，它們便獲得了一種初級的本體論上的一致性。然後，它們轉化為「情勢」（situations），這是「多」的結構化「表像／再現」。現實（reality）的一致性因而依賴於計數的操作。這種操作被用以對抗原初的「真空」背景，因為被計數的「多」並非真正的實體（entity），它們只是當其被計數時才變成如此的。存在著無數「情勢」的範例：法國社會是一個，現代藝術是另一個，太陽系是第三個。當下情勢的集合指的是一種「情勢狀態」（state of the situation）。巴迪歐在這裡利用了「state」一詞的雙重含義，既指稱一種「結構」，也指涉政治意義上的「國家」。這使人想起洪席耶同樣以一種故意含糊的方式使用「治安」一詞，既指一種「可感物的分配」，又指確保維持現行律法和秩序的力量。在某種意義上，巴迪歐的學說可以被視作唯名論的一種激進形式。現實只有在其被計數或命名的意義上才存在。情勢狀態順從於作為實證知識的客體。後者與存在處於同樣的位置，參與其部分的計數。

可能發生的情況的是，存在突然被事件所中斷。巴迪歐在這裡用一個尼采的公式與二十世紀相連接，但其範圍更為普遍，事件「將世界歷史一分為二」。事件的範例多種多樣，從愛情的邂逅，到DNA結構的發現，從馬列維奇（Kasimir Maleyitch）的名畫《白上上白》，到俄國革命。更確切地說，存在四種「真理程式」（truth procedures）可能產生的領域：政治、科學、藝術和愛。在每一個真理程式中，就其與存在的關係而言，事件具有絕對的異質性；它是不可預測的，並且懸置了對構成它的「多」的計數。事件與非存在（non-being）一致，與情勢狀態中的那些不可計數者一致。正如巴迪歐所說：「事件的本質就是事先沒有任何徵兆，而且會以其恩典讓我們措手不及，不管我們多麼警覺。」【註1】法國大革命是一個事件的典型範例。我們知道這一過程在數年甚至數十年之前運行的全部細節——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我們可以調用它們，用以解釋其發生的前提。與此同時，這一事件依然不能化約為我們所擁有的與此相關的知識，即便是回溯性的。因為知識趨向於計數之前的情勢，儘管事件按照定義來說是「額外的」（supernumerary），但其本質是無法被計數的。在這一意義上，事件永遠不只是構成其過程的總和。

巴迪歐常常因其事件理論的「奇跡／超自然」特徵而備受指責。齊澤克甚至認為宗教啟示是巴迪歐的「隱秘範式」——即秘密支配其著作的模式。巴迪歐對聖保羅和通往大馬士革之路的反復援引則強化了這一假設。巴迪歐的事件是因果關係的創造者，但其自身並非出自任何指定的因果關係。這一論點的最大麻煩在於，它將導致任何策略上的反思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如何地不確定，策略的先決條件是選擇一種奠基於已就緒過程的行動話語。就事件是「多餘的」而言，任何這類選擇基本上是無根的。巴迪歐的事件理論是我們已經提及的當代批判理論特徵的深層範例——即策略思維的弱化或缺場。但是，指出如下這點是非常重要的，當巴迪歐的事件產生於「ex nihilo」（無中生有）時，這裡說的「無」（nothing）並非位於某種「超越」之地。它內在於情勢之中，情勢先於事件，而事件則因其依賴於原初的真空，又總是不融貫的和易變的。這樣，儘管它是不可預測的，但法國大革命這一事件在如下意義上揭示了古代政體的「真理」，後者的嚴重不平等特徵包含了它的萌芽。

「主體」產生於事件。這是它的一種可能性結果，但並不意味著機械地在其後產生。彼得·荷華德（Peter Hallward）是一部討論巴迪歐思想的權威著作的作者，他將巴迪歐的主體定義為「一種通過對真理的宣稱而構造的個體」。暴露於事件的個體被形塑為主體——換句話說，她在事件的前提下經歷了一個主體化的過程。對巴迪歐來說，主體化（至少）具有兩個特徵。第一，它是集體的。更確切地說，巴迪歐認為，源自政治事件的主體化始終是集體的。在「真理程式」發生的其他領域，比如藝術或科學，則可能並非如此。而且，主體化並沒有預設任何前定的人類本質。它緊隨事件之後，並且包含這樣一種決斷，即個體部分保持對事件的忠誠。這就是巴迪歐稱之為作為「規劃」的人（man as programme）的定義——換句話說，始終是開放的和來臨中的。在這裡，巴迪歐重新走向他的兩位老師——沙特和阿圖塞。前者關於「存在先於本質」的命題認為，人類建構了自身的本質，而此時，他們已然存在於世。對巴迪歐而言，這種建構的實施始終處於創生性事件的陰影之下。「作為規劃的人」這一概念也涉及阿圖塞「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這表徵著對人道主義本質論（巴迪歐稱之為「動物性人道主義」）的激進批判。於是，巴迪歐寫道：「人的實現不是作為一種完成，或一種結果，而是作為一種自身的缺場，同他之所是相撕裂，而且正是這種撕裂構成了每一創新性崇高的基礎。」【註2】

巴迪歐學說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於，事件只能通過主體從其內部加以辨識。這也就暗示了一種作為事件的事件（an event qua event）的存在——而且並非只是一系列可理解的因果性事實——總是不確定的，它需要通過一種必然的主體性命名行動方才得以完成。這種命名行動，巴迪歐稱之為「闡釋性介入」，它被定義為「這樣一種程式，借由它，多被承認為一個事件」。這正是巴迪歐體系的第四個基本範疇——忠誠——所起的作用：

