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展2018】「愛情文學」是甚麼？從羅曼史與五四「浪漫愛」說起

2018年香港書展將主題定為「愛情文學」。以「愛情」作為賣點，從市場推廣角度考慮的話，實在不失為一個聰明的選擇——有哪個人從來沒看過愛情故事、被愛情故事吸引呢？我們總是先從故事中看到、想像愛情，後來才真正接觸、進入到愛情關係當中，並且在往後的生命當中，繼續投入不同的愛戀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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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論盡愛情，殊不容易；要找到沒有愛情描寫的文藝作品，更是甚為艱難。究竟「愛情文學」是甚麼？愛情在文學作品當中，佔據著怎樣特殊的位置？可惜書展並未清晰說明「愛情文學」到底是基於怎樣的標準劃分而來，以下將嘗試追本溯源，從歷史悠久、與愛情密不可分的西方羅曼史開始說起，繼而解釋與近代所理解的愛情最為接近的「浪漫愛」（romantic love）的興起背景與意義、「浪漫愛」在近代中國的呈現，最後回到香港的問題：「愛情文學」與「愛情書寫」之間有何關係？對於這些入選作家，除了以「愛情文學」來理解，是否需要更多說明呢？

羅曼愛、羅曼史與愛情小說

時至今日，羅曼史（romance）一詞似乎已經完全消融到中文文化當中，足以泛指所有與浪漫愛情相關的故事，唯一不變的，似乎是它依然是通俗文化中歷久不變、叫好叫座的創作主題。

雖說羅曼史是通俗讀物的常見題材，但是亦不乏文學經典名著，點擊圖片了解更多：

追本溯源，羅曼史作為一個透過翻譯傳入中文世界的西方觀念／類型，具有特定的核心元素，例如一男一女相識、相戀、遭遇困難、克服困難、以結婚團圓為結局等情節（Pamela Raggi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omance Novel）。若然「結婚大團圓」是羅曼史類型中的關鍵情節，想必現時很多以「羅曼史」作為宣傳賣點的通俗小說、電影、漫畫，都有失格之嫌。要更好地說明愛情小說，或小說當中的愛情元素，也許從「浪漫愛」（romantic love）一詞入手，將會更為適切。

必須正視的是，「浪漫愛」指稱的是，重視個人選擇、以愛情為婚姻基礎的愛情觀。「浪漫愛」的興起與西方社會內工業革命、中產階層、核心家庭、個人主義、小說與民主國家的興起密不可分。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的社會結構改變，以核心家庭的興起最為顯著，個人逐漸從等級制（hierachical）的直向的親屬關係（kinship）（或如傅柯所言，血親聯繫（blood））中脫離，過渡至以男女個人選擇為基礎、以橫向的親屬關係（intimacy）所建立的核心家庭聯繫。

「浪漫愛」是一種屬於中產階級的愛情，用以與前工業革命時期、封建社會中的「宮廷愛」區別。在貴族階級當中，愛情與婚姻是相互獨立的觀念：婚姻關乎兩個親族的聯繫；愛情則更多關乎個人情操，獨立於婚姻以外，例如中世紀時期出現的「騎士愛情」，其實可以選擇一個女性，讓她長存於內心，成為自己奮鬥的目標，而這個獲騎士們置於心中的「理想女性」，通常都是已婚的貴族婦女。中產階級、個人主義、浪漫主義、以橫向的親密性（intimacy）作為聯繫，可說是思考「浪漫愛」的性質之時，不可忽視的幾個因素。

「自由戀愛」在中國：五四中的「愛情實驗」

從等級制的親屬關係支配中脫離、工業革命帶來的現代化時代、個人主義……「浪漫愛」的興起背景、該概念中兼帶的自由自主精神與浪漫主義風格，似乎與五四青年破除儒家觀念的禮教藩籬、高舉個人與個性的訴求不謀而合；除此之外，自晚清開始以「富國強兵」、「增產報國」為基礎，高舉男女平等、女性接受教育與啟蒙、女性出入與婚姻自由的解放女性運動（詳見梁啟超〈 論女學〉與金天翮《女界鐘》），以及各種西方啟蒙思想與文學作品的翻譯，以為後來戀愛至上、婚嫁自由的小說創作主題醞釀著發展力量。無怪乎茅盾整理資料時指出，民國十年（1921年）四、五、六月的120餘篇小說中，關於男女戀愛的佔70多篇，而關涉到一般社會生活的20多篇、家庭生活的9篇小說中，多數仍以男女戀愛關係為中心（《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序言》）。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浪漫愛」在當時五四之時，也許只停留於「時髦」與「概念工具」的層面而未能完全廣泛實踐至現實層面。

關於「時髦」，張愛玲在五十年代於美國創作的短篇小說〈五四遺事〉，便尖酸又不失幽默地調侃了當時「自由戀愛」：兩男兩女泛舟湖上，女的戴眼鏡以示「女學生」身份；男的寫詩自稱「湖上詩人」，「在月下朗誦雪萊的詩」，稱兩位女士為「密斯」（Miss / Ms）。最為諷刺的是，兩位男士都是結了婚的人！張愛玲總結道：「差不多人人都是還沒听到過『戀愛』這名詞，早就已經結婚生子……在當時的中國，戀愛完全是一种新的經驗，僅只這一點點已經很夠味了。 」

張愛玲回顧式地書寫五四的「自由戀愛」，在小說中讓各種「新女性」、西方浪漫主義的符號不斷浮出，將原本存在於「愛情故事」中男女之間的親密凝視、浪漫氣氛、交際情節搗擾得七零八亂。雖然最後那對泛舟湖上的「新式男女」，也說得上是「大團圓結局」地結成夫婦，但是有看過全文的讀者，是必然無法單純地將之解讀為「自由戀愛獲勝」的羅曼史或「愛情故事」的。

張愛玲喜歡拍照，點擊圖片查看更多

李海燕在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中引用凌叔華、丁玲、施蟄存、張恨水、張愛玲等人的小說為例，以啟蒙情感結構（the enlightenment structure of feeling ）理解五四與後五四期間，在關於愛的論述當中出現的各種新主體性與新社會性的主張與實驗。啟蒙情感結構以高舉「自由戀愛」的浪漫愛論述，對抗儒家意像中的父系社會結構；它強調個人作為一個最基本的、不可制約的道德選擇與行動單位，個人自由與自主，是生而為人不可妥協、讓步的堅持；因此自由地選擇婚嫁對象，將可體現他們就是一個自主的道德代理人，這是基本的個人權利，即便是父母亦不能剝奪。「浪漫愛」包含著兩種冒險精神：一方面，它代表著求愛與異性社交的刺激經驗；另一方面，它是對儒家觀念的儀式、家庭、父母權威的反抗，還有就是成為自主的道德主體，投身到「社會」與「民族」。

「愛情小說」標籤以外，更多需要說明的是……

「浪漫愛」看似只是關乎二人（不欲說男女，雖然追本溯源，該詞彙指涉的的確是為異性戀愛）之間的情愫、互動過程中細膩或暴力的親密情感；一個時代的特徵或一代人的徵候，只要作者筆力足夠鏗鏘、觀察足夠的仔細，在這個容易入口、香脆怡人的「浪漫愛」框架，或必須借助這個框架，總能達致最大的加成作用：費茲傑羅在二十年代寫摩登女子（Flappers）的愛情與掙扎，記下那個爵士年代其中一道最為璀璨絢麗的風景。本屆書展提出「愛情文學」主題來達到「以不同年代的愛情作品，側寫香港的時代演變」的宗旨，可見策劃單位期望以通俗主題打通時代脈絡的努力。

然而，就像羅曼史與「浪漫愛」雖然關係密切卻不宜混為一談一樣；「愛情文學」與「愛情書寫」或許同樣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應該說，如果單純將具備「愛情書寫」的小說指稱為「愛情小說」，難免會撫平了不同作家與文本之間的特殊性和「愛情」以外同樣關鍵的各類敘述。

以張愛玲為例（姑且不討論張愛玲的「香港作家」身份），她以香港為背景的作品，大部分跟她在 1939-1942 年間，從上海來到香港大學留學期間的所見所聞有關。張愛玲1944年出版了香港書寫的短篇小說集《傳奇》，包括最為著名的〈傾城之戀〉亦收錄在這本小說集中。關於這個結集，張愛玲早在1943年就於上海雜誌《雜誌》發表〈 到底是上海人〉，談及這些故事的創作方向：「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沉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花香〉、〈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八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去看向香港的。」張愛玲以近於南來作家、外來者的目光審視香港，構思了上述這些某程度上稱得上「奇情」的愛欲故事。這樣的觀看角度，也許並不妨礙我們欣賞張愛玲小說中機關處處、精妙幽微的設定，卻是理解她的香港創作時，不容忽略的背景資料。

大概在「愛情文學」的標籤以外，策劃單位同樣需要進一步說明、補充更多的文化背景，才能真正達到「以不同年代的愛情作品，側寫香港的時代演變」的主題宗旨。

以「愛情」這種普羅大眾都易於想像、發生共感的主題，作為書展的主題與宣傳賣點，其實不失為一個吸引年輕世代入場、接觸閱讀世界的好策略；再退一步說，也許將流行文學作家與嚴肅文學作家並置於「十大」這樣的做法，的確值得再行商榷，但這樣的處理方式若以市場推廣的角度審視卻有其合理之處。也許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到底「愛情文學」與「愛情書寫」之間有何異同？這些為書展所選取的作家，他們的小說當中除了愛情元素以外，其他不應輕視、忽略的文化語境，應該如何在主題專區的展覽中加以介紹呢？