一個事件是絕對不能共用的，即便我們從事件中得出的真理是普遍的，因為對事件的認識與政治決斷是純粹一致的。政治是危險的、激進的，而且在自我設定的指令下，總是不分彼此，忠實於事件的獨異性。政治真理的普遍性源自這樣的忠誠，像所有真理一樣，在知識形式中，它是可以反過來辨識的。當然，政治可以在這一點上被思考——它允許（即便在事件之後）把握其真理。這是其行動者的點，而不是其觀眾的點。【註3】

「忠誠」的觀念在巴迪歐那裡無所不在。這將其置於神學思想的傳統之中，有時具有「信仰主義」（fideism）的特徵，就與超越性的關係而言，他將信仰行動視作構成性的。特土良（Tertullian）的「因為荒謬，我才相信」是最為激進的表達，他認為，理性越是反對它，對上帝的信仰就越可信。其他屬於這一傳統的思想家還有帕斯卡（Blaise Pascal）、齊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和克勞德爾（Paul Claudel），這三位也曾被巴迪歐頻繁地援引。一旦忠誠被視為核心，則反之亦然——換句話說，背信或拋棄也是如此。在一次關於《世界的邏輯》一書的研討會上，巴迪歐聲稱，許多當年的參與者對1968年「五月風暴」的否定是他對這一事件進行反思的真正誘因。

對巴迪歐而言，真正的主體只存在於對事件的忠誠之中。這就意味著，許多個體從未成為真正的主體，要麼因為他們從未有機會暴露在某一事件當中，要麼因為雖然暴露在一個事件中，但他們沒有對其表示忠誠。這是巴迪歐思想中最為貴族式或尼采式的面向，只為一小部分個體保留了主體的地位。關於這一著作，從來不乏批評者，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對他的這種貴族主義（aristocratism）進行了批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對巴迪歐來說，每個人，不論其出身如何，都有能力被事件所抓住並經歷一個主體化的過程。那就是說，巴迪歐的事件，就像產生於其中的主體，具有稀缺性特徵。它們在性質上總是例外的。

巴迪歐是一位主張普遍性的思想家，但這種普遍性卻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普遍性。聖保羅（巴迪歐將其視為普遍主義的奠基者）在《加拉太書》中宣告了那個著名的公式：「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基督復活事件懸置了差異，並帶來了使所有條件平等化的「同類的多樣性」。這並沒有阻止保羅成為實用主義者，並且顯示出一種將不同的基督教團體——其統一性正是他所致力於維持的——之間的差別置之度外的包容之心。然而，關鍵的問題在於，基督復活事件廢除了同一性，並由此產生了一種針對所有人的普遍主義。另一方面，要接近巴迪歐式的普遍性，必須通過一種主體化的路線。在這位哲人看來，真理總是戰鬥性的；而非這樣一種情形：真理就其自身而言是有效的，隨後便被採納並被堅定的信徒所傳播。對巴迪歐而言，真理只因其自身的戰鬥性而存在。這位哲人拒絕了流行於當今「後現代」潮流中的相對主義。根據後者，像「真理」或「普遍性」等概念往好裡說是虛妄的，往壞裡說簡直就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同謀。在巴迪歐看來，它們與此不同。儘管如此，在《世界的邏輯》中得以進一步發展的普遍主義則將關鍵作用歸之於主體性。後者非但不是普遍性得以發生的束縛，反而是其可能性的前提。

在巴迪歐看來，「政黨形式」已被廢除。在二十世紀，革命政治採取了政黨的形式，旨在與國家在其基礎之上展開戰鬥，奪取國家的控制權，並將其消滅。這一戰略圖式最終指向了二十世紀的中心，巴迪歐稱之為「戰爭的範式」。這位哲人聲稱：「二十世紀兌現了十九世紀的許諾。19世紀構想的東西，在20世紀得到了實現。」【註4】問題在於，此時此地對先前夢想的實現所導致的卻是殘酷的現實。在革命黨將其自身「常規化」並成為「黨—國」（party-states）之前，他們犯下了前所未有的暴行。今天，關鍵的問題在於：沒有政黨的革命政治是否可能？巴迪歐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不為革命自發性地放任發展而辯護。無黨派政治並不代表沒有組織的政治，而是指這種政治與國家沒有任何關聯。巴迪歐因此拒絕參加選舉，而且已經放棄了盛行於革命左翼中的列寧主義範式，其主要特徵是通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

巴迪歐認為，在社會轉型的新主體中，勤勞的無證之人（travailleurs sans-papiers）將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不僅是發達國家中的非法移民，而且還有諸如非法移居到城市的中國農民。非法移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全部矛盾，而且——對巴迪歐而言——在那種意義上是不可調和的。富國為了降低勞動成本和規訓勞動力不得不暗中雇傭他們。與此同時，它們不斷地強化邊界控制，並安排包機將其遣返，這一點對移民潮的規模和方向影響甚微。支持非法移民的鬥爭因此實際上加劇了矛盾，而這是資本主義內在固有的，從而加劇了其不穩定性。

註釋：

【註1】Alain Badiou, Saint Paul: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trans.Ray Brassier,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11.

【註2】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trans.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Polity, 2007, p.92.

【註3】Alain Badiou, Metapolitics, trans.Jason Bak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23.

【註4】Alain Badiou, The Century, trans.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Polity, 2007, p.19.

原文出自｜《左半球：圖繪當今的批判理論》（The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Verso, 2013）

譯文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3期

譯者｜孫海洋

譯者簡介｜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轉載自｜新大眾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